全国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专题研究”系列课题成果（九）

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

全国政协办公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专题研究”第九课题组

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不仅彻底消除了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而且对全球减贫事业和人类发展进程具有深远意义。更重要的是，中国探索出一条立足国情、精准施策的减贫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减贫提供了中国样本。中国将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可供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有效填补了全球减贫的供给赤字，大幅提升了全球减贫治理效能。中国减贫成功实践既是对人类物质层面的提升，也是对人类思想层面的一场洗礼，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一、历史成就：直接推动全球减贫进程与目标实现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既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更是全球减贫事业和人类发展进程中一座巍然矗立的里程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减贫奇迹。这一成就，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重塑了世界贫困版图，直接推动全球减贫进程与目标实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行路径。

（一）里程碑意义：显著缩小世界贫困人口比例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中国在资源禀赋并不占优、人口规模空前巨大的条件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推进大规模减贫行动。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打响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脱贫攻坚事业在中国发展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截至2020年底，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将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也是人类减贫事业的重要丰碑。人类历史上尚无任何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依靠自身力量，使如此庞大规模的人口摆脱贫困。没有中国的成就，全球减贫进程将大打折扣。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若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绝对贫困标准衡量，中国减少的贫困人口甚至占到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四分之三，这一规模在世界减贫史上前所未有，被世界银行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

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功，不仅显著降低了本国贫困发生率，更是通过其“体量效应”，在统计意义和现实层面上对缩小世界贫困人口比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减贫最大贡献者。

（二）决定性贡献：改变全球贫困版图的关键力量

中国作为曾经世界上贫困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直接推动全球贫困人口分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带动了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大幅下降，缓解了贫困高度集中于特定区域的问题，极大地改变了全球贫困版图。

中国并未将脱贫攻坚成就局限于国内，而是通过国际合作机制，将自身减贫经验和发展红利向外辐射。例如，通过“东亚减贫示范合作项目”，中国将“整村推进”“精准扶贫”等成功经验在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落地。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对东盟等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还显著降低了贫困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为破解“增长不减贫”的全球性难题提供了现实路径。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等为平台，将减贫作为国际合作的优先方向。据世界银行报告，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帮助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三）率先性垂范：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减贫目标

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以其率先垂范的实践，有力说明了实现国际减贫目标的现实可行性。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审议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将“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作为其首要目标。通过持续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国于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比2030年减贫目标提前整整十年，极大提振了国际社会对实现全球减贫目标的信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评价，称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脱贫攻坚成就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通过减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促进粮食安全和农村产业升级；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清洁饮水和卫生条件；通过加大对妇女就业和教育的支持，推动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这种多目标协同推进的发展模式，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中国以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的巨大成就，直接加速了全球消除贫困的历史进程，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更大范围内落地生根注入了强劲动力与坚定信念，为全人类迈向没有贫困、共同繁荣的未来提供了坚实支撑。

二、范式之变：为全球南方点亮自主脱贫之路

在全球减贫进程中，西方国家主导的减贫治理理论长期占据话语权，其将贫困主要归因于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等外部因素，固化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发展模式。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减贫范式，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构建内生性减贫机制的信心和实现“自我造血”的可持续减贫样板，为人类减贫事业开辟了新境界。

（一）理论突破：贫困可以被战胜

20世纪中期起，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大量减贫治理理论，如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贫困循环积累理论、文化贫困理论等，核心均围绕“外因决定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源于低收入、多维度贫困因素积累或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打破贫困困境需外部冲击，且强化了贫困的“不可逆性”。后续出现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人力资本等减贫理论，虽暗含发展理念，但仍未脱离该框架，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在减贫道路上始终处于“理论追随者”的被动地位，消解了其减贫的内生动力。

中国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突破“资源决定论”的束缚，构建了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减贫脱贫理论体系。一是确立了“扶贫先扶志”的价值内核。我国始终将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激发内生动力，调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积极性”，“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必先扶志”，从根本上重塑了减贫治理中“人”的主体地位。二是明确“消除贫困”的治理目标。区别于西方“缓解贫困”的救济式扶贫，我国将贫困治理目标锚定为“消除绝对贫困、阻断代际传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脱贫。三是强调“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同于西方“涓滴效应”所倡导的经济发展自然扩散逻辑，我国强调政府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强调“确保农村所有贫困人口如期摆脱贫困”；强调“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二）理念创新：构建发展型减贫脱贫路径

