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面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中国之问聚焦民族复兴的道路与理论，世界之问追问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人民之问关切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时代之问把握百年大变局的历史方位。这四个维度的追问，不仅是一份厚重的议题清单，更在认识论深处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赖以生产知识的认知框架，是否足以回应如此复杂多维的时代挑战？回答是，不仅需要议题设置的转换和本土案例的积累，更需要一场认知范式的深层转型。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经历了三次深刻的认知革命。牛顿经典力学确立了决定论范式：宇宙如精密钟表，给定初始条件即可精确预测未来，每一结果都有唯一确定的原因，整体可以分解为部分之和，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截然分离。爱因斯坦相对论带来了关系论转向——时空不是绝对容器，而是与物质和运动相互定义，物体的属性在关系结构中才获得意义，同时性依赖于观察参照系，物质运动不存在绝对的观察立场。量子力学则开启了概率论范式：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表明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精确测定，薛定谔方程描述的是概率幅而非确定轨迹，玻尔的互补性原理指出不同实验条件下需要相互排斥的描述方式。观测行为本身参与建构实在，量子纠缠打破了还原论的孤立系统假设，叠加态挑战了经典的二值逻辑。

然而，这三场革命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扩散却极为缓慢。美国学者菲利普·米罗斯揭示，新古典经济学大量借鉴19世纪物理学隐喻，将经济系统建模为追求均衡的力学系统。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直接借鉴了牛顿力学中的方程组求解思想，马歇尔的供需曲线本质上是力学平衡观念的变体。20世纪中期，萨缪尔逊进一步将运筹学和最优控制理论引入经济学，强化了以数学确定性描述经济运行的方法论取向。直至今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仍沿用确定性趋势加随机冲击的线性逻辑，理性预期假设认为经济主体能够掌握全部信息并计算出最优决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惨烈的方式暴露了经典范式在预测系统性风险和捕捉非线性反馈方面的致命缺陷。更为深层的问题是，决定论、还原论、主客二分、二值逻辑这些“认知底板”不仅塑造了经济学，也渗透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中。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些看似自明的哲学范畴，实际上都建立在经典力学认识论的预设之上。

“四问”的提出，实际上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范式转型的系统要求，分别对应着不同层面的认识论变革。中国之问，追问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逻辑。这不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是在五千年文明传统和百年奋斗历程中生成的历史形态。如果仍然沿用本质主义的单一现代性模板，以还原论思维将中国经验分解为若干变量纳入西方框架，就无法真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和独特价值。中国之问呼唤一种生成论和关系论的认知框架——将现代化理解为多重因素在特定历史情境中耦合涌现的过程，而非普遍规律在不同空间的机械重复。

世界之问，面对的是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性挑战。这些问题具有跨国性、系统性和非线性特征，无法在单一国家或单一文明框架内得到回答，更无法用简单归因和线性因果来理解。世界之问呼唤一种超越主客二分、承认多元主体间性的参与性认识——知识生产不是某个中心文明对世界的“客观描述”，而是不同文明主体在对话和实践中共同生成的理解。

人民之问，要求知识生产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当知识不再被视为精英对大众的“科学管理”，而是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实践内在关联时，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刚性边界就不可避免地被软化。人民之问对应着量子思维中“观测者效应”，其深层启示是：人民是知识生成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共同建构者，知识并非仅仅是对客观对象的描摹。从人本立场出发，知识评价标准也必须从形式化的技术精致性转向对人民福祉的实际增进。

时代之问，要求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脉动。这不是简单的权力转移或周期波动，而是技术革命、文明竞争、制度变迁和生态危机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系统演化。线性外推和均衡假设在此完全失效，必须运用复杂系统思维、网络分析和演化动力学等工具，才能捕捉时代的非线性动态和涌现性特征。时代之问还意味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具有前瞻性和战略预见能力，而这不是在经典范式内通过更精细的数据处理就能实现的。可见，“四问”分别对应着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深层变革需要，共同构成了检验新范式有效性的综合标准。

需要清醒认识到，社会科学认知范式的滞后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的结构性困境。西方学术界的顶级期刊审稿标准、博士课程设置和评价机制，共同强化了经典范式的权威地位，提出与主流范式根本冲突的新思路往往面临发表困难和职业风险。这种制度性保守主义使得范式转型在西方学术界内部难以自发实现。事实上，西方社会科学也滞后于自然科学认知范式的变迁，社会科学面临方法论升级的共同任务。

中国反而具有独特优势。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的首要性、历史的生成性和人的主体性，这与量子思维中的纠缠性、叠加态和观测者效应存在深层共鸣。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物我交融”等思想，为超越还原论和实体论提供了丰富的认识论资源。“两个结合”在认识论层面具有深刻的范式重构意义。当然，范式转型不是对西方学术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传统思想的复古回归，而是在全球知识变革的大背景下，以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方式，建构既回应中国实践需要又贡献人类知识进步的新认知框架。

具体路径上，需要多管齐下、协同推进。一是加强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对话，积极培育量子社会科学、数字社会科学、词元经济学等新兴交叉领域，打破学科壁垒。二是改革学术评价和人才培养机制，探索建立更加多元、更具前瞻性的评价标准，鼓励原创性理论探索和方法论实验。三是在社会科学教育中增加科学哲学、复杂性科学和量子理论的基础内容，帮助新一代学者建立更加现代和开放的认知框架。四是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论资源，通过创造性转化，为建构新范式提供独特的概念工具。最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数字治理、生态文明等当代重大实践，在回答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检验和发展新的认知范式。

综上所述，回答好“四问”，不能停留在既有认知框架内做局部修补，而需要实现认知范式的深层跃迁。从决定论到概率论、从实体论到关系论、从主客二分走向参与性认识——这一转型不仅是中国学术走向自主的必由之路，更是为人类知识进步贡献中国智慧的战略机遇。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归根结底来源于认识论的自主性。如果我们的思维仍被牛顿时代的范式所禁锢，那么无论积累多少本土案例、提出多少中国特色概念，都难以触及知识体系的根本。“四问”既是问题的提出，也是对新范式的检验。只有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具备了回应这四个维度的认识论能力，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坚实地建立起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作者 刘尚希 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