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攻坚战质量。现在距离2020年不到两年时间，在不折不扣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同时，脱贫的质量也需要保障。如何帮助脱贫后的群众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脱贫之后再返贫，同样是当前脱贫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带着对脱贫攻坚质量的高度关注，4月22日-26日，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党外委员视察团，在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温思美率领下，赴青海就当地脱贫情况进行为期一周的视察，为8月召开的以“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和减少脱贫后返贫”为主题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做准备，更为“后2020”时代的减贫战略方向和工作重心变化，提前开启“头脑风暴”。

易地搬迁走出大山天地宽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而这句话放在青海省，却未必合适。在这个集高原地区、西部地区、贫困山区、民族地区于一身的省份，受自然条件、区域环境的影响，那些祖祖辈辈居住在干旱山区、高原牧区的农民群众靠天吃饭，收入微薄，生活困难，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停下追求富裕、幸福生活的脚步。

要走出大山过上好生活———这是来自大山深处的呐喊。

这样的呐喊声就有吕有金的一份儿。在吕有金的记忆里，从爷爷那时候起他们家就一直生活在沙沟山上。村里的老人们说，山上已经住了六七代人。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五社和六社100多户人世代居住在这里，且不说，吃水用电不方便，要是遇上个雨雪天气，下山进趟县城都费劲，就连种庄稼收成也全凭“老天爷的心情”。除了靠天吃饭的苦，还有吃水、看病、上学、娶妻的难。

现如今，他们已搬迁到山下的新村，曾经住了多年的老土房换成了明亮的砖房，吃水有自来水再也不用排队挑着吃了，孩子上学也不用翻过山梁梁，走上七八公里的山路。

同样倍感幸福的，还有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德吉村的农户们。

黄南州既是我国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之一，也是四省藏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全覆盖区域。“十三五”以来，黄南州坚持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当头炮”工程和标志性工程。

德吉村，这座建村史不过一年多的新村，251户村民分别来自尖扎县7个乡镇30个行政村，其中贫困人口超过90%。

“他们以前居住在海拔3000米以上、自然环境恶劣的大山深处，通过扶贫搬迁到这个海拔不足2000米、黄河岸边的移民新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变可谓天翻地覆。”尖扎县扶贫开发局局长海洋表示，2016年，德吉村投资6730.83万元（其中财政扶贫资金4334万元，整合行业资金1588.33万元，县级财政配套470万元，群众自筹338.5万元），修建住房251套。另外，还统筹实施了水电路讯污厕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卫生室、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

班彦村五、六社村民和德吉村村民搬进的新房，是青海省易地扶贫搬迁的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始终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作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众生计问题的最有效方式，要求各地党委、政府要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打好脱贫攻坚“当头炮”。“十三五”期间，青海省要在38个县（市、区）的1234个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精准锁定的搬迁对象有5.25万户20万人。4月22日，青海省副省长匡湧介绍本省情况时表示，截至2018年底，全省已完成搬迁总工程量的97%，入住率达到92%。

“根据我们视察的情况看，贫困群众已经实现了‘搬得出、留得住’。”在温思美看来，易地扶贫搬迁对于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挪出“穷窝窝”、拔出“穷根根”，同全体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易地扶贫搬迁是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因此，要严控风险确保政策落地，让贫困群众既脱贫致富又享受良好的人居环境。易地扶贫搬迁是否成功，不仅要看房子有没有盖起来，贫困户有没有搬进去，更要看搬迁群众的钱袋子有没有鼓起来，要立足安置区资源优势，因户因人施策，发展特色农牧业、劳务经济，探索资产收益扶贫。”

“无论是德吉村还是班彦村，易地扶贫搬迁对象精准，集中安置小区建设、管理也比较规范。”赖应辉委员表示，易地扶贫搬迁既要综合考虑贫困地区现有资源条件和安置容量，也要充分尊重搬迁群众意愿，对安置房户型和建筑风格不搞“一刀切”，注重体现区域民居特点和民族文化特色。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一项社区再造和重建工程，更是一项人口分布、资源环境、经济社会重新调整与完善的系统工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总工程师朱定真认为，扶贫搬迁安置区选址要认真考虑周边环境，合理选址，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规避潜在灾害风险，努力把易地扶贫搬迁打造成安全工程、放心工程，避免出现因选址不当进行二次搬迁。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陈彩虹表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在青海取得了显著成效，搬迁群众的生存条件得到极大地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她建议，“青海应总结因地制宜‘换穷貌’的创新经验，为后续推进工作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

