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是家事，更是国事。数据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国内的生育率出现下降。我国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上年减少63万人；2018年还将持续下降。全国妇联一项调研显示，目前我国半数以上家庭都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发达省份和城市家庭生育意愿更低。
　　
　　全国政协委员贺丹:除了诗和远方，还应有家庭和孩子
　　
　　“总体而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育率下降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说。
　　
　　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较低。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贺丹委员表示，我们追求的是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发展的协调，追求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标准来衡量，生育水平过高，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就会变大，如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就应该进行政策调控。
　　
　　“总体而言，生育率的大趋势是下降的，这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不可逆转的。过去我们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目的在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通过有利的人口结构实现经济腾飞，大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和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阶段，生育水平过低也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而生育率过高或过低都不好。”
　　
　　贺丹委员认为，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存在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年轻人受教育的年限延长，婚育时间也就相应延长；其次，养育负担加重。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过去独生子女家庭那种“把全部最好的资源给孩子”的养育方式对于两个孩子的家庭而言已不适用；三是养育孩子除了经济上的投入，还要投入大量精力，年轻人追求个人自由，往往不愿意被家庭所牵绊；四是养育孩子的传统社会功能比如“养儿防老”的保障功能、孩子维系家庭稳定的功能、养育孩子的情感慰藉功能都在逐渐弱化，年轻人对孩子不再那么“盼望”了。
　　
　　贺丹委员主张应创建家庭友好型社会，“从价值和理念方面持续引导，发挥传统文化中重视家庭的价值观念，引导人们建立家庭责任感，让人们愿意结婚，愿意有孩子”。
　　
　　“年轻人不仅要有诗和远方，还应有家庭和孩子。”贺丹委员说，“生命有年轻的阶段，但是到了成熟阶段，应该建立家庭，树立对家人、社会、国家的责任感。”
　　
　　如何从政策层面鼓励年轻人生育？贺丹委员认为，应该从经济支持与社会支持两个方面发力。
　　
　　近期的个税调整将儿童教育纳入专项扣除，即是经济支持的表现。贺丹委员认为，应该将0-3岁儿童养育的专项扣除也纳入个税减免，此类经济支持的政策将有利于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有利于保持适度生育水平。
　　
　　社会支持系统方面，贺丹委员建议学校延长放学时间，加强对孩子的照顾；同时，应大力发展社会托育事业，比如增加社区托育点，加强对社会托育机构的支持，为邻里之间个人看护提供政策支持。
　　
　　然而，社会支持方面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性别平等问题。“现在生养孩子的主要负担在妈妈身上，女性必须考虑家庭发展和职业发展的平衡关系。促进社会性别平等，让女性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获得社会与家庭的支持，也是对生育的支持”。
　　
　　生育保险、产后重返工作岗位以及有同样的职业发展机会等，都是对女性育儿的社会支持。贺丹委员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系统工程，应遵从中国国情出台政策助推其发展和完善。
　　
　　“不是不想生，是怕生了没人管”——委员们呼吁三岁以下幼儿托育亟须“有人管事”
　　
　　二孩都放开了，为什么不愿意生？一个问题抛出去，民盟中央与民盟江西省委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在上饶市华东师大弋阳实验幼儿园门口，立刻被妈妈们团团围住。“怎么生啊？家里都是双职工，老人又年纪大了，没有人带啊。”“就是，三岁以后孩子可以上幼儿园，三岁以前怎么办？”“现在市场上三岁以下的幼托机构，都是私人的，要么贵的上不起，便宜的家长又不放心，真的没有办法。”七嘴八舌中，一位怀里抱着不满周岁孩子的年轻妈妈，深深叹了口气，“为了带两个孩子，我自己把工作都辞了，当了全职妈妈。如果再选择一次，我可没有勇气生二孩。”
　　
　　这是去年由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牵头，联合四个省级民盟组织组建的“城镇托幼事业发展与政策建议”课题组，在江西上饶调研时的一幕。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副主任马驰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年轻的二孩妈妈失落的神情，“妈妈们也不是不愿意生，就怕生了没有人管。”
　　