长期以来，全球减贫实践存在“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两条路径的分野。“救济式扶贫”是西方长期进行的减贫实践方式，其援助效率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坚持以“开发式扶贫”为基础，通过强调产业发展、就业创造等方式，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系统性构建起了我国发展型减贫脱贫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既扶贫又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同时，我国将开发式扶贫与兜底保障政策相结合，形成经济增长、开发式扶贫、社会保护“三轨”并行的国家反贫困战略：一方面，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探索出产业带动型减贫模式、易地搬迁扶贫模式等因地制宜的理论方法；另一方面，将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等基本民生需求作为基础，注重教育、医疗、住房等长远发展权益的普惠覆盖，提升贫困群众教育、文化、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形成可持续发展路径。

（三）信心传递：彰显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可行性

长期以来，部分南方国家始终依赖西方援助或国际组织贷款，形成“依附型减贫”模式，使得减贫进程“碎片化”、不可持续，甚至陷入恶化困境，削弱其自主发展的信心。在脱贫攻坚实践中，中国始终坚持“自主探索、因地制宜”的原则，立足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始终，以自身实践成果让全球南方国家看到了“基于自身制度的自主减贫脱贫路径”的可行性。同时，中国也致力于国际减贫合作，基于“需求导向”模式，“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帮助其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减贫治理体系。

中国的脱贫攻坚创新了减贫治理范式，为全球提供了一套“非西方中心”的认知理念，形成无需依附西方的减贫脱贫模式，充分证明人类社会的绝对贫困是可以被战胜的。这有助于全球减贫治理话语权的重构，为构建更加公平、更具韧性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更加可持续的新阶段。

三、方案借鉴：为全球南方破解贫困难题提供方法论启示

中国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新时代以来通过实施脱贫攻坚，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中国方案并非机械复制的模板，而是一套立足国情、发展为本、精准施策的方法论体系，为全球南方国家破解贫困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立足国情：减贫道路的本土化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任何成功的减贫实践，都必须植根于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

中国地域广阔、发展不平衡，在脱贫攻坚中探索出分类施策、精准“滴灌”的方法。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实施生态移民与易地扶贫搬迁，在资源匮乏地区推动“一村一品”产业培育，在人力资本薄弱地区开展教育扶贫，在社会保障短板地区构筑医疗、养老、低保等多重防线。中国的脱贫攻坚实践启示全球南方国家：减贫不是单一政策的机械施行，必须从自身的文化基因和制度土壤中寻找适合的路径。

中国援巴布亚新几内亚菌草技术示范项目，正是立足本土国情的实践样本。针对当地热带雨林气候与土地碎片化特征，中方协助建立起“农户小规模栽培﹢合作社统一销售”的本土化体系。项目培训当地农户3200余人次，直接惠及贫困人口逾1.2万，巴新政府已将菌草产业纳入国家农业发展规划。

（二）发展为本：激发内生性脱贫的根本动能

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发展不足，减贫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中国始终坚持将脱贫攻坚融入国家发展全局，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通过能力建设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根本转变。

中国将脱贫攻坚工作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打破发展瓶颈。中共十八大以来，新改建农村公路超250万公里，解决1040个乡镇、10.5万个建制村通硬化路难题，新增5万余个建制村通客车。同时探索出“扶贫车间”“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多种模式，将资源禀赋转化为经济优势，培养了贫困人口的市场意识与经营能力。这些经验证明，可持续的减贫必须建立在内生增长动力之上。

埃塞俄比亚—湖南工业园项目便是这一理念的海外实践。园区引入中国中小企业集群发展模式，重点培育纺织、建材、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2024年，园区已吸引90余家企业入驻，创造就业岗位1.2万个，其中90%以上为本地员工，带动周边近50家配套中小企业成长，被埃塞政府列为“国家工业化的孵化器”。

（三）精准施策：提升治理效能的科学方法

“精准扶贫”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标志性方略，通过精细化、科学化、系统化治理大幅提升了扶贫资源配置效率。其核心要义“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构成了完整的工作闭环。

