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既源自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和根本政治立场，明确“为了谁”“依靠谁”“评判谁”，将人民性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部实践。“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就是，“为民”宗旨与中国数千年政治传统中的“民本”理念形成价值共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从《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民贵君轻”、荀子“民水君舟”，构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思想谱系，并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政治判断：政权合法性的最终依据不在神意，也不在强权，而在民心。“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些论断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存在结构性的契合关系。马克思深刻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出自《礼记·礼运》的千古名言，描绘了中华民族对“大同世界”的崇高想象。“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这两重维度共同构成中华文明最深层的政治基因。马克思所构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与儒家的大同社会，在终极指向——消除阶级对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具有内在的契合。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将这一古老理想通过转化发展，使其在当代政治实践中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形态。面对“世界怎么了”的时代之问，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都蕴含着“天下大同”理念，将古人理想融入细化为可感可知的奋斗实践，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担当。

从“革故鼎新、与时偕行”到“自我革命”

《周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革故鼎新”体现的是一种“去故取新”的精神气质，强调事物革除旧命、创建新命的动态过程。新时代党建实践将这一精神日常化、制度化，凝练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这一表述揭示了“革故鼎新”在政党治理层面的最高体现：它不是外部强加的压力，而是政党自觉的、主动的、持续的制度性更新。

“历史周期率”所揭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循环，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对政权命运的独特洞察，它体现了一种超越具体王朝更替的文明忧患意识。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提出这一命题时，其参照系正是中国数千年的王朝兴衰史。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周易》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左传》提出“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种忧患意识塑造了中国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民族性格。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传统进行了自觉的继承与升华，将这种忧患意识转化为制度化的“自我革命”机制——不是被动的“忧患”，而是主动的“自省”；不是个人的“慎独”，而是组织的“自我净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党独有难题”命题，以及“六个如何始终”的系统思考，正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传统忧患意识相结合的思想自觉。“天地革而四时成”，顺应时势、除旧布新蕴含着中华民族宝贵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气质，与这一传统变革精神一脉相承。

从“任人唯贤、选贤与能”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任人唯贤”的用人智慧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厚的尚贤传统。先秦以来，历代思想家对“贤”的内涵进行了持续丰富与发展。不同学派虽路径各异，却形成了一种基本共识：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得人，而得人的根本在于以德为本、德才兼顾。从《尚书》“任官惟贤材”的古老训诫，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任人唯贤”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一条关于“如何选人、怎样用人”的智慧脉络贯穿中华文明五千年。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一场深层的文化重塑与制度再造。

首先，体现为对“贤”之标准的历史性重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20字好干部标准。这一标准既是对传统“德才兼备”原则的继承，更是对其时代内涵的赋予。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是将“敢于担当”纳入“贤”的核心维度。“为官避事平生耻”的古训，在新时代被转化为干部选拔的刚性要求——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当者，即便“才”再出众，亦不符合“好干部”标准。这一转化深刻回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担当精神，同时植入了现代政党治理对干部“作为”的政治期待。

同时，“以德为先”的传统被赋予更为严格的政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这就是我们的用人标准为什么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这一论述不仅重申了德的主导地位，更将传统修身之学提升为政党选人的政治原则。“有才无德会坏事，有德无才会误事，有德有才方能干成事。”这种“德才辩证统一、德居首位”的用人逻辑，正是对传统“德主才辅”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同时又使其具备了现代政党治理的刚性约束力。

中国特色选贤任能制度扎根于中华民族“任人唯贤”的优秀传统文化，又吸取了古代“能上能下”“退而致仕”等人事管理制度的精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贤能政治”，是中华文明政治智慧在当代的制度呈现。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体现，是坚定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来源。

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到共产党人的“心学”

《周易》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中华君子人格确立了双重理想：阳刚进取的奋斗精神与怀柔包容的厚德品格。《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强调个体德性完善与社会秩序和谐的内在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极为重视党员修养问题，正是这一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此论断将传统“修心养性”的儒家话语改造为“党性锤炼”的党建话语，实现了修身传统向政党建设范畴的理论位移。

具体而言，“自强不息”在新时代党建工作中被转化为斗争精神。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要求全党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应对风险挑战中“强筋健骨”。这种将奋斗精神与政党政治品格相融合的转化，使“天行健”的精神从个人修养层面上升为政党的精神气质。“厚德载物”则被赋予明确的政治内涵——要求党员干部常怀敬畏之心，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法纪。这里的“德”不仅是个人的私德，更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德”与“忠诚”。传统修身强调“慎独”“自省”，新时代党建实践将这一智慧运用于不想腐的自觉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其中“不想腐”正是依靠觉悟、依靠修身来筑牢的思想防线。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在道德觉悟上不断自我提升，才能担当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使命。这种将“内在修养”视为“政治能力”前提的思想理路，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印记。传统道德哲学，在党建实践中找到了新的表达形态。

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政治建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其自身建设不仅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普遍规律，也始终受到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深刻塑造。

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提供了科学的解释框架和转化动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提供了扎根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和“民族形式”。这种双向建构的产物，就是兼具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文化生命力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过程也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政治建构。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这一文化主体性建构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它既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性——阶级性、先进性、组织性，又获得了中华文明赋予的独特品格——天下情怀、忧患意识、修身为本。这种双重品格，使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既不同于西方政党的组织理论，也不同于传统王朝的治国之道，而成为一种具有文明深度的现代政党治理智慧，充分体现了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追求。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创造历史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文化条件。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明根脉意义上的有机融合。这种“植根”既赋予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历史的纵深感，是五千年文明智慧的现代结晶；也赋予它以文明的开放性，是在与时代对话中不断生成的文化生命体。理解这一植根性，对于把握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特质及其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历史位置，具有根本性的方法论意义。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作者 张军 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