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执行率达到40%以上。这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算是好成绩。但人民群众确实还不满意。”在全国政协常委吕忠梅看来，这种不满意值得继续追问，“到底不满意的是什么？”

在6月8日的全国政协“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多位政协委员都关注到体制内外感受差异大的现象，吕忠梅之问也是王光贤之问。

法院和社会公众对案件执结率存在的“各说各话”现象，被王光贤委员注意到，他从掌握的数据进行分析：2017年上海“剔除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后实际执结率达98.7%”，而上海某中院全部执行案件实际执结率大概是64%。

两者区别在于，有无财产可供执行。换言之，“执行难”当中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一类案件，其实是“执行不能”的案件。

在公众印象中，“执行不能”案件是被算在“执行难”案件中的。对此，不少委员呼吁“合理区分并界定‘执行难’与‘执行不能’。”

对于被执行企业债台高筑、无人员、无财产、无办公场所的法人债务和被执行人无清偿能力的自然人债务的“执行不能”案件，委员在建议上达成共识：不应将由于市场风险导致的“执行不能”归结于“执行难”范围中，甚至归结于法院的执行不力，应探索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

另外，行政处罚法规定：当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自动予以履行。据了解，自动履行由于比例较大且不存在执行难问题，也在执结率计算范围内为数据加分，也容易造成公众的低满意度与数据的高执结率之间的错位印象。

为了扭转社会对执行案件“执结率”等同于“实际执结率”的感观，王光贤委员认为在法院工作报告和宣传中，不必刻意突出“执结率”而淡化“实际执结率”。

“既不片面追求执结率，也不回避执行不能案件的客观现实，让公众理性看待执行难，充分知悉民商事行为的风险。既普法宣传，又弥合社会分歧，才能增强法院执行工作的公信力。”

距离“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承诺的兑现日期还有半年多，委员们认为：厘清“执行难”的基本内涵尤为必要，只有全社会取得基本共识，才能如期打赢“执行难”这场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