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这一战略论断绝非简单重复“内需外需并重”的传统逻辑，而是基于对当今全球化新阶段的深刻洞察，揭示了内外循环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塑造的辩证关系。其核心在于，自主性不是封闭的盾牌，而是开放的引擎；高水平开放必须建立在强健的国内循环的根基之上，而国际循环的深度拓展，又能反过来给国内改革以动力激励。唯有跳出“重内轻外”或“重外轻内”的二元对立，才能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赢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主动权。

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开放自主性的战略支点

提倡国内大循环为主，经常被误读为要“关起门来搞建设”，实则不然。其本质是通过畅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构建以我为主、安全高效的经济生态，从而为高水平开放提供战略纵深、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力与谈判筹码。国内外经验反复证明，那种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经济体，在遇到全球经济危机时会表现出极其脆弱的特征。无论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还是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期间，那些出口依存度高的经济体，在外部需求骤然下降时，都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长失速和结构失调。各种被动应对的窘境深刻警示我们，缺乏内生循环为主支撑的经济开放，无异于把高塔建立在沙滩上。

做强国内大循环之所以能提升开放的自主性和韧性，关键在于其重塑了需求与供给的博弈格局。当国内市场规模足够庞大且结构优化时，外部先进要素将在其强大的机会吸引下主动寻求对接，而非单向输出某些规则。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中国通过培育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促使特斯拉等外资企业调整全球战略，不仅在上海建立超级工厂，更将中国研发团队纳入核心决策层。这种实践，使中国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时，拥有了实质性的话语权。因此发展经济学一般认为，后发国家的开放自主性，根本上取决于其利用国内市场规模诱导技术升级的能力。内需不是终点，而是撬动全球资源与先进要素的杠杆。这一理论在当下中国正获得各种鲜活的印证。

更深层看，国内大循环的强健体魄，体现为制度性优势的积累。近年来，中国通过鼓励土地、劳动力、数据要素流动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和统一大市场建设，显著降低了过去内循环的交易成本。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公布，2025年1月—11月，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国销售收入的比重达41.1%，跨省区交易电量占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的比重为24%，这两个指标同比都有1个百分点左右的提升。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降至14%，较2012年下降4.2个百分点。这种内需规模扩大与效率提升，直接转化为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与开放谈判中的底气。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中国能主动提出“原产地累积规则”等创新条款，正是因为国内产业链已具备跨区域整合能力。反观某些拉美国家，虽长期奉行开放政策，却因国内市场碎片化、制度成本高企，沦为跨国资本的规则附庸，其教训在于，没有强健体魄的内循环的开放，终将陷入依附性发展的结构陷阱。

拓展国际循环：激活国内改革的动力

强调国内大循环的基石作用，并非否定国际循环的价值和重要性。恰恰相反，高水平国际循环是打破国内改革惯性与惰性、注入创新活力的关键外部刺激力量。传统认识通常将开放等同于出口导向、引进外资，却忽视了其作为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催化剂的深层次功能。其实，国际循环的真正价值和重要地位，在于通过全球竞争压力、知识外溢与制度规则学习等渠道，引导国内主体突破旧的路径依赖，实现能级跃迁与系统性升级。

历史经验昭示，封闭环境下的改革往往流于形式，而高水平开放则给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不息的引擎。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转折点，但其意义远不止于市场准入扩大和经济贸易成就表现突出，更关键的是，WTO规则倒逼国内进行了一场制度创新与建设，20多年来，在法律法规、关税政策、开放程度和贸易便利性等方面，中央政府累计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余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余件，有力地推进了规则导向的贸易自由化环境，在知识产权等领域深化完善了法律保护机制，建立透明化行政程序，推动国企从政策执行者转向市场竞争者。当外资企业以更高标准进入中国市场，本土企业被迫从政策套利转向效率竞争。例如，家电行业21世纪初外资品牌主导高端市场，倒逼海尔、格力等企业建立全球研发体系，最终实现从代工到品牌输出的全面跃迁与升级。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循环对国内改革的激活作用更显突出。跨境数据流动、数字服务贸易等新形态，要求国内规则与国际高标准接轨。中国在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过程中，主动对标其数字贸易章节，推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精细化修订。这种以开放促改革的逻辑，使国内数字治理从被动合规转向规则引领，如深圳前海试点“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机制，吸引亚马逊、云科技等国际企业设立区域数据中心，同时倒逼本地企业提升数据治理水平。因此中国通过参与高标准经贸协定，正在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制度创新的持续动力，这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可见，国际循环不是简单的引进来走出去，而是构建竞争—学习—超越的动态制度改革与创新机制。

