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夕群情激奋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这个强盗分赃的会议决定，要把德国强占我国山东的“权利”，判给日本帝国主义继承。同时还拒绝了关于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提议。

   5月2日，我从蔡元培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各校学生代表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到会的人极为踊跃。推定北大法科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

▲青年许德珩

▲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

▲五四运动时期部分爱国传单

   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开得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准备行动。

   当晚，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我于宣言写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学咬破手指，血书标语。

运动爆发，爱国青年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5月4日早晨，北京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约计有3000余人。 到天安门最早的是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来劝阻，耽误了时间，所以到天安门最迟。天安门前，金水桥南，竖起大小白旗数十面，写的都是“反对列强，惩办卖国贼”的口号，谢绍敏的“还我青岛”的血书，也悬挂在内。我们在天安门停了好久，向群众说明游行示威的意义，群众因之也就参加的多了，游行示威的人数因之也就增加了。有人提议往东交民巷示威，于是游行队伍到了东交民巷西口的美国使馆。当时的东交民巷是使馆区，一向不许中国人成群结队进出。我们在军警林立的情况下，先到美国使馆递了英文声明（说帖），说明游行示威的目的，群呼口号之后过去了。再到日本使馆，军警围了三四层，其中还有许多日本军警，真是如临大敌。我们在这里待了很久，大家不想同日方正面冲突，高呼口号后，有人提议“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于是出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直奔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家。因为交通总长曹汝霖是二十一条的签字人（那时曹是外交次长，外交总长陆徵祥在国外，不负实际责任），正是爱国群众斗争的目标。

▲1914年，章宗祥（左一）、陆徵祥（左二）、曹汝霖（左五）等在中央公园合影

   队伍到达赵家楼时，已是下午2点多钟。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进去。我们于是变计，向军警和和气气地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我们做了很多说服教育工作，果然有效，军警让我们进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门紧闭，怎么办呢？我们还是用说服军警的办法，包围他们。我们进一步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学生之中有两个身材很高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高师的学生名叫匡日休，他的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底下，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原来曹汝霖正同另两个“卖国贼”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以及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在开会。他们以为有重兵把守，学生不会进来。一见学生拥入，曹、陆二人从后门溜走，只剩下章宗祥、丁士源（参战督办处军法处处长）和中江丑吉在客厅里被包围起来，不得脱身。大家见到章宗祥，以为是曹汝霖，就都上去打，把他打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装死。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电话线，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照片来一对，原来被打的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中江丑吉因掩护章宗祥，也被群众痛打一顿。丁士源则乘混乱之际逃出。随后我们来到曹汝霖的卧室，卧室里还有日本女人，大家保护出去未挨打。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就烧起来了。

爱国学生、市民的被捕与获释

   由于丁士源逃出求救，半小时后，大队军警赶到，用武力把群众驱散并说我们杀人放火，随即开始捕人。我和易克嶷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在前门内公安街，当年叫户部街）。午后5时，陆续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31人，市民1人，共32人。

▲五四运动时期，被捕的北京爱国学生

   我们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里，极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他们的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到中午“放风”才能大便，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守的人每天提一桶开水，每人发一个大窝头。这天因劳累顾不得吃喝也就睡了。对看守牢房的，我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对我们的态度较好，很同情我们，有时还把外边的情况偷偷告诉我们。

   由于五四运动的正义性，不仅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参加，并且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社会名流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到民社党的林长民，都通电呼吁学生无罪。自从学生被捕后，政局一直严重，而临时国会的参众两院在广州的议员，且有趁此倒阁之势。段祺瑞亲日派势单力薄，若坚持镇压学生，势将引起更大的风潮，而导致全部的失败，在此形势下，我们32人于5月7日上午11时许被释放。北大全体学生都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等候我们的归来。广场上放着五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北大同学大约十二三人，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激动得热泪交流。

六三运动爆发

   学生释放后，斗争并没有结束，第一，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并没有不签字的表示；第二，曹汝霖以学生烧了他的房子，打了他们，向为首的学生起诉，要求赔偿损失；第三，尤其紧要的，段祺瑞指使安福系阁员提出整顿学风，进行反扑。首先就是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19日，北京学联宣布中等以上学校全体罢课，并发出罢课宣言。这是继五四游行之后，北京学生对卖国集团所进行的又一次斗争。

▲学生们被关押在北大法科的教室里

   北京军阀政府对学生继续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学生仍然坚强不屈，运动日益扩大。在众志成城的气氛下，北京学生决定从6月3日起，所有出发讲演的学生都挺起胸膛，放大声音，站在通衢大道上堂堂皇皇地举行讲演。如果军警来捕，就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发讲演。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情形，第三天再加上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2.5万人全体被捕而止。6月1日至3日间，北京被捕的学生达二三千人，监狱容纳不下，竟把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4日，学生用加倍的人数出发，军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逮捕，当天被捕者竟达7000余人。北大三院也收容不下，只得又把理科作为临时监狱的扩充部分。北京学生示威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天津学生首先响应，接着南京、上海、武汉、浙江、山西、湖南、福建、两广等处学生，也都纷纷起来响应。

▲6月，上海商界大罢工

   6月3日，上海各界举行民众大会，号召全国罢工罢市来援助学生。上海自来水公司也罢工，弄得全市没有水用。这样，五四运动就从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到工商各界都来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5日，北京军阀政府在全国各方面的强烈抗议下，再加上上海罢市的消息传来，只得改变方针，下令撤退北大军警，释放被捕学生。

伟大的胜利

   全国各大城市罢工、罢市之举，这是中国从来没有的事，国家已进入混乱状态，而北洋军阀内部也互相倾轧，段祺瑞政府也感到事态严重，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京津学生万余人包围怀仁堂总统府，当时北京军阀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在群众威力之下，不得不去电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字。同时让北大校长蔡元培复职。

▲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被免职的公告

   9月初，各学校开学，北大校长蔡元培也答应返校复职。全国学联选出7人组成的理事会继续进行学生运动。理事会设在上海。这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便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本文选编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61辑 ，文章标题、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许德珩，著名爱国人士、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九三学社创始人，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