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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边疆治理提出一系列重要论断、重大举措,多次强调“治国必治边”“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指引边疆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024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推进边疆治理,需要强化理论支撑。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存在哪些内在逻辑?有哪些路径?要聚焦哪些方面?本期我们邀请学者撰文,分享理论研究成果。
——编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推进边疆治理,需要强化理论支撑。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关乎理论的创新,更关系到国家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近年来,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边疆地区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边疆学的理论构建迫切需要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服务实践需求的理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性、时代性、应用性与复合性四个特性构成了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四者有机融合,推动边疆学理论从学术层面的探索逐步向实践层面的应用转化,为国家边疆治理提供全方位理论支持。
历史性是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边疆治理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深嵌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从秦朝的羁縻政策,到汉朝的驻兵屯田、唐朝的都护府,再到清朝的“改土归流”,各个历史阶段的边疆治理政策既是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经验积累与实践延续,也是多民族国家统一理念下治理策略的具体体现。这些政策在空间上跨越了中原与边疆的地理界线,在时间上则涵盖了数千年的延续性与变迁性,形成了一套兼具灵活性与实用性的治理机制。正如钱穆所言:“我们讲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上之特殊性。”与其他国家的历史相比,中国历史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其绵延古今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仅体现在国家治理政策的延续性和衔接性上,还反映在文献记录(包括官方文献与民间文献)的连贯性中,并通过大量考古遗存与物质文化得到佐证。这些特征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奠定了独特的历史视角和坚实的学术基础。因此,中国的边疆治理研究应该立足于自身历史和内生文化传统,展开一种贯通古今的系统性研究。历史性在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具有重要的双重价值,一方面,通过系统梳理和反思边疆治理的历史演进,为理论创新提供丰富的素材与经验;另一方面,它有助于厘清边疆治理与国家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当下及未来的边疆治理实践提供宝贵的历史镜鉴。这种基于历史性的研究不仅深化了中国边疆学的学术根基,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应对复杂边疆问题过程中长期以来所积累的群体智慧与内在包容。
时代性是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动力和发展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边疆地区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揭示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边疆治理理念从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向以发展为导向的综合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以民生改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呈现出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现代化特征。这种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治理语境,不仅契合当下中国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也是党和国家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不断积累经验的结果。如果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无法立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性框架,理论体系便可能陷入脱离实践的空泛境地,难以有效回应新时代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求。进入新时代,边疆研究需要深入分析边疆地区多样化的发展需求,拓宽民族学、人类学、思想史等研究路径,涵盖经济、文化、生态与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这就要求边疆学的理论建构既要扎根于深厚的历史性,又能够主动回应时代性,并具备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唯有在理论层面对时代性问题精准洞察,通过实践检验和不断修正,才能构建出既符合中国特色,又具备学术高度和现实指导意义的边疆学理论体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持和知识保障。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更是助力国家治理和边疆繁荣的必然要求。
应用性是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活力。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中国边疆学需要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既关注理论向实践的转化过程,也重视实践对理论的反哺与推动。例如,在中国边疆治理的实践中,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纽带,成为中国边疆治理的一大特色。边疆治理中的主体力量不仅包括戍边战士,还涵盖护边员、护林员等群众性力量,如阿克陶县护边员阿布都加帕尔·猛德因亮出党员徽章感动全网,三代护边70年的楷模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以及一家四代守边的草克特格斯一家。这些个体虽来自不同民族和岗位,却因共同的党员身份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他们不仅在边疆治理中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的力量,也彰显了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高度联结。如果在边疆治理研究中忽视这股基层力量,就难以全面理解我国边疆治理的整体面貌和深层逻辑。因此,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应用性具有双向性,既体现在“从实践中来”的研究方法,也表现在“到实践中去”的理论转化能力。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应用性,是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交汇点。通过将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紧密结合,中国边疆学不仅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边疆治理需求,而且还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关于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实践场景,彰显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复合性是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整合逻辑和系统框架。边疆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复合型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的交叉与互动。因此,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局限于单一学科的视角,而必须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综合性的研究框架。复合性要求边疆学研究从整体性出发,将历史、现实与未来相结合,将边疆地区的特殊性与国家发展的普遍性相结合。例如,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如何实现边疆地区的绿色转型;在民族团结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如何促进文化的相互包容与深度交流;在边疆稳定与国际合作之间,如何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区域发展模式,都是复合性研究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通过复合性的研究思维,边疆学知识体系能够在历史性研究的深入度、时代性研究的敏锐性和应用性研究的实践性之间形成有机结合,从而产出更加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成果。此外,复合性的视角还可以突破西方基于学科分类的既有知识体系。国外的边疆研究通常围绕文化边疆、政治边疆和社会边疆展开,并提出相应的理论框架。然而,这种完全基于学科划分的分类方法容易使我们无法形成整全的边疆图景。对于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而言,他们的边疆体验具有显著的复合性。以我国新疆阿勒泰边境的牧民日常生活为例,牧民对于政治边疆的感受,主要来自边境检查站的设立。首先,牧民深刻理解政治边疆的设立是为了国家安全,直接关系到自身生活的安全与稳定。其次,政治边疆在运作过程中也考虑到牧民的文化与社会维度,例如在牧民的转场与上山祭祀过程中,边境检查相比游客有更简便的手续,并设有专门通道。此外,哨岗的存在还加强了牧民在国家层面上的身份认同。因此,在牧民的日常叙事中,边境检查站作为政治边疆的象征,与牧民的文化和社会实践相互交织,成为边疆生活体验的一部分。穿越边境检查站后,牧民更多关注的是草场边界和家族敖包的空间位置,这些具有文化属性的“边疆”。在社会边疆方面,由于草场的紧邻,牧民有时会与蒙古国的牧民接触,这时中国人与蒙古国人的身份差异会突出表现。由此可见,在中国边疆地区,边疆的概念并非如国外知识体系中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三项单一选择,而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情境性。国家在边疆治理过程中也并非仅仅依赖强制力和明确的边界划分,而是注重通过综合治理避免“边疆治理的硬化倾向”。总之,复合性要求研究者超越单一、静态的叙述框架,从动态、多维的视角重新审视边疆及其历史演变。复合性强调,边疆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整合。基于这种复合性视角的分析,能够揭示出边疆治理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从而呈现出独特的“中国性”。
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历史性、时代性、应用性与复合性构成了其内在逻辑的四大支柱。历史性为体系提供了理论根基,使边疆学能够扎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与历史土壤;时代性赋予体系以发展动力,使其能够及时回应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应用性确保了理论的实践价值,使边疆学不仅成为学术研究的工具,更成为国家治理的智力支持;复合性则将这些不同维度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使知识体系能够适应边疆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四个特性共同构成了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推动其从理论创新走向实践服务,并在全球范围内为国家治理与边疆研究提供独特的中国方案。通过这一逻辑框架的深化与完善,将有利于中国边疆学在国家战略实施和国际学术交流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者袁剑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胡峻雄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本文为国家民委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疆域的内在关系研究”(编号:2023-GMI-05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