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格局加速重构。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应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战略选择，更是发挥大国经济内生优势的必然要求。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我国具备内需主导与内部可循环的独特优势，经济韧性与回旋空间持续显现。随着做强国内大循环战略向纵深推进，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如何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发展动能转换与制度优势再造，成为夯实国内大循环根基的核心命题。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在于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这迫切需要以“创新驱动”与“改革驱动”的双轮协同，破解循环梗阻、提升经济韧性，以“双驱动”夯实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根基。

国内大循环的理论逻辑与战略价值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必然性。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三重重构”，一是科技革命推动产业范式变革，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耦合；二是逆全球化浪潮冲击传统国际分工，全球供应链加速区域化重组；三是我国发展阶段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迁，内需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此背景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既是应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大国经济循环的独特优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为理解现代经济循环提供了方法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的有机统一，构成经济循环的基本架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具备“规模性、内源性、多元性”的独特优势：一是14亿多人口形成的庞大消费市场，内需潜力持续释放；二是全产业链体系支撑的供给韧性，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齐全，能够实现“内部可循环”；三是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形成的“雁阵效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加速成形。这种独特优势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供需均衡”的静态分析框架，将技术创新、制度改革与结构优化纳入经济动态大循环体系。

内需主导型经济模式的形成是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通过吸引外资和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出口依赖度过高导致经济波动风险增加。因此，我国逐步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模式，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尽管内需潜力优势显著，但经济循环仍存在“四大梗阻”：一是供需结构错配，中高端供给不足与低端产能过剩并存；二是要素流动壁垒，劳动力、资本、数据等跨区域配置效率待提升；三是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明显；四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制约统一大市场建设。

“双驱动”的发展内涵与协同机制

新发展格局下，推进“创新驱动”与“改革驱动”的“双驱动”协同机制，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发展动能转换与制度优势再造的核心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产业链韧性重构赋能供给体系，改革驱动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制度效能转化激活需求潜力，两者在“制度、技术、市场”三维互动中形成螺旋上升的协同效应。

创新驱动的技术跃迁重塑供给质量。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可以增强国内市场的供给能力和需求响应能力，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例如，技术进步能够优化产业链结构，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动内循环的“量”与“质”双重提升。创新驱动与国内大循环的关联性还体现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耦合上。研究表明，国内外产业链耦合协调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国家创新效能，进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降低市场分割，进一步畅通了国内大循环。创新驱动能够通过“创新增加收入、收入刺激需求、需求驱动供给”的动态平衡机制，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例如，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进而刺激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内循环。

改革驱动正逐步转向系统性重构。改革驱动的核心在于突破体制机制的藩篱，释放要素配置的效率，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实施以来，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核心要素的流动性显著提升，市场活力得以进一步激发。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聚焦于要素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三权分置”的创新实践，探索建立跨区域的要素交易指数，并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仅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更能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进程，从而将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此外，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功能升级亦是关键所在。在数字贸易规则、绿色标准互认、知识产权保护等前沿领域，需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高标准相衔接。

“双驱动”的协同耦合机制。创新驱动与改革驱动的“双驱动”协同耦合，本质是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响应”的螺旋式上升，将大国经济的规模优势转化为质量胜势。因此，创新与改革存在“供给—制度”的互馈关系，二者协同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激励”的乘数效应，不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技术创新提升供给质量、以制度创新释放需求潜力、以组织创新优化循环效率，同时通过差异化政策设计解决区域与产业异质性矛盾。未来应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与深层次制度改革，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最终实现国内大循环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转型。

以创新和改革“双驱动”做强国内大循环的路径探析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从而培育发展的新动能。在这一进程中，不仅要着重强化基础研究以及实现技术突破，还需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构建起一条从研发到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应当优化创新生态，把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催生出更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助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

优化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创新效能。持续推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化与完善，充分发挥其在资源整合、协同攻关方面的独特优势。一方面，积极探索资源整合的创新范式，深入挖掘产学研融合的路径，推动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合作；另一方面，完善“揭榜挂帅”机制，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构建起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体系。通过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的相互结合，确保新型举国体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的保障，助力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推进确权、定价、交易这三个关键环节的系统性改革，优化要素配置效率。同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支持。此外，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营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持久动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以国内大循环牵引国际循环，达成更高水平的内外联动。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实施“以制度型开放促规则对接，以自主创新控战略风险”的弹性策略。一方面，借助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推动国内外规则、标准的深度对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秉持自主创新的理念，掌握关键核心技术，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确保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全面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既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又要强化自主可控能力，达成更高水平的内外联动与协调发展，为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把握主动权提供有力支撑。

以创新和改革“双驱动”做强国内大循环，其本质是通过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凭借改革破除制度壁垒，在更高层次上达成供给与需求、政府与市场、自主与开放的动态平衡。这不仅关系到当下经济发展的韧性与活力，更决定了未来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话语权，意义深远且重大。唯有坚持系统思维、把握辩证关系，才能够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胜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牢经济基石。

［作者徐晓明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中心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