因地制宜走好产业扶贫路

如果说“搬得出、稳得住”是“输血”工程，那么“能致富”就是“造血”工程。只有在产业发展上下功夫，实施产业扶贫，让贫困群众手握脱贫“法宝”，提升老百姓的造血功能，才能实现可持续的脱贫致富。

在德吉村，视察组了解到，为使德吉村搬迁群众“能就业、有保障”，尖扎县整合发改、扶贫、旅游专项资金4000余万元，在村里开发实施了露天沙滩、游乐码头、农家乐、小吃广场等旅游后续产业项目，带动全村群众脱贫致富。2018年，德吉村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0万元，其中村民直接增收就超过250万元。

在黄南州同仁县热贡龙树画苑的“扶贫车间”，虽然身边不时有参观者来往，但23岁的多杰东知却不为所动，用手拿着画笔，在画布上细细描摹。这画笔描绘的是“热贡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卡，也是多杰东知家的脱贫致富之路。“学好手艺后，不仅可以养活自己，也能让家里生活好起来。”多杰东知说。

“热贡艺术已成为我们精准脱贫的重要产业支撑。”同仁县副县长尕藏卡表示，目前全县规模以上热贡文化产业达到18家，各类热贡文化的经营主体达到了205家，全县从事热贡文化产业的人员达到了2万多人次。“这样一来，对我们脱贫攻坚具备了一个支撑作用。”

相对于同仁县依托多彩文化产业让脱贫攻坚开新花，海东市则把扶持发展拉面经济作为贫困农民增收致富的门路之一。谈及海东拉面，首先想到的就是化隆牛肉面和循化撒拉人家。无论在化隆回族自治县还是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当地政府都创出一条由拉面产业带动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新路子。据了解，目前，化隆县有近10万人在全国271个大中城市开办拉面店1.5万家，实现总产值达100亿元以上，年实现纯收入40亿元以上。循化籍劳务人员在全国经营各类餐饮实体店达7500多家，从业人员3.6万人，实现拉面经济产业收入20亿元以上。“十三五”以来，化隆县又按照“互联网+拉面+N”思路，规划建设了青海省扶贫拉面产业园，青海省扶贫拉面培训服务中心、中国拉面网、“互联网+拉面”电商服务中心和拉面扶贫“二合一”大数据平台全面建成运行。

另外，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的后续产业发展问题，海东市还创新实施了旅游扶贫、光伏扶贫、东西部协作等多样措施，加快全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实现贫困户的稳定脱贫，离不开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的深入推进。”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纪检组原组长常信民表示，在贫困地区脱贫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紧贴村情民情，综合施策，“以特色农业为主的同时，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旅游、养老来延长产业链。国家各项惠民政策和民生项目，也要向贫困地区倾斜。”

“海东拉面经济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有思路才有出路，有创新才有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秘书长敖虎山说，从化隆和循化的拉面致富经来看，政府部门正是找准了“贫根”，对症下药，药到病除，扶贫真正扶到点上。不过，敖虎山也指出，海东拉面在品牌提升、人才培养、标准化建设和产业化建设上还需要下功夫，“要把拉面经济与富民兴村、产业兴旺结合起来，做精做优、做大做强，打造成青海特色劳务品牌。”

“畜牧业是青海省的支柱产业，要让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畜牧业生产就要实现现代化。”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乔晓玲认为，要使青海省的畜牧业有长足的发展，必须走出传统畜牧业的旧观念的圈子，解决草原生态保护与牧区经济发展的矛盾，走畜牧业规模经营，优质高效、产销并进的发展路子。她建议，“加大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同时加快交通、信息和通讯建设进程，用最广泛的市场、技术和信息，影响和带动牧区经济的发展。”