内外联通互促：构建自主可控的开放新生态

实现内外联通、相互促进，绝非机械叠加内循环与外循环，而是需要构建一种新型治理生态，即在保障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让内外要素高效流动、规则有机衔接。当前实践中的误区在于，或过度强调自主而滑向保护主义，或盲目追求接轨而丧失发展主动权。真正的高水平开放，应如精密钟表，内外齿轮严丝合缝地咬合转动。

关键突破口在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设计。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实践提供了这方面的范本。其特殊综合保税区政策，允许企业自主选择跨境资金池管理模式，既满足跨国公司全球资金调度的国际循环需求，又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数字化监管，保障国内金融安全的国内循环要求。2023年，该模式吸引特斯拉、商飞等企业设立亚太分拨中心，带动区内研发经费高强度投入。这印证了这样一个判断：“未来的开放竞争，核心是制度环境的竞争。谁能将国内改革与国际规则创新性融合，谁就能定义全球化新标准。”中国在RCEP框架下首创“经核准出口商”制度，允许优质企业自主出具原产地声明，既便利了拓展外循环的国际贸易，又通过信用管理强化了国内市场秩序，做强了内循环，正是这种协同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数字化技术为内外循环互促提供了全新可能。传统开放依赖物理通道，易受地缘政治干扰；而数字平台能突破时空限制，构建虚拟双循环。例如浙江义乌的全球数贸港，通过阿里国际站连接200多个国家采购商，同时整合省内30万家中小制造企业数据，实时匹配海外需求与本地产能。这种模式使外贸企业库存周转率得到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海外消费者评价数据直接反馈至生产线，推动“小单快反”柔性制造发展，即国际循环的市场信号转化为国内供给侧的精准改革。技术本身不是目的，但当它打通内外信息壁垒时，便成为制度创新的催化剂。中国在跨境电商综试区推行的“无票免税”政策，正是基于数字溯源技术，既释放了外贸活力，又堵塞了国内税收漏洞，实现了内外循环的共赢。

当然，这一进程面临严峻挑战。全球价值链区域化重组的趋势下，“脱钩断链”的风险客观存在。但历史启示我们，真正的安全不在于隔绝风险，而在于增强系统韧性。例如德国在2008年危机后，强化“工业4.0”国内创新体系，同时深度参与欧盟单一市场，使其制造业出口占比较危机前有了巨大的提高，印证了强内循环支撑高开放的可行性。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把握自主性的辩证内涵，如在芯片、种业等关键领域，需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突破“卡脖子”环节；而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则应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范围限制，让市场机制去自动优化资源配置。

在内外循环的动态平衡中定义开放新文明

“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开放自主性，拓展国际循环增强改革活力”，这一战略思想的深刻性，正在于它超越了内向发展与外向依附的历史窠臼，揭示了全球化新阶段的生存法则：自主性不是封闭的堡垒，而是开放的通行证；高水平开放不是单向输入，而是内外能量的共振放大。从历史维度看，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因缺乏内生产业支撑，虽率先开放却迅速衰落；而19世纪德国通过关税同盟强健国内市场，再以技术立国融入全球，最终实现赶超。上述正反案例证明，内外循环的有机统一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

当下中国正处于内外循环的关键跃升期。国家统计局和WTO数据显示，当前中国最终需求中消费支出占比、人均服务消费额、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等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仅35%，货物贸易占据主导地位。这既说明内循环仍有巨大潜力，也表明外循环亟待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未来破局之道，在于将自主性转化为制度创新的动能，就是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降低内循环成本，以CPTPP规则对标提升外循环质量，在数据跨境流动、绿色技术标准等新兴领域主动设置议题。当国内改革与国际规则形成改革—开放—再改革的螺旋上升时，中国不仅能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更将为全球治理提供共生型开放的新范式、新榜样。

（作者刘志彪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