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右三）院士团队和研发团队对经导管人工瓣膜系统进行功能探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王建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经血管植入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获全国创新争先奖、何梁何利奖等，以第一完成人获2012年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暮色深沉，结束了面向年轻医师的专题讲座，王建安赶紧打开手机，查看贵州台江高血压患者的年度随访报告。

从西湖之畔到苗岭深处，从0.05毫米的瓣膜厚度到8000台血压计跨越1500公里的温度，一字一物，皆是全国政协委员王建安的牵挂。也因此，他的身份兼具三重鲜明特质：心内科医生的“手”，科学家兼院长的“脑”，履职路上跋山涉水的“脚”。三重使命叠加，汇成他笃行不怠的信念—“医疗科技的价值，终究要落到惠及群众上。”

医者：用一双“赤脚”丈量基层大地

2025年最后一天，天刚蒙蒙亮，王建安带上调查问卷驱车直奔距杭州近500公里的丽水市庆元县人民医院。

病房里，一位患者拉着他的手连声感慨：“现在不用跑远路看病了，好医院就在家门口。”这句话，成了王建安履职路上最深的触动。

从贵州台江到云南景东，从青海海西到西藏那曲，再到浙江庆元、岱山等偏远海岛乡村，几十年间，浙大二院共与200余家医院建立了协作关系，让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山海落地基层。

帮扶的医院在哪里，王建安调研的脚步就到哪里。曾经的台江县人民医院，是当地百姓眼中“生大病不敢去”的基层医院。在浙大二院十余年帮扶下，如今，该院作为浙大二院台江分院已蜕变为黔东南医疗示范点，急危重症抢救成功率大幅提升。

王建安至今记得2021年去台江的那次义诊。他带领团队走进台江台盘乡，发现当地村民高血压高发，而全县竟有8000多名高血压患者家中没有血压计，健康监测处于空白。一个帮扶的念头随即萌生。返程后，他迅速协调筹资100万元，采购8000余台电子血压计送往台江，并反复叮嘱：“必须把每一台血压计精准送到患者手中，教会他们用、引导他们常监测。”

仪器有了，但怎么让老乡愿意用？王建安心里明白，这不能靠发传单，得靠脚板。于是，浙大二院以及台江的医护人员肩挎药箱、手持资料，组成小分队进村入户，在火塘边、田埂上为大家讲解高血压防治知识。红寨村78岁的张大伯，起初总说“没头晕不用测”，嫌这东西麻烦。医护人员三次登门，反复解释和实操，硬是让他养成了每天一测的习惯。

几年过去，回访数据令人欣慰。8000余台血压计实现了全县高血压患者全覆盖，近九成受访群众因血压控制良好减少了去医院的次数，超八成的患者能做到坚持服药。

从“怕看病”到“管健康”，一场健康意识的深刻转变在苗乡悄然生根。这些数字背后，是王建安更深层的思考：“对基层医院的帮扶要迭代思路，变‘输血’为‘造血’。”之后，他主导推出“山海·飞鹰”青年骨干高级研修班，学员在浙大二院脱产学习7个月，结业后回县域享受硕士生同等待遇。四期临床班已培养骨干211名，两期管理班培养骨干35名。

丽水庆元县医生吴志敏就是“飞鹰”班受益者。他在浙大二院跟师学习介入技术后，回到县医院已独立完成常规PCI手术近400台、急诊PCI手术80余台，为山区百姓守住了“心”防线。过去必须辗转数小时到外地做心肌梗死手术的患者，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有效救治。

王建安还将这一模式进一步拓展为“一招鲜”项目——让基层医生掌握一项“即学即用、迅速产生区域影响力”的关键技术。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培养24名“一招鲜”学员，让“本土明星”在基层熠熠生辉。

“要让老百姓听得进、信得过。”这句王建安常说的话，是他对健康中国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深刻领会，也是他履职建言的价值坐标。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倾听基层呼声，把群众所需带到参政议政实践中，是每一名政协委员应尽的责任。”