“产业扶贫要结合地方实际，坚持因地制宜、项目精准的原则，发展适合当地的特色产业，才能真正发挥产业扶贫的‘造血’功能和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拔掉贫困户精神上的‘穷根’。”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二商集团总工程师唐俊杰看来，扶贫产业发展要结合各地的资源禀赋和传统的种养习惯等因素，找准路子，避免同质化。同时，也要统筹好产业扶贫各项政策措施，完善产业扶贫体制机制，努力做到产业扶贫发展好、扶贫资金使用好，进一步激活内生动力，确保脱贫成效稳步提升。

“农业产业化带贫减贫是贫困地区脱贫的一个重要举措。”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司长海波表示，从视察情况看，青海的带贫减贫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他认为，青海需要加大提供涉农小额金融贷款，以解决贫困户发展产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帮助贫困户加快“换穷业”的步伐。

扶智又扶志，增强脱贫持续力

任何时代，任何时期，产业的发展都与人才密切相关，人才是产业的核心。在与黄南州、海东市有关方面座谈时，调研组在听完情况介绍后，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啃硬骨头’过程中你们认为最大的短板和障碍是什么？”几位地方负责人几乎不约而同的回答，“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情况比较突出。”

54岁的尕藏措是黄南州牧民，也是当地的贫困户，丈夫三年前干活时受伤骨折，失去了干重活的能力。一家人只能靠养牛、采蘑菇，维持生计。更令尕藏措焦虑的是，她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在黄南州，像尕藏措家这样因病致贫的有将近800户。

“因病致贫或返贫是阻碍黄南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黄南州副州长关却加说，“青海地处高原，条件相对落后，到了县乡一级条件与大城市差距更大，新招来的毕业生业务成熟后不要编制也千方百计往大城市走。”

海东市副市长熊嘉泓表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建设跟不上，村庄上没有村医，再加上不少村民没有健康的意识，导致当地一些常见的慢性病被拖成重病、急病，造成因病致贫或返贫。

“除了因病返贫之外，因婚因丧致贫返贫问题也比较严重。”循化县县长韩兴斌进一步解释道，“一些贫困户由于受教育水平偏低，再加上受传统落后习俗影响，一场婚事办下来，得花十几万元，相当于一个四口之家三四年的收入，很多家庭因此背上沉重债务。”

“人才既是脱贫攻坚的‘软实力’，更是‘硬支撑’。”全国政协委员、贵州大学林学院院长丁贵杰表示，脱贫攻坚的核心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必然需要一支强大的人才队伍。“贫困地区人才‘留不住’，条件差、待遇低是主要原因，干最苦最累的活却得不到应有待遇，自然会让人心存去意。要想真正做到能留住人才，一定把存在的困难尽量地解决好，包括政策、待遇等多方面的配套工作。”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不仅可以使贫困人口掌握脱贫知识技能，更可提高贫困人口基本文化素质，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与贫困人口的整体面貌，”在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邓蓉玲看来，“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只有让贫困人口接受专业系统的教育，获得全面发展，才能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

“教育人才‘招不来、留不住’将造成教学质量不高，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学生感觉学习没有劲而辍学。”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主任肖新月委员认为，在贫困地区由于教育人才短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技能培训流于形式。“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加强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工作，严控深度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注意因地制宜设置职业教育专业，让深度贫困地区的孩子愿意学、学得好。”

“脱贫必先去‘盲’。”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主任龙墨认为，在贫困地区，落后的习俗或者说观念是贫穷的主要原因，红白喜事、迷信消费不改变，脱贫就困难重重。“上不起学、治不起病帮扶一下度过难关就可以脱贫，不解决落后的传统习俗和迷信这两个问题，贫穷将永远相伴。”她表示，只有建立贫困地区基础文化设施，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才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民风民俗，打造地区和谐、努力干事、共同致富的氛围，用自身的本领创造美好生活。

“摆脱贫困需要智慧，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但支撑这个浅显道理的基础，是优秀的人才和良好的教育资源。”温思美表示，处于教育资源劣势洼地的贫困地区，更应在用人、励人、留人的好政策上获得倾斜，通过好政策鼓励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他建议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将治愚、扶智作为扶贫开发的长远之策和根本大计，对各地教育扶贫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做出系统部署，切实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教育扶持力度，着力从源头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