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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守正创新,遵循科学规律,推动中医药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加大中医药资源的发掘和保护”双周协商座谈会发言摘登

2021-11-30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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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前中医药发展迎来了重要机遇,但仍面临科研创新动力不足、人才瓶颈制约明显、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等突出问题。11月26日,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专门就此进行协商议政。现将有关发言摘登如下——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何维作主题发言

近年来,中医药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中医药事业步入新发展阶段。但是,中医药服务能力和供给质量与党中央要求、与人民群众需求还有差距。在此前提下,我梳理了几点意见:

一、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的重要论述,做好中医药资源的发掘和保护的奠基开篇之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聚焦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参与调研和议政的委员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均认为,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强化中医药资源发掘与保护,将其作为当前写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文章的重要奠基开篇之作。守正,就是坚守中医药护佑中华民族生命健康的文化理念和精神之魂,文化为体,医学为用,坚守医未病、综合施治经验,坚守中医药品质上乘的工艺原理、制作工艺、工匠精神,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沿着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方向前进。

二、摸清中医药资源发掘和保护的症结所在,找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大脉络。

中医药资源的发掘和保护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一是医和药两方面传统优势的资源支撑不足,中医药发展根基不稳。从医的方面来说,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一些独具地方特色的中药炮制方法等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面临失传危险,中医古籍底数不清、发掘不够、相关人才奇缺。从药的方面来说,中药材质量良莠不齐,全产业链缺乏严格质量监控。二是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两大弱项明显,中医药发展活力不够。中医药效物质基础研究薄弱,中医药科技平台总量不足。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薄弱。三是医保政策和价格体系引导机制有待完善。有关医保政策尚未完全落实落地。一些中医药门诊服务项目费用未能纳入医保范围。中医技术成本和劳务价值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三、有关工作建议:

一是扬优势,进一步发掘和保护中医药资源,夯实核心竞争力。

挖掘、筛选各级医疗机构或民间广泛使用的诊疗技术,开展规范化、标准化研究。建立健全省级名中医制度,对民间学术流派进行科学评估。加大投入编撰《中华医藏》。

中药材标准体系在完善基础上应加大推广应用力度。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全产业链质量控制体系要进一步加强。中药材农业生产应予以相应政策性补贴,加大珍稀濒危中药材野生抚育和人工繁育研究。利用现代科技解析古法炮制机理,发展相关新标准。建立健全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体系。进一步提升中药生产工艺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支持推出一批现代优质中药制剂。

二是强弱项,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理论和实践创新,激发新的生命力。

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新药审评审批机制。在2030重大项目、重点研发计划中,加大对中医药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积极搭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系统阐明中药药效物质及其作用机制。深化医教协同和产学研用融合,加强中医药医疗技术基础研究、前沿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

针对中医药人才遴选、科研成果评审、医疗水平评价等,建立符合中医药特色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加强中医药人才资源保护。

三是补短板,进一步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扩大社会影响力。

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政策,探索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诊疗项目、中药饮片、中成药和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提高报销比例。及时落实国家将中医优势病种纳入按病种收付费范围的政策,合理确定收费标准。

探索中医医院与同级综合医院病种定额标准相同的支付政策。将中医治未病诊疗方法纳入国家重大慢病防控规划之中。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局原副局长马建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

8月下旬,卢展工副主席率提案委调研组赴甘肃、山西,就“加大中医药资源的发掘和保护”重点提案开展督办调研,并开通了专题网络议政群。调研组了解到,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和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按照中医药法要求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完善政策机制,中医药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中药质量逐步提升,中医药发展取得新进展。但也看到,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和多元价值发挥还不够,与中央要求、群众期待还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医和药两方面优势未能充分彰显,医保政策和价格政策引导机制有待完善,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两大弱项比较明显。

