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要提升服务业数智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深化服务业开放，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必答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当前，服务业开放正呈现出数字化、高端化、平台化的鲜明特征，数字贸易已成为其中最具活力的突破口。

第一，扩大数字贸易等高附加值服务业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内在要求。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与贸易第一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增速很快，但服务贸易依存度在G20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偏低。这一结构性矛盾和发展短板，一定程度制约和影响着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和收益分配。国际发展实践显示，人均GDP处于1万至3万美元区间的经济体，大多经历了消费结构从实物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倾斜的演变过程。我国受自身产业基础、人口结构和发展阶段影响，当前也步入消费结构转型的重要窗口期。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GDP比重达57.7%，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但仍低于发达经济体普遍70%以上的水平。我国服务业发展质量、开放水平、高端供给仍有差距。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数字服务贸易已率先取得突破。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顺差约330亿美元，较上年翻倍增长；以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新兴服务出口，正成为改善服务贸易结构的核心动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企业出海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DeepSeek等人工智能大模型引发全球关注，国产游戏、网络微短剧持续走出去——这一轮出海，已从产品出海升级为品牌与技术出海，从面向发达国家转向深耕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市场，出海主体也从行业龙头延伸到大量中小企业。这不再是“边缘产能”的转移，而是“新质生产力”的全球化输出。这说明，中国经济的下一个“红利窗口”，是打开服务业“新蓝海”。

第二，当前数字贸易出海进入提质升级关键阶段，急需健全政策体系、强化系统谋划与保障。近年来，我国数字贸易出海取得积极进展，但同时存在现实瓶颈和结构性制约：全球各国数据监管规则体系差异较大，企业跨境合规成本偏高；部分国家数据本地化准入壁垒突出，与我国企业跨境业务布局需求存在错配；数字内容出海面临文化认知差异和本土适配运营能力不足的双重约束；数字贸易全球统一规则仍处于博弈构建阶段，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有较大提升空间。

一是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构建适配数字时代的规则体系。当前数字贸易的竞争，本质上是规则与制度的竞争，必须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塑造。要完善数字贸易竞争规则，在反垄断法修订中增加针对算法歧视、数据垄断的细则，落实竞争中立原则，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公平环境。要优化跨境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建立健全数据产权认证机制。同时，在安全前提下探索便捷高效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可借鉴“数据护照”、分级分类管理等思路，在自贸港试点“白名单”制度，实现“管得住”与“流得动”的动态平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这正是我们破局的方向所在。

二是以“新业态培育”为牵引，打造数字服务出口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优势在于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快速迭代的商业模式，必须将这种优势转化为持续的出口动能。建议重点扶持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对知识产权使用费、研发服务出口给予税收政策倾斜；设立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推动中国专利与技术方案全球化。要加强数字金融、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业态培育，支持文化内容产业创新出海，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加大专业译制、跨文化运营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力度，让中国模式更顺畅地走向世界。

三是以“综合服务”为支撑，构建协同出海生态。企业出海面临的复杂挑战，需要系统性服务支持网络来降低“再社会化”成本。可推动设立政府和民间机构协同的跨国服务机构，在全球主要市场提供一站式、本地化公共服务。要支持地方搭建出海企业综合服务平台，集聚法律、财税、知识产权、营销等专业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精准解决方案，特别要为新涌现的中小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支撑。

四是以“国际合作与安全”为保障，营造开放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全球化遭遇逆流，更需要扩大“朋友圈”、筑牢安全防线。要深化与东盟、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成员的数字基建互联互通与贸易合作，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明确要求的那样。要构建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善用国际仲裁工具，支持企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反对单边制裁，倡导以对话协商解决贸易摩擦。

从追求“流量”转向深耕“留量”，从市场扩张转向构建“信任生态”，“十五五”时期，只要方向明确、举措扎实，将服务业“新蓝海”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未来可期。

（作者 寇纲 系全国政协委员、湘江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