　　国家卫健委一项调查显示，城市35.8%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存在托育需求，无祖辈参与照看的家庭托育需求达43.1%。据上海市妇联2017年初调查，88%的上海户籍家庭需要托育服务，超过10万的2岁儿童需要托育服务。与需求相对应的是社会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据统计，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去年，浙江省政协同样就该问题组织了相关调研。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郑继伟在调研中也发现，近些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既有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的客观原因，也与0-3岁托育服务严重短缺有必然联系。
　　
　　如何解除妈妈们的后顾之忧？郑继伟建议，出台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托育服务机构的设立标准、服务规范、相关政策，构建以“政府引导，主体多元”的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实现公办服务托底职能。同时，要支持各类社会力量依法举办托育机构，探索“社区化、就近化”的托育服务模式。
　　
　　民盟中央则认为，要明确由各级政府教育部门主管，建立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制定民办托幼机构管理办法，并加大监管力度。此外，可以考虑将民办托幼机构纳入政府教育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参照《幼儿园管理条例》，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加强引导、规范管理和有效监督，理顺管理机制，确保“有人管事”。
　　
　　全国政协委员阮诗玮：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018年，全国的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肯定比2017年降低，如福建省2018年总和生育率为1.65，比2017年的1.99降低0.34”。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会主委阮诗玮曾担任过福建省计生协常务专职副会长一职，说起生育这个话题,一张口都是数据。
　　
　　全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数量的峰值年份是2011年，数量是9.2亿，2018年为9亿。
　　
　　在阮诗玮看来，造成2018年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有几个原因：一是出生孩次构成的影响。首先是一孩出生数量在持续减少。这是由于我国育龄妇女人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后就逐年减少，再加上结婚人数也逐年减少，一孩出生数量自然也在逐年减少。其次是二孩出生数量也在减少。阮诗玮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2016年、2017年这两年二孩出生明显增加，但累积效应在2017年达到顶峰，2018年开始下降。
　　
　　第二个原因是生育意愿在降低。“如今，子女养育成本越来越高，年轻人追求更高生活品质，导致80后、90后的生育意愿明显降低。70后虽然有较高的生育意愿，但最年轻的70后也近40岁，早已超过高龄产妇35岁的门槛，这些原因制约了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转变。”
　　
　　阮诗玮说，第三个原因是不婚不孕不育等因素的影响。当前，由于环境污染和不良生活习惯，不孕症发生率增高，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很大。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持续提高，也造成了生育率的下降。有的年轻人追求时尚和享受，不愿结婚，或者婚后不愿生育，虽然这类人员数量不多，但对生育率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最后一个原因，阮诗玮认为跟经济增长有一定关系，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经济增长、生育率下降的过程，阮诗玮说，这既有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导致人们观念的变化，特别是婚育观念的转变，也有妇女解放，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在生育行为中有了话语权等多方面的原因。
　　
　　面对生育率下降这一现实，阮诗玮呼吁，要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以解决人民群众“不敢生、不愿生、不想生、生不起、养不好”等现实问题。如，全面延长男性陪产假或护理假时间，以有效缓解女性产前两周和产后一个月的护理压力；减少社会对女性特别是生育妇女的就业歧视；建立覆盖全国的0-3岁孩子的托幼体系；建立覆盖全国的生育补助制度等。
　　
　　全国政协委员刘晓庄：二孩落地还需政策完善
　　
　　“为了优化我国人口结构，提升育龄夫妇生育意愿，国家围绕母婴健康、延长产假、孩子教育等，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然而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江西省委会主委刘晓庄提出，应从税收、托育等方面综合发力，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解决“二孩”的生养问题，以消除育龄夫妇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
　　
　　加大个税优惠力度。“3周岁前的子女培养成本很高，无疑会加重家庭负担。”刘晓庄指出，当前试行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把0—3周岁婴幼儿排除在个人所得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之外，于情于理均不合适。应增加0—3周岁子女抚养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以家庭为单位设计个税政策，对夫妻双方仅一人有工作或稳定收入的家庭，提高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金额；对生育二孩的家庭，在其子女入托、教育、医疗等方面给予一定比例的优惠。
