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学探索正向极宏观、极微观与极综合交叉方向不断拓展，全球科技竞争前沿，正前移至基础研究这一“静水深流”之地。全球科技竞争的新态势、国内产业升级的新需求，共同决定了我国必须以系统思维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唯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全面加强基础研究，保持创新力上升势头，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实根基。

深挖“卡脖子”问题根源，研判基础研究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这一论断精准地揭示了我国产业体系相对完备却仍“大而不强”的深层症结，也直指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源头供给相对不足的现实短板。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建立起相对独立且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但多数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在于原始创新能力积累不足、科技源头供给相对匮乏，一些底层原理和基础理论突破滞后，导致应用开发难以走深、走远。更为紧迫的是，未来产业的竞争制高点，已不再局限于对现有成熟技术的修补与改良，而是源于对全新科学规律的发现与掌握。如果我们依然沿袭过去的路径依赖，主要依靠追踪、模仿和应用国外已成熟的科学原理与底层技术，那么在面对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合成生物学、类脑智能等可能彻底重塑未来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产业格局的颠覆性技术领域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新一轮、更深层次的发展被动。这意味着，无论是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还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高，都需要把基础研究作为战略基点，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投入筑牢根基。

基础研究的效能与后劲，取决于系统布局的科学性与协同性。近年来，我国可控核聚变装置屡创运行纪录，“祖冲之三号”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成功问世，量子计算从理论设想稳步走向工程实践，这些重大成果的背后，既有国家战略需求的强力牵引，也有广大科学家长期潜心探索的厚积薄发。事实证明，目标导向的有组织科研，能够集中力量攻克明确的关键瓶颈；而看似“随机”的自由探索，恰恰是孕育不可预见的颠覆性思想的最丰厚土壤。两者并非相互排斥的两端，而是同一创新生态中相互滋养、相互转化的“双螺旋”。一旦偏废其一，整个系统的生命力就会受损。而当下更亟须正视的是，如何让这条“双螺旋”的结构更为强健，衔接更为流畅。

其一，投入结构失衡，是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首要瓶颈。从宏观投入规模看，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已居于世界前列，但聚焦到基础研究，2025年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仅为7.08%，与主要科技强国普遍15%以上的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更值得关注的是投入主体结构的失衡：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直接承载者，其基础研究投入仅占企业研发总投入的1%，与发达国家6%以上的水平差距明显。多数企业存在“不愿投、没钱投、不会投”的现实困境。

其二，创新主体布局的离散削弱了体系化攻关的组织合力。我国正致力于构建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为主体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然而，这四类主体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功能定位仍存在模糊交叉之处，常常出现平行研究、重复攻关的现象，有限的创新资源难以真正聚焦到关乎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方向上。与此同时，大科学装置、科研数据库等投入巨大的科研基础设施，开放共享程度仍待提升。

其三，学科生态的薄弱限制了颠覆性创新孕育的潜力。与“大科学”时代相适配的新兴交叉学科培育机制，至今仍严重缺位。传统的院系划分与资源配置模式，阻碍了跨学科研究团队的组建与运行，难以满足量子科技、合成生物学、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对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上述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注定了修修补补的局部改革无济于事，必须以系统工程的理念进行全局性的统筹重塑。

锚定战略方向，统筹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

加强基础研究，首要的是在战略方向上实现国家需求与科学前沿的有机统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就要求基础研究必须始终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时遵循科学探索的内在规律，将科学研究的前沿突破，转化为支撑国家中长期发展的核心动力。

聚焦关键核心技术背后的理论瓶颈，在量子信息、生命健康、能源科学、新材料等战略必争领域实施重点部署，集中力量破解底层原理和基础理论难题，从源头上为产业变革和国家安全提供科学支撑。近年来，可控核聚变装置屡创运行纪录，正是目标导向下基础前沿研究持续攻关的结果。

秉持对科学规律的敬畏，充分尊重科学灵感的瞬间性和科学突破的不可预测性，为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留足广阔天地。“祖冲之三号”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的问世，以及量子计算从理论设想迈向工程实践的跨越，都是自由探索与目标牵引深度结合的生动例证。因此，在资源配置上必须留有战略冗余，设立专门的非共识、颠覆性技术探索基金，对那些鲜有人涉足的冷门“绝学”给予长期的、不问短期回报的稳定支持。