科学家：用一颗“匠心”叩开生命之门

作为心血管内科医生，王建安的双手挽救过无数濒危的生命；而作为科学家，他和团队更要用双手去打开另一扇沉重的“门”——破解中国心血管植入性器械长期依赖进口的困局。

心脏，是人体最精密的“泵房”，不同的瓣膜分隔心房与心室，形成关键的“阀门”，控制血流进出。心脏瓣膜疾病意味着这些“门”开合失常，传统治疗需进行开胸手术，但高龄或体弱患者难以耐受，微创介入术是最优治疗方案。但要在患者跳动的心脏内，让一枚精密的金属夹穿越血管迷宫，在方寸之间完成毫米级夹合操作，这对器械性能和操作精度有着极致的要求——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心脏瓣膜器械依赖进口，成了一道“卡脖子”难题。

“一定要研发我们自己的国产器械！”强烈的紧迫感涌上王建安心头。他还记得，2013年初，一位年近八旬的主动脉瓣重度狭窄患者因无法耐受开胸手术，又没有等到合适的植入性器械而离世。“对医生而言，最痛苦的就是患者需要你救他时，你却没有办法。”这份遗憾，成了王建安带领团队十余年攻坚之路的动力源。

他带领团队踏入了国内心脏瓣膜介入治疗的“无人区”。缺少中国患者的心脏解剖数据，团队就跑遍全国收集上千例心脏标本；器械不够贴合中国患者的瓣膜钙化形态，他们就请来研发工程师进手术室，一个“工程师跟台”机制由此诞生——材料学家、机械工程师与外科医生围在手术台边，一边观察一边讨论，让冰冷的金属器械蕴含人文诊疗的温度。

2017年，80多岁的林女士成为全国首位植入国产可回收人工心脏瓣膜的患者。王建安亲自操刀，将“新门”精准送达患者心脏。让团队惊喜的是，改良版“中国瓣膜”不仅手术成功率高，更将这类患者的生存率提升至60%。

器械革新只是第一步。中国患者主动脉瓣钙化严重、二叶瓣畸形比例高，沿用西方的手术策略如同“把西装的尺码套在中山装上”，总有些不合适。因此，王建安又带领团队从临床实践中不断优化，在国际上率先提出“瓣环上结构”理论，以“球囊扩张预测法”替代传统的CT影像尺寸估算，制定了一套更适合国人的手术方案。这套被国际同行誉为“杭州方案”的中国标准，显著提升了手术安全性和成功率，降低了并发症，正在改写全球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的临床指南。

十五年磨一剑，从主动脉瓣到二尖瓣、三尖瓣，王建安团队研发成果已构建起覆盖全心脏瓣膜的国产器械体系。2023年，经血管植入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获科技部正式立项，成为国内植入器械领域唯一的全国重点实验室，王建安担任实验室主任。现在，由实验室自主创研的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系统DragonFly已成功获得欧盟CE认证，应用于德国、加拿大等全球30余国800多家中心的手术台。王建安对新器械有个形象比喻：“国外器械像手动挡的车，我们的则像自动挡，医生更容易上手，也能帮到更多患者。”

在逐一破解心脏瓣膜领域“卡脖子”难题过程中，王建安将目光投向另一个困扰千万患者的心血管顽疾——冠心病。长期以来，“血管狭窄70%以上需植入支架”成为临床通行标准，但在他看来，这种仅凭解剖形态判断的治疗方式不够精准：“支架该不该放，不能只看血管堵了多少，关键要看功能是否真的受损。”

带着对“冠心病应精准治疗”的较真，他牵头开展FLAVOUR系列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产出多项重磅成果：FLAVOUR研究成果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突破性证实功能学评估（FFR）指导支架植入，疗效媲美复杂的腔内影像学，且支架使用减少21%；FLAVOURII研究成果则登上《柳叶刀》，首次验证AI赋能的无创功能学评估技术（AngioFFR）疗效比肩有创手段，并显著减少支架使用率，这重塑了全球冠心病介入治疗实践。

掌舵浙大二院17年来，王建安将这种“死磕”精神从临床延伸到了医院管理。2020年，他在全国首倡“效率医疗”理念——以患者为核心，以最佳质量、最短时间、更低费用达到最优疗效。

