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格局、传播生态与交往方式同步发生显著变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拓展了国际传播的速度与规模，信息流动空前活跃，但由此打破信息壁垒、增进理解的同时，也伴随着认知分化、情绪对立等隐患。国际传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已不仅仅是能否传播、传播多少，更是如何建立关系与信任、如何增进相互理解。

国际传播内涵并非先验固定的理论框架，而是由现实中的传播行为、场景与主体动态塑造、不断明晰的。长期以来，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建立在“信息传播”的理论框架之上，将国际传播理解为信息、话语与符号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流动过程，并以认知影响和态度改变作为核心评估标准。然而，随着国际交往从阶段性接触走向常态化互动，从媒介主导走向多主体参与，这一以信息为中心的范式正逐步显现出解释力不足的局限。实践表明，单次的信息输出难以替代长期的交往积累，传播效果亦越来越取决于既有关系结构与互动经验。

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转向成为引人注目的学理现象，从以信息扩散为核心的“信息传播”，转向以信任生成与关系维护为导向的“关系管理”。

国际传播从“国际宣传”到“信息扩散”

根据普遍性的认知，国际传播即指涉了人类信息跨越国家边界的交流和流动。然而，若简单地将国际传播与国家间的互动相等同，就可能忽略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国际传播并非一个先验存在的稳定概念，其内涵始终在具体历史情境与实践形态中被不断界定与重塑。从学科史角度看，国际传播最初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域，而是伴随着现代国家体系、战争动员与跨国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步成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传播首次在大规模战争背景下成为国家战略工具，进入国家战略视野。以国际广播为代表的国际传播实践，成为战争动员和意识形态对抗的重要工具。英国广播公司等机构，通过无线电技术将本国立场、价值观和战争叙事定向投射至他国受众，国际传播在这一阶段几乎等同于国际宣传，其基本特征是国家主导、单向输出和明确的政治目标导向，传播的核心在于信息的覆盖范围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冷战时期，这一实践逻辑得以延续并制度化。随着传播学在欧美的学科化发展，国际传播逐渐被纳入传播学研究框架之中。国际传播被理解为跨越国界的信息流动过程，研究者关注“谁在说”“说了什么”“通过何种媒介”“产生了何种效果”，由此形成了以媒介和信息为中心的经典研究范式。

这一范式在相当长时间内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一方面，它回应了冷战对抗背景下国家间意识形态竞争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与传播学强调信息传递与效果评估的学科传统高度契合。然而，其内在假设同样清晰：只要信息能够被有效传递，就可以改变认知；认知的改变，最终会带来态度和立场的转变。国际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为一种“跨国说服机制”。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交往形态日益复杂，这一以信息为中心的范式逐渐显露出解释边界。信息传播技术不断增强，但国际认知因为传播渠道的日益多元等而更难达成共识，分歧更难消解；传播密度持续提升，但相互信任并未同步增长。这一现实反差，为国际传播范式的反思与转型提供了现实动因。

“关系转向”重塑国际传播格局

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出现了“关系转向”这一理论现象。关系转向强调以“关系本体”为分析起点，将国际传播理解为行为体之间持续互动、不断生成的关联性实践过程。尽管“关系”作为一个日常概念早已广泛存在，但其被系统提升为理论分析的核心范畴，标志着国际关系研究在范式层面的重要突破。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多以国家为相对独立、先在存在的行为体，将国际体系视为由这些实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所构成的结构。在这一框架下，关系往往被理解为行为体属性或利益计算的外在结果。关系本体范式则对此提出根本性反思，认为行为体并非先于关系而存在，而是始终嵌入具体的关系网络之中。各国间的基本形态，不是静态的结构对峙，而是行为体在互动中彼此塑造、相互定义的动态过程。

这一范式革新在认识论层面体现为对主客二分思维的消解。关系转向不再将国际关系视为可被外在观察和测量的客体，而是强调研究者必须进入关系生成的过程之中，理解互动如何改变认知、规范与行为逻辑。在全球化与数字技术深度互嵌的背景下，这一视角尤显必要。国际体系日益呈现出多维连接、非线性互动与网络化权力生成的特征：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国际事务，不同领域的互动相互渗透，国家影响力越来越取决于其在全球关系网络中的枢纽位置及规则塑造能力，而非单纯的物质资源占有。

