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吉措姆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宋宝刚 摄

明吉措姆

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藏医药大学藏医系教授、珠峰领军人才、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常务理事、藏研中心国家高端智库学委会委员、WTO ISO国际标准化注册专家。

初春的羌塘草原，风似淬了沙的刀。强光混着碎砾石砸在17岁的明吉措姆脸上，那感觉不是疼，是密匝匝的麻，像无数只细蚁在啃噬脸颊，没一会儿，就洇出淡红的印子。

藏袍的下摆被风灌得如绷紧的帆，每一次涌动，都把她往马下扯拉。马背上的明吉措姆紧紧拽着简陋的药箱。没一会儿，马儿的呼吸也开始沉重起来——它也累了，从日出到日头偏西，整整8个小时路程，连停下来啃草的功夫都没有。

“走了走了。”想到牧民们在帐篷外翘首等待，明吉措姆咬牙拍了拍马背，朝着高原深处前行。马背上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将走过聂荣县的荒原、走过牛津大学的讲堂、走过全国政协的会场。她只知道，此刻掌心的疼、腰背的酸、喉咙的干，都抵不过牧民们企盼的眼神。

从草原到国际：为藏医药寻“现代语言”

1988年的聂荣县还没有水龙头，取水要靠扁担挑；没有通畅的公路，行医全凭骑马；药少得可怜，遇到重症病人，只能自掏腰包买药，有时，还需亲手制药。

“那段日子，我见过太多被病痛困住的牧民。大家把100%的信任交给我，我绝对不能辜负。”藏医的《四部医典》里藏着千年智慧，许多疗法能够有效缓解各种疑难杂症，可明吉措姆发现，这还远远不够。“这些宝贵的理论和实践不能仅仅局限于让周边群众受益，还需要经过科学的研究和验证，推向世界。”

这种愿望，成了明吉措姆求学之路的起点。她先是考取藏医大专，又攻读藏医硕士。可随着对藏医理解的加深，她愈发意识到，要让藏医药走出高原，必须掌握“现代科学的语言”。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出国深造。

2000年初，明吉措姆踏上留学之路，攻读医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为了强化科研能力，读博期间她还申请了谢菲尔德大学的公共卫生硕士，后来还加入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心脑血管研究团队。

“留学时，几乎没有任何时间休息。”清晨的台灯下，明吉措姆习惯性摸向桌边，想端起阿妈常递来的酥油茶，指尖触到的却是咖啡杯。有人劝她“没必要这么拼”，她却总提起家乡那些等着治病的牧民：“如果我多学一点，就能多救一个人！”

在牛津大学从事研究期间，明吉措姆经历了一次尤为珍贵的学术交流。她的导师是人类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在一次探讨中，导师从严谨的学术规范出发，指出藏医药领域仍需更多实证数据的支持。明吉措姆将自己长期积累的案例与初步观察结果细致整理，以谦逊但坚定的态度，与导师进行了长达3天的深入讨论。

“我不是要否定现代科学，而是想证明我们藏医药的价值。”明吉措姆对导师说，“藏医是我们祖先用千年实践总结的智慧，不能因为‘不符合现有框架’就被否定。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方法验证它，而不是改造它。”最终，导师被她的坚持打动。

在国外的11年里，明吉措姆的脚步遍布20多个国家，踏足世界各地大学讲学，参加组织高端学术交流研讨会，促进了藏医药学的国际化发展。同时，她也拥有了大量国外患者，他们通过藏医的调理重获健康后，握着明吉措姆的手说：“我们真怕你哪天不来了。”

牛津大学曾向她抛出橄榄枝，邀请她担任资深研究员；奥地利科学院邀请她担任终身制研究员。朋友劝她留在国外能有更好的发展，她却摇了摇头说：“只有回到西藏，我才能真正把藏医的根扎深。”

2016年，明吉措姆带着多年所学，回到了西藏藏医药大学。那片她魂牵梦萦的雪原，终于等到了她。

从校园到政协：为藏医药破“发展瓶颈”

回国后，明吉措姆同样面对种种挑战。团队协作、研究平台和研究氛围的限制，使得许多项目的推进并不容易。

“最难的不是缺乏资源，而是缺少合力。”明吉措姆尝试组建团队，却注意到医学理论与应用之间普遍存在差距。在申请科研资金时，因项目较为前沿，评审专家对其可行性提出了疑问。