脱贫攻坚期间，中国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贫困人口普查，建立全国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实现精准定位和动态管理；根据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做到“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累计选派300多万名干部驻村帮扶，实现了贫困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全覆盖。这充分表明，减贫工作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资源规模，更取决于治理精度与政策执行能力。

老挝“东亚减贫合作示范村”项目精准移植了这一方法论。中国专家团队耗时三个月对327户家庭开展入户普查，精准识别112户贫困户并建立电子档案。针对各村差异实施“一村一策”，派驻专家驻村培训，三年后112户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从430美元提升至820美元，全部稳定脱贫。老挝政府已将此模式纳入《2030年国家减贫战略》。

四、平台拓展：推动国际公共产品体系创新发展

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向全球贡献了具有实践穿透力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不是简单的模式输出，而是通过知识共享、理念革新、务实合作与机制创新，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减贫支持网络，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可参照、可适配、可持续的减贫路径。

（一）知识供给体系的平台化构建

中国脱贫攻坚实践形成的理论成果，是一套将制度优势、治理现代化与减贫复杂性深度结合的知识体系，为全球发展理论提供了超越传统范式的知识产品。

精准扶贫理论的国际传播是中国知识供给的标杆。其“六个精准”方法论价值在于，为众多面临资源有限、治理能力薄弱等约束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针对性治理方案。精准扶贫的精髓在于，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工具和高度组织化的执行机制，将宏观的发展资源与微观的个体贫困成因直接对接，极大提升了扶贫效率和效力。中国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的实践极具代表性。该村精准扶贫前贫困发生率高达57%，人均年收入仅1668元。2013年启动精准扶贫后，驻村工作队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精准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种植等产业，配套进行基础设施改造。2016年底，贫困发生率降至1.28%，人均年收入跃升至8313元，实现整体脱贫。该案例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纳入《人类发展报告》案例库。

中国减贫经验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构建了知识制度化共享体系。通过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平台，中国已为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官员、学者和技术人员提供减贫主题培训。这种“减贫知识”转移，远比单纯资金援助更为根本，旨在帮助伙伴国家培育自身“造血”系统。

（二）发展理念引领的全球价值重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减贫与发展事业确立了以平等、包容、可持续为核心的新价值基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从单向度“慈善援助”向基于共同利益的“发展伙伴关系”转型。

中国在推动南南合作实践中，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融入项目设计，有效引导广大发展中国家规避“先污染后治理”“先增长后分配”的传统现代化陷阱。在非洲援建光纤网络时，同步实施大规模数字化技能培训，缩小“能力鸿沟”而不仅是“设施鸿沟”；在东南亚推广清洁能源项目时，设计社区参与和利益分享机制，确保能源转型与当地生计改善协同并进；在拉美支持农业现代化时，注重帮助构建完整产业链，而不仅是提高单产。

中国设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运作模式也生动体现了“平等伙伴关系”新范式。受援国不再是方案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导项目需求识别、方案设计的主体，中方作为合作伙伴提供技术、资金和经验支持。正如中国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激发贫困人口“主人翁精神”一样，这种合作机制深度激活了发展中国家的“主人翁精神”，有效避免了传统援助可能导致的政策依附性。

（三）务实合作网络的内生能力培育

中国依托南南合作框架与“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广泛项目网络，其基本特征在于超越了传统项目的单向交付模式，追求嵌入式的能力培育，将中国的脱贫攻坚经验、技术与当地的治理结构、资源禀赋创造性结合。

以南南合作项目为例，在老挝版索村的扶贫实践中，中国专家团队协助村民建立民主议事机制，指导编制村级发展规划，通过“手把手”实训将基础设施运维技能传授给当地技术人员，同时引入并适应当地条件的农民合作社模式，帮助分散农户整合资源、对接市场。“一带一路”倡议则在更广地域和更深层次上产生了减贫的规模效应与协同效应：一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显著降低贸易与物流成本，为偏远地区融入市场创造条件；二是经贸合作区与产业园区建设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特别是为青年和妇女提供非农就业机会；三是多双边金融合作缓解了基础设施投资约束，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流向生产性领域。

（四）治理机制创新的多边平台变革

现行全球减贫治理体系长期存在代表性不足与资源错配等结构性弊端。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减贫议程的制度性话语权与规则制定参与度。