当前,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需要深入落实、落地中央《意见》,完善中医药服务和保障体系。医保是激励约束医疗服务行为、引导医疗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调研组了解到,医保方面对中医药支持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国家医保支持政策落实不到位。多数地方未将中医优势病种纳入按病种付费范围。没有设置独立的中医药服务医保新增项目评审小组。二是中医药报销存在不合理限制。有些地方对中医医疗技术联合使用不予报销;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超过总费用的一定比例;医疗机构院内中药制剂未能全部纳入报销。三是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政策亟待建立完善。中医药服务项目定价普遍偏低、价格调整幅度和频率不足。为此,建议:

在政策层面。一是加快完善中医药服务价格政策。及时对中医药服务项目进行调价评估。医疗机构炮制使用的中药饮片和中药制剂实行自主定价,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二是探索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适当提高中医药服务报销比例,降低起付标准。遴选发布中医优势病种,实施按病种付费。把中医药防治具有优势的慢性病病种,纳入门诊慢病范围。

在实施层面。建议国家医保局牵头制定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政策性文件,系统集成国家各项医保政策,强化落地落实。鼓励各地开展多层次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为制定国家医保政策提供经验借鉴。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卢传坚:提供更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迫在眉睫。目前科技支撑不足原因如下:

一是中医药临床优势显著,但科学研究薄弱。中医药立足整体调节、强调辨证论治、注重个体化治疗、突出维护正气、重视多靶点治疗等核心理念和特色,是取得疗效的临床优势,但科学表达面临很大困难,临床疗效“说不清”、作用机理“讲不明”,导致中医药科学性备受质疑。

二是中医药原创资源丰富,但研究投入亟须加强。中医药原创资源丰富,资源存量庞大,但科学研究投入欠缺,原创优势难以彰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9-2021年中医药类资助的面上项目每年约占医学科学部的13%;“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经费中,西医研究专项投入经费约49.75亿元,“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投入经费仅为14.51亿元,西医和中医投入比例悬殊。

三是中医药亟须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但缺少重大科研平台。目前全国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54个,尚无中医领域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十三五”期间建设了50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医类仅有2家,最近准备遴选的28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医类名额也仅有4家。

为此,建议:

一是面向中医药原创基础理论设立专项,推动中医药原始创新。建议以原创性、基础性、前沿性研究为抓手,聚集优势资源集中攻关,力争理论源头取得重大突破。

二是提高重大科技项目对中医药研究投入的占比。建议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区域联合创新基金等项目增加支持力度,为科学总结和评估中医药疗效设立临床研究专项,为采用科学方法阐明中医药疗效设立基础研究专项,为将有效方药开发成现代创新中药设立重大新药创制专项。

三是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加强中医药科研平台的建设力度,建议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遴选过程增加中医药领域的数量,创造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院长马忠明:加强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体系建设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和瑰宝。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优质的中药材是关键,优良品种及优质种子种苗是基础。只有建立健全种子种苗繁育体系,保证中药材质量,才能使中医药在健康养生、治病救人中发挥独特优势,进而促进中医药的产业化、现代化。

目前,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体系建设滞后,一是品种选育基础薄弱,二是繁育技术落后,三是种子加工技术研发滞后,四是基地建设滞后。为此,建议:

一是加快中药材种子资源保存、评价和利用。将种质资源库、基源库列入国家重点项目支持,并作为国家战略持续推进;结合资源普查工作,重视资源原生境保护,加强资源评价与利用;以抗病、高产和优质为目标,加强中药材的提纯复壮和新品种选育;制订种子种苗质量标准,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支持生物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应用研究,解决开荒育苗等问题,保护生态,降低成本。

二是建立中药材现代种子种苗产业园。通过加大科技支撑、资金投入和制定扶持政策,在主产区支持有能力的种子企业建立集种子种苗研发、基地建设、贮存、加工、检测、销售和质量追溯为一体的现代产业园,集聚科技资源,加大技术攻关和良种推广力度,彻底改变种子种苗自繁自育的落后方式,解决种子种苗混杂和质量不高的问题。

三是加快制定中药材种子种苗管理条例或办法。明确种质资源保护、品种选育与审定、种子种苗生产与经营、质量控制、进出口管理、行政管理和法律责任等内容,打通制约种子种苗繁育的关节,建设种子种苗标准化体系、生产经营体系和管理体系。