明吉措姆没有放弃。她从自己的学生入手，带学生一起去基层收集案例；她主动对接西藏多家医院，把自己的研究数据分享给临床医生；她甚至组织学生翻译国外藏医药重要文献，打开国际视野。

转机出现在明吉措姆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政协这个平台给了我更多发声的机会。”明吉措姆格外珍惜这份责任，刚参加完全国政协会议，就提交了《关于推动藏医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提案》。她在提案里这样写道：“当前全球对传统医学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们藏医该抓住这个机会。建议在西藏藏医药大学设立留学生院，逐步吸引外国学生，让他们成为藏医国际化的‘桥梁’。”

这件提案很快得到重视，可在推进过程中遇到“卡点”——西藏藏医药大学未被列入国际大学名单，无法招收国际学生。明吉措姆希望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加快补齐学校国际名录申报的基础短板。“现在留学生院的筹备虽然慢，但至少在往前走。”说起这件事，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作为政协委员，明吉措姆的调研脚步遍布西藏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处，都要仔细询问“藏药的储备够不够”“牧民看病方便不方便”。今年6月赴广西调研时，看到壮医、瑶医与现代医疗融合服务群众的场景，明吉措姆深受触动：“各民族医药智慧互鉴，才让藏医药既能守住《四部医典》的根，又能接上时代的脉。”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我亲眼见证了藏医药的‘蝶变’。”明吉措姆感慨地说，从过去的“家族式传承”到现在的“高校教育”，西藏藏医药大学已经培养了上万名藏医人才；从过去的“缺医少药”到现在的“73个县中有40多个成立了藏医院”，藏医医疗服务实现了“全覆盖”；从过去的“手工制药”到现在的“现代化生产线”，西藏的藏药企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明吉措姆的眼神里满是坚定。

从孤身到团队：为藏医药绘“未来蓝图”

如今的明吉措姆，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当当，有人问她“累不累”，她笑着说：“只要能做实事，就不觉得累。”

明吉措姆现在最看重的，是高原医学领域“藏医药重大优势病种研究团队”的建设。“西藏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高原病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而藏医有千年的应对经验。”明吉措姆和团队已经梳理出多种藏医治疗高原病的经典方剂，通过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其中的多种成分能有效改善高原缺氧引起的心肌损伤、肺功能下降。“如果能建立专门的研究中心，我们就能进一步验证这些方剂的疗效，甚至研发出新的药物，不仅能造福西藏牧民，还能为全球高原病治疗贡献‘中国方案’。”

为了这个目标，明吉措姆一次次去自治区科技厅、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沟通，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她对接国内的顶尖医学院，邀请专家加入团队；她还带着学生去日喀则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收集高原病患者的临床数据。“我有100%的信心，只要平台建起来，一定能出成果。”

在明吉措姆看来，藏医药的未来，既要守根，也要创新。守根就是要保护好藏医的传统理论和文化，不能让《四部医典》的智慧被遗忘；创新就是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解读藏医，让藏医能融入现代医疗体系。“比如藏药的‘药食同源’，红景天就是很好的例子，既能入药，又能做保健品，如果能做好产业化开发，不仅能带动西藏的经济发展，还能让更多人了解藏医。”

明吉措姆也格外关注女性在藏医领域的发展。“过去藏医多是男性传承，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进来。”她带的博士生里，女性占比很高，她常对学生说：“不要觉得女性做科研不容易，只要有初心、肯坚持，就能做出成绩。”

工作得闲时，明吉措姆喜欢在西藏藏医药大学的校园里，看那些来来往往的学生。他们有的在讨论《四部医典》，有的在实验室里做药理实验，有的准备去基层开展实习义诊。看着他们，明吉措姆总能想起17岁的自己，想起那匹在羌塘草原上驮着药箱的马。“那时我只是想做个好医生，没想到能走到今天。”她说，“藏医药的发展，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事。我会继续做铺路石，让更多年轻人能带着藏医走出高原、走向世界。”

问初心为何依旧滚烫？采访最后，明吉措姆做了这样的比喻：“我是守着雪域的一名普通藏医，就像那高原上的雪莲，不贪暖阳、不慕繁花，只为在家乡的土地上，把藏医的暖意、把祖先的智慧，递到每一个盼着健康的人手里。”（记者 王晶 韩雪 王亦凡 李京 宋宝刚 汪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