建立健全“自上而下”的指南牵引与“自下而上”的自由申报相结合的项目生成机制，瞄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支撑未来产业培育的核心基础领域、围绕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工业软件、高端装备制造等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基础能力的关键应用基础领域、围绕深空探测、深海开发、“双碳”目标、人口健康等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公共研究领域，通过科学严谨的需求凝练，将国家意志转化为科研指南，引导广大科研工作者将学术追求融入国家复兴伟业；畅通一线科学家的发声渠道，确保那些灵光一现的奇思妙想能够得到及时的甄别与扶持。同时，更好发挥新型研发机构作用，通过市场化运作，建立兼顾敏捷性与科学性的动态评估体系，在技术路线的比选寻优中保持战略定力与灵活性，使基础研究始终站在国际前沿，持续响应国家发展需求。

重塑组织范式，推动多元创新主体协同研发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科技革命的背后，都伴随着创新组织范式的深刻变革。大科学时代的基础研究越来越呈现出组织化、体系化、多学科交叉的特征，单点突破的传统模式已难以解决复杂科学问题。为此，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必须在体系构建上推动创新力量深度融合，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适应新科研方式的体制机制，提高科研组织化程度和体系化效能，构建布局合理、运转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要厘清功能定位，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雁阵引领效应。推动组织模式变革，是提升体系化攻坚能力的关键。国家实验室作为创新体系的“定海神针”，应充分发挥跨学科、大协同的“链主”功能，牵头承担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型基础研究任务；国家科研院所应彰显“国家队”本色，聚焦建制化、系统性的定向基础研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则是基础研究的深厚基础所在，应成为孕育原创思想、培养顶尖人才的策源地；而科技领军企业则应发挥其对市场嗅觉最敏感的优势，深度参与科学问题的凝练并承担基础研究成果的工程化验证。以中国科学院深入实施的“基础研究十条”为例，在围绕嫦娥六号月背样品研究等重大科学任务中，通过党组织牵头组建跨学科百人攻关团队，成功打破了原有的课题组利益壁垒，实现了地质、物理、化学、行星科学等多学科力量的矩阵式协同作战，在极短时间内催生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成果。这一成功实践表明，用“大任务”牵引“大团队”，能够有效破解科研力量分散、重复低效等问题，是提升体系化攻坚能力的有效路径。要进一步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领军型科研机构为骨干、高校院所为支撑的协同攻关格局，让各类创新主体在国家重大任务中找准定位、各展所长。

让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真正成为公共创新的“国之重器”。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布局建设一批引领性、突破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比建设更重要的是运行管理的理念革新，这就需要建立健全设施开放共享机制，吸引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人员依托这些设施开展协同研究，使其真正成为孵化颠覆性创新的“超级孵化器”。

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贴近市场优势和行业资源整合能力。企业的深度参与不仅是基础研究投入的增量来源，更是凝练前沿科学问题、验证科学假设的重要力量。应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企业设立基础研究联合基金，让市场一线、产业前沿的真实需求更早、更精准地反馈并嵌入基础研究的选题与设计。加快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法治保障，建立健全公平合理、激发活力的知识产权归属与利益分配机制，让每一位参与基础前沿攻关和转化的创新者都能体面地分享创新红利，真正趟平从基础理论到产业应用的“死亡之谷”。

优化学科生态，构建充满活力的交叉学科培育机制。基础研究的繁荣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其生长的生态土壤是否健康充盈。在学科生态上，要辩证处理强化基础学科与发展新兴交叉学科的关系，在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持续固本培元的同时，瞄准人工智能科学、生物信息学、能源化学等前沿交叉领域，搭建跨界互动平台，营造学科交融的肥沃土壤，让重大科学发现孕育于融通创新的“热带雨林”。探索设立去行政化、矩阵式的跨学科研究特区，为跨领域的创新团队提供从资金配置、人员编制到考核评价的全方位制度保障。前瞻性布局建设一批世界级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心，通过不同思想的激烈碰撞与底层逻辑的深度交融，加速培养一批兼具深厚理科背景与卓越工程能力的复合型战略科技人才，为我国基础研究事业、支撑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作者 马一德 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北京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