中国通过推动二十国集团（G20）等机制将发展议题置于核心位置，支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并在新兴多边开发银行中倡导平等决策原则，拓宽了全球发展治理的民主基础。在“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中国—东盟乡村发展论坛”等区域性平台上，议题导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南方国家可以自主提出“小农经济与市场衔接”“非正规经济转型与青年就业”等源于本土实践的真问题；中国则系统性地分享在“县域经济统筹发展”“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领域的政策工具与实施路径。

从深层次看，中国脱贫攻坚经验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是将一国发展实践转化为全球治理资源的机制创新，其底层逻辑在于减贫归根结底是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的过程。当全球发展进入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新时代，这种基于平等互利、能力共建的公共产品供给，正为人类消除贫困的终极愿景提供更具时代适应性的中国方案。

五、价值升华：重塑人类发展范式与人类文明体系

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义远不止于解决数亿人的温饱问题，更在于在价值观层面促使全球完成一场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思想升华，并对人类发展范式与人类文明的走向造成深远影响。

（一）促进世界人权发展

贫困远不止是收入不足，而是基本能力和机会的剥夺。2001年，联合国明确将“消除贫困”定义为一项人权义务。消除极端贫困是实现所有人权的基础条件。

中国将减贫视作人权事业中最为重大和紧迫的工程，高度重视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发展权保障问题，明确把生存权和发展权置于人权保障的核心位置。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稳定与发展是实现所有人权的先决条件。没有一个安全、有序、持续增长的社会环境，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此外，中国坚持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和现实需要，自主决定其减贫战略与人权发展路径，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入到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中，而不是被外部强加的政治议程所束缚。中国把自身脱贫攻坚实践视为促进全球人权治理的重要途径，为推动全球人权事业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可持续的方向前进提供了重要动力。

（二）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

没有消除贫困的现代化是脆弱的、不完整的，甚至是虚假的。中国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极大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和理论内涵。

一是深刻重构了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和科技水平的提升，更是全体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曾提出一个经典论断，“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将消除贫困视为实现人的现代化与国家社会整体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中国的脱贫攻坚实践表明，现代化的成功与否，最终要落脚于是否解决了最贫困群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否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尊严、机会和希望。

二是创新了现代化的实施路径。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功向世界证明，现代化完全可以与大规模减贫同步进行，二者非但不矛盾，反而可以相互促进、互为助力。这为世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表明各国完全可以在尊重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的基础上，探索实现公平与发展并重的现代化方案。

（三）推动面向2050的人类社会发展

无贫穷作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面临巨大的挑战，全球减贫工作进展缓慢且不平衡。在此背景之下，国际层面已经开始了后2030年时代，面向2050年的规划之路。面向2050，全球减贫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气候变化、技术变革等将成为新型致贫因素。

中国将脱贫攻坚内化为各领域的发展目标和治理导向。以气候变化为例，中国统筹环境可持续性、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绿色转型成本与收益的公平分配，通过采取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再培训等举措，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托底和帮扶，不让任何地区、产业或群体掉队。总之，面向2050的减贫治理核心更多地体现为在面临全球重大挑战情况下，加强系统性抗风险能力建设，推动人类社会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四）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消除贫困是文明社会发展的核心标志。通过实施脱贫攻坚，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整体消除绝对贫困，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人道主义成就，极大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图谱。

物质文明方面，更加强调增长的包容性，确保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为最边缘化的人群所共享。政治文明方面，展现了高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活力，彰显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明形态。社会文明方面，使“消除贫困”“共同富裕”“包容性增长”等理念在全球发展议程中的权重日益增加，推动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发展的公平性和普惠性。精神文明方面，打破“等靠要”的消极心态，强调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脱贫攻坚是一次关于“发展为了谁”“如何实现发展”以及“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的深刻革命，其成就远不止于经济层面的收入提升，而是全方位推动中国文明形态迈向世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实践。

组 长：王检贵

成 员：仇焕广 王 文 贺达水 唐建军 张可心 蔡彤娟 申宇婧 丁 壮 李佳莹

本文执笔：王 文 蔡彤娟 申宇婧 丁 壮 李佳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