　　
　　规范征收社会抚养费。刘晓庄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使之更加切合实际。比如，根据我国当前全面实施一对夫妻生育“二孩”的政策，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象应以超生的“三孩”为起点，对于无论何种情况生育二孩以内的范围，均不应征收社会抚养费；统一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明确社会抚养费主要用于开办托育机构、婴幼儿教育等公益事业等。
　　
　　支持产假后妇女正常就业。刘晓庄还特别强调，要支持育龄妇女正常享受产假，规定各类企业保留产妇工作并接受其产假后重返就业岗位，产假期间企业应给予其上年度平均月工资的一定额度作为生活补贴，以切实保障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基本生活；通过落实巾帼就业培训补贴、小额贷款等就业扶持政策，支持部分产假后妇女自主创业；对接纳育龄妇女重新工作的企业实行一定幅度的税收优惠，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方面进行合理减免。
　　
　　全国政协委员王水：“生”和“育”要双向看
　　
　　“前不久，南京某中学生因考试成绩不佳，从尖子班被降到普通班，回家被家长数落几句，就一时间想不开选择轻生。”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妇幼保健院院长王水说到这起悲剧，满怀对当代青少年心理素质的忧虑。生育问题其实不能简单地看出生育率，“生”和“育”要结合看，我国不仅要积极调整人口结构，更要在提高人口素质上下功夫。
　　
　　由于职业的原因，王水对生育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2016年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以来，当年出现了一个生育‘小高峰’，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35岁至40岁高龄孕产妇为主力，但真正年轻的育龄女性并没有因政策的开放而增加生育意愿。”王水说，这也导致一两年后，生育率又回归到常规状态。在王水看来，年轻人生育意愿不强，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家庭对孩子的期望值较高，除了正常的书本学习，还要培养多方面的兴趣爱好，直接导致了教育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有待完善的育儿保健体系，也让很多年轻的父母望而却步。“人口结构固然需要调整，但即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人口素质跟不上也是枉然。”王水所强调的人口素质，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更包括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现在我们招飞行员都很困难，原因是从学生时代开始，80%-90%的孩子都带上了眼镜。”对此，王水呼吁，在关注人口结构问题的同时，更要将提升新生人口素质提上日程，特别是通过妇幼保健体系，预防为先。
　　
　　王水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于妇女儿童投入了更多关注，但在预防体系的建设上还不够。人口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都应纳入妇幼保健体系，从婴幼儿期开始着手，以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质。从2016年开始，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就与省教育厅合作，对青少年的眼睛保健、心理干预等进行联合行动。“我们希望有益的尝试可以将妇幼保健院的保健功能，更好地落地、延伸，提高青少年乃至全民的健康素质。”王水如是说。
　　
　　国家卫健委：二孩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正在持续释放出来
　　
　　国家卫健委1月10日举行例行发布会，针对近日媒体热议的我国出生人口大幅下降问题，国家卫健委表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行后，近两年我国二孩占新出生人口比始终保持在50%左右，二孩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正在持续释放出来。2018年全年人口数据近期将由相关部门正式发布。
　　
　　在例行发布会上专家表示，出生人口规模受到育龄妇女规模的影响，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2011年达到顶峰，之后一直是下降状态，相应的出生人口也进入下行通道。从2000年以来，每年出生人口约为1500~1800万之间波动。除了育龄妇女规模，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结婚情况等也会产生影响，2015年的数据显示，育龄妇女当中超过一半都在40岁以上。2017年全国结婚人数约为1063万，同比下降7%。近三年来，平均的初育年龄和平均生育二孩年龄都往后推了一岁。
　　
　　专家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生育模式和生育状况发生一些新变化，城镇化的推进，高等教育的普及，90后成为生育主体，生育观念、生育意愿也出现新变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进一步加强人口监测，掌握人口生育模式、生育规律十分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陶涛：在很多调查中发现，人们在生育养育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顾虑，对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呼声比较高，主要反映在住房、就业、女性劳动保护、税收，产假、婴幼儿照护等各个方面，都有一些政策上的期盼，这也是生育相关的政策，需要构建生育友好的、家庭友好的政策支持体系，切实帮助更多家庭在生育养育过程中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据央视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