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庭 口述

1918年9月，我经人介绍到曹汝霖公馆里当差，那时正是他的鼎盛时代。他是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总理，不久又兼任了财政总长。他每天上午上班，先到交通部，再到财政部，中午下班回家吃饭。交通银行，不过一个星期去两次而已。

▲赵家楼遗址

当时他的公馆在东城赵家楼。赵家楼的房子分为东西两院。曹汝霖原籍是江苏上海，父母一向住在家乡，就在民国7年（1918）的冬天，才从南方迁来北京，也住在赵家楼。

1919年5月4日，爱国的青年学生在天安门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浩浩荡荡走向赵家楼来找曹汝霖。走到赵家楼时，曹汝霖家里已经将大门关闭了。大家从门口捡起砖牙子往院里扔，里面一点反应也没有。东院临街有一个大门，有人就砸开两个后窗户，爬到屋里，将大门打开。于是群众就一拥而入，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群众们连嚷带骂，还喊着口号，尽情发泄郁积在心里的对“卖国贼”的愤怒。

曹汝霖在这一天上午，已经听到一些风声，“学生们要闹事”。他很早就悄悄溜了回来，把汽车开到住宅东边的小便门，溜进了房里。随后，“卖国贼”章宗祥也来了，还有一个日本人叫做中江丑吉也来了。在客厅里，这几个人凑在一块儿，细声细气、鬼鬼祟祟地议论着。爱国群众涌到赵家楼以后，曹、章二人首先脸色大变，面面相觑。群众挤到院里以后，叫骂声音一阵一阵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后院，曹汝霖再也沉不住气了。又悄悄从屋里溜了出来，溜出小后门，直奔厨房。在厨房绕了一个弯儿，看见厨房里挂着有打杂穿的灰大褂，这时他也不嫌肮脏了，连忙穿在身上，又拣了小厨子的一顶帽子，扣在头上，深深地扣到了眉部，这就出了厨房往东，向东边的小便门走去。汽车就停在小便门门口，他上了汽车便开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藏躲起来了。 

▲曹汝霖、章宗祥

这时章宗祥还留在客厅，神魂不定地等着曹汝霖回来，共商一个应付办法，久等不来，才知道曹汝霖已经溜之大吉了。这一来，章宗祥更慌了，也想溜出去，刚刚走出客厅就被群众看见，大家也认不清这几个“卖国贼”的面貌，有人就说：“这就是曹汝霖。”大家一拥上前，你一拳，我一脚，把章宗祥打倒在地上，章连喊“饶命”。这时日本人中江丑吉在客厅里面远远看见事情不妙，连忙跑出来救驾，趴在章宗祥的身上掩护着他，这才侥幸留下了他一条性命。

群众的熊熊怒火，无法发泄，就把曹汝霖的家砸毁，还放了一把火，这才三三两两陆续散去。在群众涌进院内以后，曹家的人慌忙把曹汝霖的父母送到法国医院，第二天，就送到天津义租界曾家（曹汝霖的妹夫家）中暂住，直到第二年才回北京来。

群众散后，这才有人把章宗祥扶起，送到医院，并把火扑灭。赵家楼东院、西院、当中客厅一带，烧掉了七八间房子，其余没有烧掉的也是狼藉不堪了。

五四运动的确给予曹汝霖一个深刻的教训。从此以后，他一直不敢出头露面做什么政治活动。他在日华同仁医院躲了几天，就搬到北海团城居住（当时北海团城由京绥铁路局看管），闭门谢客，只以写字消磨岁月。还改了一个名字叫作“觉厂”，表示他忏悔过去的意思。

民国8年（1919）的冬天，曹汝霖搬到天津德国租界海沿上居住，直到赵家楼的房子修理好了以后，全家才搬回北京，仍住在赵家楼。但曹本人则往返于京津之间，而以住在天津的时间为较多。直到民国11年（1922）春天，他在灯市口同福夹道5号又盖了一所新住宅，全家才又搬了进去。

1923年10月，交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风潮平息后，曹汝霖就把交通银行总理的职务辞掉了。这期间，曹汝霖创办了慈善性质的中央医院(即今天的人民医院老院）。曹汝霖一直担任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直到日本投降以后才辞去院长等职。

在华北沦陷时期，日本希望利用曹汝霖，但曹汝霖只肯担负一些空名义。日本投降以后，由于曹汝霖和蒋介石左右的要人们也有很多关系，没有像其他汉奸一样，判处一定的罪刑。

（本文编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0辑，题目为编者所加。作者李静庭在曹汝霖家当差三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