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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荣誉·委员风采丨经世济民赤子心——记“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张卓元

2025-01-24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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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所长、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24年获“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阅读中的张卓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开创性地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经济理论都是在调查研究和经济实践中不断总结提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这期间,众多经济学家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

年过九旬的张卓元就是其中一位。他长期从事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与规律,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荣获“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编辑部里勤磨砺

北京阜成门外,月坛北小街2号院这幢三栋四层的苏式建筑是张卓元最熟悉的地方,院中2号楼曾经汇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经济四所——经济所、工经所、财贸所、农经所,其中前三所,张卓元均担任过所长。《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等经济类学术期刊编辑部也安家在此。

1955年夏,中国经济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经济研究》正式创刊。在此之前,我国还没有一本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年轻的刊物在这一年迎来了年轻的编辑——22岁的张卓元。

《经济研究》甫一创刊,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于光远、顾准等新中国的经济学家先后在此发表作品,《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价值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大量阅读名家稿件的过程中,张卓元的学术灵感也源源不断地激发出来。

1960年后,张卓元参加了时任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编写和整理工作,开始了对“价值规律”的深入探求。

张卓元和孙尚清、何建章等青年经济学者被委以重任——他们在孙冶方的带领下,以撰写任务带动学科发展,探索建立中国经济学体系。

“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提出的一个命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命题都有不同的看法。1962年,张卓元发表《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文章对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能够形成和实现的前提进行了探讨,将整个讨论回归到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不仅在学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使困扰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难题得到化解。

时代大潮奔涌而来,改革已不是一个判断题,而是如何改的必答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为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提供了难得机会。这一时期,张卓元从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出发,逐渐产生以市场化推进价格改革的观点,与后来坚持稳定地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逻辑一致、思想一脉相承。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此前,张卓元曾分别参与《经济研究》编辑部组织编写的《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1949—1980)》《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等书的撰写工作。之后,张卓元陆续主编或主持出版《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等著作,不仅梳理了新中国经济学思想史,力求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也成为海外经济学家了解当代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手册。

敢问实践试锋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遵循着从经济机制调整到经济体制改革、再到经济制度创新的过程展开的。

改革开放是张卓元研究生涯的转折点。“恰逢盛世,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的空间非常大,涌现的经济问题也特别多,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肥沃的研究土壤和广阔平台。”张卓元如是说。

1987年,时任社科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张卓元第一次受邀参加中央专家会议,张卓元参与领衔的中国社科院课题组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我们提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要寻求增长速度与物价上涨之间的平衡,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理论上的徘徊局面,市场化的改革思路遭到一些人的批评,持市场化观点的学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改革困难重重。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应如何论述经济体制改革,怎样界定改革目标?为此,党中央于1991年秋冬时节召开专家座谈会,张卓元受邀参会。

11个半天,11次座谈。时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副主任陈东琪回忆说,张卓元在座谈会上就建立合理的价格结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关系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意见。“他讲话很有艺术性,提出的意见建议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不让人听着刺耳。”

“1991年这11次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产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同时也为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共识,于今后中国之改革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张卓元说。

1993年,张卓元参与的文件起草组用了近半年时间,完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其中一万五六千字的篇幅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作了细致安排。当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该决定,中国开启大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之后,市场经济各方面势头正劲,国有企业却出人意料地“趴窝”“搁浅”,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可以兼容?

1996年10月16日,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成立,张卓元是成员之一。对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重要意义,张卓元这样评价:“它对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给出了创造性解释,理论上提出的公有制形式多样化,政策上提出的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模式,为国有企业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扫平了制度障碍。”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末,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环节,也一直是包括张卓元在内的经济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

1998年,张卓元成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每年全国两会,国有企业改革都是热点话题,也一直是全国政协的履职重点之一。”回忆起当年的履职经历,张卓元印象深刻。“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难度最大、争议最多的改革之一。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10年,经常参加有关国企改革的座谈,具体次数已经记不清了。”

2004年3月7日下午,全国政协十届二次全体会议举行大会发言,张卓元作《国有企业改革仍然任重道远》的发言并于《人民政协报》刊发。他提出加快改革步伐、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四点建议:一是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二是积极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规范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三是加快推进垄断行业中央企业改革;四是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张卓元的发言为后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世界性的经济学难题。张卓元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称为“经济改革新征程”,全会公报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调整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虽只两字之差,实则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1991年参加中央的11次专家座谈会算起,张卓元参加了诸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和决策咨询工作,参与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亲历了中国改革事业进程中的重大决策出台。