四是建立国家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区域检测与评定中心。开展种子种苗质量标准及检验技术研究,提高检测能力和手段,规范评价标准,建立质量追溯体系,保证种子种苗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翔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凡儒: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

我从企业角度谈一谈中药审评审批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中药新药审评注册效率低。据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数据,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间,申请开展中药新药临床研究的数量为514件,批准252件,其中最终批准上市的仅有23件,批准率不到4.5%。这么低的批准率,再加上化药、生物新药的强势竞争,致使中药企业对中药新药的开发积极性不高。

二是现行工艺标准严重滞后于科技进步。许多中药品种工艺是在20多年前审批的,近年来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不断涌现,老工艺标准已严重滞后于科技进步。

三是新增适应症的审批过于保守。中医药具有悠久的临床应用历史,随着实践发展,一些新适应症逐渐被发现和验证。如果一种中药申请增加适应症,仍需做大量临床试验,企业负担太重。

二、有关意见建议

一是改革完善中药注册、审评审批管理。在中药新药临床试验、上市申请注册、审评审批和知识产权保护上提供政策支持,激励中药创新药研发;提高审批效率,加强与中药价格、医保、报销等政策制度的有效衔接,激发中药企业新药研发动能,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全面实行中药生产工艺变更备案制。除中药注射剂等高风险产品外,持有人只需将工艺变更内容和相关研究报省级监管机构备案即可,彻底解决困扰企业的出膏率等问题。同时,支持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优化生产工艺,促进中药制剂生产工艺变更更加科学、合理及中药制剂质量均一稳定。

三是建立反映中医药特点的中药评价技术体系。尽快建立基于真实世界证据、临床病人综合获益、已上市中药临床新适应症及用法用量的新发现等人用经验的中药审评审批技术要求和证据体系,构建不唯成分论的综合质控标准,对符合中医辨证施治理论的新增适应症放宽审批要求,加快审批进程。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江西省委会主委,江西省科协主席史可:强化中药资源保护和生产管理

保障中药材质量及其稳定供给是支撑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就现状而言,在常用的500余种中药材品种中,质量总体较好,少部分合格率仍然较低。究其原因,一是中药资源管理薄弱,无序采挖导致资源破坏,野生药材供给不稳定;二是栽培药材因无计划种植导致产需失衡,药贱伤农事件常有发生;三是未配套实施药材“优质优价”管理,导致药材质量不稳定。为此,建议:

一是加强中药资源管理法规建设和保护监管执法力度,保障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对有关中药资源保护法律法规进行适时修订,根据行业特点调整明确执法主体部门及其责任,切实加强中药资源保护监管执法。针对濒危、重要野生中药资源可加大对中药资源种质基因库的养护资金支持。

二是大力推动中药材种植生产技术进步。为切实保证药材质量、供给及其稳定性,建议遵循“质量优先”“生产与生态保护和谐”原则,采取传统与现代农业、生态种植等多种形式大力推动绿色中药材生产产业发展。借鉴近20年的GAP实践经验与教训,着重加强优良品种选育、种植技术提升、生产过程技术规程执行及农药化肥使用管理和监督。

三是探索改革中药材生产计划管理模式。可探索中药材生产经营管理模式改革,引导和鼓励成药等产品制造生产企业需求方与种植基地联合建立“定制药园基地”,保障基地稳定与持续发展;对于重要品种可探索参照国家烟草管理模式,实行“计划种植”生产管理。

四是进一步提升中药产品质量标准及其检验技术水平,提高药品市场监管能力。持续实施“国家药品标准提升行动计划”,提高中药产品质量标准客观性与科学性及其检验技术水平,为中药新药研发、产品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与市场监管提供技术与法律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部主任、保健医疗部主任张洪春:加快推进中药炮制技艺传承与人才培养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事业始终饱含深情、寄予厚望,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我们要在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上下功夫。