在很多人眼中，效率与人文似乎是矛盾的，王建安却认为：“效率从不与人文相悖，两者殊途同归，目标都是‘以患者为中心’。”为此，浙大二院创建了“三准入、三评估、三随访”的日间手术体系——一位72岁的心脏瓣膜置换患者，术后4小时就能下床行走，次日便顺利出院；一台复杂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从预约到完成仅需48小时……

王建安还以“医院无小事”自勉。他常在医院转悠，从患者角度体验每一个就医流程。门诊大厅的指示牌不够清晰、连廊处台阶容易踩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都被他一一记下、逐一改善。在他看来，最好的医院不是拥有几千张床位，而是用最小代价治好患者，让他们来医院有获得感。

履职者：用一手“先招”守护伦理底线

如果说心脏瓣膜研发是“破旧立新”，那么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建安提出的前瞻布局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的建议，则是更具远见的“提前布防”。

浙大二院是我国脑机接口技术领域的先行者，多项成果持续刷新全国乃至全球纪录：2007年在全国率先布局脑机接口植入技术，实现大鼠行为电刺激调控；2012年完成国内首例猴脑微电极阵列植入，并实现“意念”操控机械臂；2014年成功实施中国首例人脑皮层脑电电极植入，实现以“意念”完成猜拳等精细动作；2019年实现国内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让高位截瘫患者通过“意念”控制机械臂握手与饮水；2024年创下全球首例患者“意念”书写汉字纪录；2025年又完成中国首例闭环脊髓神经接口植入手术，帮助截瘫患者恢复拄拐自主行走能力。

“从不能动到能动，从简单动作到书写汉字，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到病床的‘最后一公里’正在被一步步打通。”但作为直接触碰人类神经网络的前沿技术，它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脑隐私”和植入的“开关”由谁掌控？个体自主性和人格同一性如何保全？带着这些问题，2025年，王建安带队走访浙江省内外高校、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和医疗器械企业，与神经科学专家、临床医生、产业从业者深入交流。他发现，尽管我国在脑机接口领域加速布局，但在向高端医疗器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面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转化路径不清晰、伦理监管框架缺失等系统性挑战。

为此，王建安提出了“一收一放”的系统方案。“收”——在国家层面建立准入机制，遴选有顶尖技术积累的头部机构作为“先行军”，在严格监管下率先开展临床研究和应用，积累“中国数据”和“中国经验”。“放”——打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壁垒，构建完整的脑机接口创新生态，让实验室里的“脑洞”快速转化为安全可靠、成本可控的医疗器械成品。

但王建安最为审慎的，是对科技伦理的敬畏。“脑机接口直接与人类神经系统交互，涉及前所未有的隐私、自主性、人格同一性、安全性与公平性等伦理挑战。”他呼吁国家层面出台脑机接口技术伦理审查指引，建立数据安全与网络安全强制标准，将“脑数据”作为最高级别的个人生物信息进行保护。

医疗AI的伦理和安全问题，王建安也持续关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还建议建立医疗AI安全可追溯强制标准，完善医疗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明确用于算法训练与验证的数据脱敏标准和最小必要原则，并建议建立医疗AI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体系以及强制复评与熔断机制，将医疗AI系统纳入基础设施重点保护范围。

“不能让算法黑箱掩盖了医疗本身的责任。”在王建安看来，无论技术如何飞跃，以患者为中心的初心不变；无论设备如何智能，医者仁心的温度不能丢。

这些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建言也更坚定了王建安的初心。这份初心，始终聚焦一颗“心”——这颗“心”，既是解剖台上跳动的人体器官，也是万千群众最朴素的健康期盼，更是健康中国战略中的民生命脉。

“医工信交叉能否惠及基层？”“未来医学的边界在哪里？”“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医生的助手而非替代者？”……面对未来，王建安的目标清晰坚定：以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务实行动守护基层百姓健康，为推动“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医者智慧、委员力量。(记者 刘喜梅 通讯员 鲁青 童小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