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特别强调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以能源革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推动清洁能源及其技术研发应用与装备制造高质量发展，既是贯彻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核心抓手，也是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

一、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清洁能源作为“双碳”目标实现的核心载体，其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能源安全与生态安全，更与经济结构优化、民生福祉改善、国际竞争格局深度绑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清洁能源是推动绿色转型的“主引擎”。近年来，多省市践行的将能源开发与生态修复、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的“光伏﹢治沙”“光伏﹢农牧业”等模式，充分证明了清洁能源正是实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目标的关键路径，并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清洁能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高地”。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能带动上下游万亿级产业链升级，更能在风电主轴轴承、储能IGBT芯片等高端领域突破“卡脖子”技术，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已形成全球领先的产业规模，为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提供有力支撑。

二、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瓶颈挑战

当前，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既有技术创新“硬短板”的困境，也存在体制机制“软约束”的问题，面临系统性瓶颈与挑战，需精准施策、靶向突破。

首先，技术创新“自主可控”能力不足，制约产业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卡脖子”贯穿产业链关键环节，亟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

其次，产业链“安全韧性”水平不高，影响产业协同效能。区域布局失衡与结构性矛盾制约产业链竞争力。需从国家层面优化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

再次，市场机制“有效配置”作用不强，抑制绿色发展动能。价格失灵与价值变现难题削弱经营主体积极性。非理性价格战导致行业“量增利减”，需深化市场化改革，提升市场调节能力。

最后，政策保障“精准协同”力度不够，削弱发展预期稳定性。管理低效与政策多变影响产业信心。需强化政策协同性与连续性，提升政策支撑保障水平。

三、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结合实际，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需从“技术创新、产业链协同、市场机制、政策保障”四大维度，推动系统性改革，助力战略性发展。

聚焦“自主可控”，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攻坚行动，由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制定清洁能源“卡脖子”技术清单，力争“十五五”末高端装备国产化率提升至80%以上；优化创新投入结构，设立国家级清洁能源基础研究专项基金，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通成果转化堵点，在产业基础好的地区布局国家级中试验证基地，推动我国标准与国际接轨。

聚焦“安全韧性”，优化产业链协同布局。强化国家顶层设计，由相关部门制定全国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指导目录；推动源网协同发展，将“源网同步规划、建设、投运”作为项目审批前置条件，加快西北沙戈荒新能源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建设，打通输电堵点。

聚焦“市场赋能”，深化绿色机制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加强招投标市场监管，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健全绿电价值实现机制，建设全国统一绿电、绿证交易市场，与碳市场衔接；创新储能商业模式，明确独立储能经营主体地位，建立“容量电价﹢辅助服务﹢电量价差”多元化收益机制，推广共享储能、容量租赁模式。

政策保障维度：聚焦“政策保障”，营造稳定发展环境。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在国家与重点省份成立“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推行重大项目一站式并联审批；将清洁能源相关专业纳入国家“强基计划”，实施校企订单式人才培养；强化政策连续性，重大产业政策出台前征求经营主体意见，设置合理过渡期。

（作者于干千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云南省委会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