中药炮制是中国传统医药守正的重要环节,炮制技艺是关键制备或提取手段。中医药学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中药炮制经验,中药炮制技艺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孝涛、金世元老师被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当前,随着老药工们的退休和离世,一些优秀的传统炮制技艺面临着“后继乏术、后继乏人”。主要问题为:一是对中药炮制技艺的重视和投入不足。近年来,对传统中药炮制特色技艺及其与现代技术结合的研究不够,亟待加强挖掘、传承和创新。二是高层次传承人才不足,培养模式不完善。据统计,从事饮片生产人员70%为高中和中专学历,大学本科学历人员仅占8.5%;在已评出的全国90位“国医大师”中,中药学专业仅1人。人才培养虽然从“师徒传承”增加了“理论与实践教学”等模式,但相关配套措施尚待完善。三是中药炮制尚缺国家级标准。调研发现,各地执行的均为地方标准,国家级规范性文件还未出台。为此,建议:

一是坚守传承,加大创新发展中药炮制技艺的支持力度。将中药炮制技艺与理论的研究,列入国家科研重点项目,支持中药炮制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支持和鼓励传统技艺与技术创新相结合、中药饮片新设备的研发,积极推进炮制装备的现代化与信息化;推进制订中药炮制全国性标准和规范指南。

二是完善符合行业特点的高质量人才培养模式。把传统“师徒传承”模式融入现有教育体系,支持开设“炮制老专家传承工作室”,为经验传承提供平台;大力推进校企合作、职业教育,让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家参与“订单式”人才培养,为社会输送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崇尚“工匠精神”,坚守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吉林省委会主委,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秦海涛:不断做强吉林人参等道地药材产业

人参源于中国,主产吉林,是最具代表性的道地药材,在中医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十三五”以来,吉林省高度重视人参产业发展,不断做强做大人参产业,特别是元参药食两用后,大大提升了人参产业发展空间。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随着国家相关林业政策的实施,禁止采伐基地种植人参,林地种参优势不复存在;人参产业全链条谋划系统性不强;人参精加工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产业化程度不高;人参标准化体系国际影响力不够;人参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不高。此外,韩国高丽参竞争强劲,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销售价格都远高于我国人参品牌。为此,建议:

一是强化人参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加快人参全产业链标准立项和制定工作。在优质种源繁育保护、标准化种植技术应用、新产品研发、深加工生产、市场营销升级等方面,加大探索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模式创新。推进人参质量追溯体系建设、规范监督管理。

二是强化人参科技创新支撑作用和新技术应用。推动国家人参重点实验室建设。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研发到中试转化为支撑,建立较为完整的人参科技创新体系。加强人参基础研究,加强人参质量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在国际上进一步提高话语权。开展新产品、新工艺等理论研究与产品研发,组织好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尽快形成生产力,让科技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

三是打造人参新支柱产业,助力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尽快优化人参产业化发展规划。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支持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推动道地药材产业在发展中联合与协同。

四是全力打造“长白山人参”国际品牌。深度挖掘整理“长白山人参”文化资源,讲好“长白山人参”文化故事,树立“长白山人参”品牌文化的国际形象。鼓励企业或行业组织积极通过国际学术论坛、国际展会等途径宣传推介品牌,提升我国人参的知名度和国际认同感。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陈红专:加快中医药“走出去”步伐势在必行

我国中医药“走出去”虽然不断推进并取得重大进展,但仍面临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认同差异。中外文化背景不同,中医药科学内涵的现代诠释不够。二是政策壁垒。中医药在大部分国家处于补充和替代地位,在法律地位、产品提供等许多方面受限。三是内功不足。中医药科技支撑能力不能满足对外交流合作的需求。四是国际竞争。为此,建议:

一、开展中医药国际大科学计划,以国际公认的针灸作为大科学计划的先导项目,产生更多国际公认的针灸临床疗效的证据。针灸不仅仅是有效,还要证明有道理,所以要用现代的交叉科学技术诠释针灸防病治病的科学内涵,解释穴位经络的科学真理。

二、加强中医药标准的制定和国际合作能力的建设。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我国主导的传统医学章节纳入疾病分类编码作为契机,以秘书处设在上海的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为平台,以与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国际合作组织等合作协议为纽带,主导与参与更多世界中医药相关国家和地区标准政策制定。倡导中医药“走出去”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非洲等区域国家的中医药合作和推广应用。建议国家层面做好整体布局、练好内功的政策组合拳。