距第一次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在张卓元的脑海中,这段记忆依然鲜活。他缓而有力地告诉记者:“印象最深的就是起草文件办公室内堆积如山的材料。那时办公桌上摆了10多本16开本的资料。这于我而言是非常难得的接触实际、了解国情的学习机会。”

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看来,张卓元的经济学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守正创新,二则是实事求是。”70余年研究生涯,张卓元始终把自己的研究和国家发展所需紧密结合起来,为国家发展尽经济学家天职。

1998年到2008年,在全国政协履职的十年间,张卓元显示了一位经济学家与时代的相处之道。张卓元既是观察者,观照社会,将发现的经济学问题归结到案头;又是实践者,躬身社会生活,融入时代,将理论创新扎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更是推动者,在全国政协履职十年间,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建议——

2001年11月下旬,中央邀请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经济学家座谈新世纪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张卓元以双重身份参加,将新世纪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凝练成六个重要方面:一是着力寻找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实现形式;二是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形式;三是建立开放型市场体系,推进自然垄断部门改革;四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五是建立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六是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

2004年12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织委员为编制“十一五”规划建言献策,张卓元就“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作发言,并明确提出“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的观点,力主“十一五”规划要突出改革;

2006年,针对各地盲目追求GDP增速,造成经济过热、环境压力过大的情况,张卓元就“用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制约盲目攀比GDP行为”作发言……

履职十年,张卓元的视线不只停留在其驾轻就熟的经济问题上,而是将触角径向延伸到社会的诸多方面。

“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我联合李京文等几位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全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每天发布空气污染指数,以促进各地政府抓紧治理空气污染。”谈起履职,轻快心情体现在张卓元的语速中,他笑着告诉记者:“在提出建议的几个月后,全国47个重点城市陆续开展了空气质量日报工作,这一提案也在当年获得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

“经济学从来是致用之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要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十年间,参加政协调研、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对我们这种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学者而言,这样的经历与经济研究工作相生相长、互相促进。”张卓元如是说。

师道传承大先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

张卓元觉得自己最大的幸运,是工作之初就有幸遇到了“大先生”——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那里当时可谓大师云集,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张卓元都曾做过这些大先生的助手。

孙冶方先生是张卓元经济学研究之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他倡导并坚守的“不改志,不改行,不改观点”的“三不”治学精神,为张卓元一生奉行。

张卓元的良师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益友,在孙冶方的研究工作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看到张卓元的身影。“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句名言是理论先声,更深深影响了年轻的张卓元。

20世纪80年代初,张卓元注意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北京三里河附近的菜市场开始卖“活鱼”了,群众排队抢购。“这是生活中经济学的实践魅力,也恰恰说明价格改革搞活了经济。”

张卓元开始深入细致地展开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他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研究经济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办法。进厂矿、跑乡村,走遍城市的角落去调研……“经过调查以后觉得有一些体会,才写得出文章。比如说农产品成本,在农村里头打算盘,计算了半天,我甚至可以右手写字,左手打算盘。唯有此,笔下的文章才更有说服力,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这些经历对张卓元的学术成长特别是坚持治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起了很大作用。“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搞经济学研究,不能只从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

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热带雨林效应”,独木难成林,只有形成热带雨林生态,才能形成稳定持续的生长环境,张卓元显然明白这一点。

对于自己的学生,张卓元也要求他们不能只是囿于书本或是在网上查资料。“研究生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其问题意识,首先要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其次才是解决问题。我是这一教书方法的受益者,如今也用到自己学生身上,效果依然很好。”张卓元笑道。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招收学生,到耄耋之年仍未停止的教学育人,30多年间,张卓元培养了近40名经济学博士。他不仅对学生倾囊相授,更以言传身教,塑造学生的学术品格,激发独立思考的能力。

治学用心老到,为师同样悉心拿手。面对年轻的学生,张卓元总是鼓励,多有包容。“对学生们在学术中的不同观点,只要是认真研究和严肃思考的结果,即使不甚成熟,我们也能够相互探讨。”

张卓元的学生、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房汉廷介绍,至今仍活跃在一线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经在其指导下学习或工作过。“在这个大师云集的环境里,他带出了一批新一代的学者。”

鲐背之年,张卓元仍在关心年轻学者的成长。如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新的实践课题。在张卓元看来,高水平建设往往意味着高难度,而高难度也会带来新的突破。他殷情寄语:“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国研究经济问题,是个大好的时机,应该能够做出很多很好的成果来。大家应当日拱一卒、铢积寸累,为祖国改革发展谋更多良策。”(记者 李京 赖仁杰 信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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