关系转向在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研究中也逐步显现。公共外交领域近年出现从“传播”转向“关系培养与管理”的理论趋势，提出“关系性公共外交”概念，强调公共外交的核心目标并非信息说服，而是与外国公众建立稳定、互信的关系。这一转向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对伙伴关系建构的高度重视。在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等“没有护照的问题”。伙伴关系不仅提供了资源整合与协同治理的机制，也在情感认同与信任生成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合作关系能够加速信息流动、放大传播效果，并在共同实践中增强情感共鸣，推动信息流、影响流与关系流的相互促进。

正是在这一理论与实践背景下，国际传播的“关系转向”逐渐成为一种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国际传播不再仅以传播主体或传播效果为中心，而是转向以关系为核心评判标准：国际传播是否通过信息交往、人员往来和物质交换，建立和增进了多边关系，是否促进了国际合作与互利共赢，是否推动了文明互鉴与全球治理。相应地，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也发生转移，从分析信息传播行为，转向考察多维国际交往中的连接结构、关系网络与枢纽地位，并以人流、物流、信息流、数据流等指标，综合评估国际传播的关系性成效。

由此可见，国际传播从“信息传播”走向“关系管理”，并非孤立的学科调整，而是国际关系理论“关系转向”在传播领域的必然延伸。这一转向为重新理解国际传播的功能、目标与评价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进一步讨论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范式意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实践与理论跃迁：多维交往中的国际传播关系转向

国际传播范式的转型，并非单纯源于理论思考，同样来自现实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关系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社会存在形式，长期内嵌于中国社会运行与认知方式之中：中国传统社会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与持续互动，由此形成以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秩序与行为逻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差序格局”，正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编织而成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主义思维为中国学界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也为突破西方理论范式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近年中国国际传播实践所呈现出的新特征，也为关系转型提供了重要经验基础。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这一重要论述拓展了国际传播的内涵，将其从以“对外发声”为中心的传播行为，提升为嵌入国家整体对外交往和国际关系建构过程中的系统性实践。国际传播由此不再仅仅指信息传播，而是贯穿于经济合作、人文交流、地方交往与民间互动等多主体、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交往实践之中，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不断深化。这些交往过程并不总是以明确的信息输出为目标，而是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实践和共同体验逐步积累理解与信任，传播的意义更多体现在关系的生成、维护与调整之中。这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关系转向”形成了内在呼应，国家间关系不再被视为静态结果，而是持续生成的社会过程。

在这些实践中，国际传播的核心功能不再局限于信息的跨国传递，而是参与国际关系的建构与管理。从信息传播向关系管理的转型，并非对信息传播的否定，而是对其理论边界的拓展与重构——信息依然是关系生成的重要媒介，但已不再构成国际传播的唯一分析中心，关系开始成为理解传播效果、评估传播意义的基础性变量。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也在促进向关系管理的转型，以算法推荐、个性化分发和互动平台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使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能够形成持续、差异化的连接关系，并通过情感认同与互动反馈实现关系的维护与强化。

向关系管理的转型要求国际传播研究从关注信息传播行为，转向分析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多维交往与互动过程；从侧重信息效果评估，转向考察关系结构、连接网络与互动机制。以关系为核心变量重新审视国际传播，不仅有助于解释当代国际交往中信息效能与信任生成之间的张力，也为构建具有自主性、解释力和普遍意义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开辟了新的路径。

真正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传播，不仅取决于“说了什么”，更取决于在多长时间内、以何种方式，与世界建立并维系了怎样的关系。因此，国际传播的关键已不在于信息如何跨越国界，而在于国家如何在持续交往中嵌入世界、塑造关系，并通过关系的生成与管理，参与国际秩序的长期建构。

（作者钟新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赵丽岳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加快国际传播五力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