三、加强珍稀动植物中药材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支撑力度。开发珍稀濒危中药材替代品,既有利于珍稀动物植物保护以及遵守濒危物种和生物安全相关法律要求,又扩大中药材可替代来源以满足国际贸易和临床需求。中国药典中收载的1600种中成药中,含有濒危药材数量不少。2020年颁布的《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开辟了具有中医特色的注册申报途径,激发了研发药材替代品的积极性,但成功例子不多。研发传统珍稀药材麝香、熊胆粉、犀角、蟾蜍等新中药材替代品亟须持续性研究和政策支持。

 

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礼: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

中医药虽然历史悠久,但其理念并不落后,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养生保健、复方药物、非药物疗法等方面还代表着未来的医学发展方向。特别是近两年,中医药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委通过特别国债资金和专项投入,大力支持中医药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同时,中医药的社会认同感越来越高,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氛围更加浓厚。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中医药在新冠肺炎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系统总结好相关经验,以更好地传承发扬,并推向世界作出贡献。

在抗疫中,我的团队研制了中药新药“宣肺败毒颗粒”,入选“三药三方”。从武汉回来后的一年多,我们一直在研究作用机理。现在基本证实了,中药起作用的机理主要在于免疫调节,干扰阻断病毒与其受体的结合,抑制入侵病毒在宿主细胞的复制,通过调控白细胞介素6等细胞因子降低炎症风暴发生率。坚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必须强化问题导向,把握重点任务,同时也要不断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为我所用,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这也是“守正创新”的具体体现。为此,建议:

一是对中医药发展要强化领导。目前中医药工作存在“两头热,中间凉”现象,要把加强中医药管理体系作为破瓶颈、抓落实的重点,设立省级中医药领导机构,扩充编制人员。

二是要以评价机制改革为抓手,坚持问题导向,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和机制,特别是在人才政策方面给予倾斜。院士评审已取得较好结果,希望在长江学者、杰青等评审中,将参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也单独分组、单独评审或设置比例,以激发和释放中医药人员活力。

三是完善顶层设计,强化临床实证和作用机制研究,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特别是国家应设立重大科技专项,鼓励多学科交叉,联合研究,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国家中医药局原局长王国强:加快《中华医藏》编纂出版和加强中医药古籍保护开发利用

中医药古典医籍是中医药传承创新的“源头活水”和丰富宝藏。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古籍资源底数不清,二是开发利用不够,三是专业人才奇缺。为此,建议:

一是加快以《中华医藏》编撰出版为重点的中医药经典古籍的集结。《中华医藏》是从万余种医典古籍中精选了2289种集结而成,是一项全面揭示中医药发展源流的重大基础性学术建设工程。《中华医藏》已立项并启动编纂多年,需要加快进度,争取早日出版。同时,要继续抓紧制定经典医籍和传世精品的“修典”规划。

二是开展海内外中医药古籍资源的普查。在国内,开展第四次中医药古籍资源普查。在海外,摸清流失海外的重要中医药古籍文献的情况,推动建立珍贵古籍文献的原件或复制件回归祖国的机制。

三是推动中医药古籍的存藏保护与抢救修复工作。加快推进建立数字资源和知识阅览于一体的国家中医药数字图书馆。建立中医药古籍修复方案智能化应用平台,抢救修复濒临失传的珍稀与珍贵古籍文献。

四是开展出土医药文献的集结整理与研究阐释工作。加强对出土医药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的整合,推动多领域学者间的合作,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把中医药学的源流发展及其对人类健康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全面地呈现出来。

五是实施中医药古典医籍数字化重大项目。中医药古籍数字化研究是传统文献整理研究的发展方向,要建立中医药古籍数字资源库,实现中医药古籍图文数据的有效关联和系统呈现。要面向临床与科研,以及广大群众健康需求,提供知识检索和知识应用的高效服务,使中医药古籍文献活起来、用起来。

此外,要加快培养一支中医药古籍文献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的专业队伍、创新团队和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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