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突破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轨迹，使得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科学作为人类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系统性方法论，本来就是从自然哲学中逐渐分化并独立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观作为认识科学技术本质、特点、体系结构、发展规律及其在社会演进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总观点、总看法，已经成为世界观与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等吸收当时的科学技术成果创立的，以研究科学技术的存在及其发展规律、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中国化和时代化，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根本路径。

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中国化

技术具有“双刃剑”特性，在促进生产和社会实践的同时，也给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带来消极影响，技术异化使原本服务于人的创造物反过来奴役、控制、支配主体本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尽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机器技术的异化史，恩格斯更侧重从自然层面剖析技术异化，指出技术介入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并分析了技术异化产生的根源。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技术异化也进入数字智能时代并有全新表现：智能技术可能加剧对工人的排挤和劳动中智力与体力的分离；算法垄断可能形成“数字封建制”，加剧社会不平等；“信息茧房”加剧心理风险，导致独立思考能力丧失；算法监控影响个人价值观的形成和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建构，进而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对于现代科学技术，我国近代以来在相当长时间里都处于学习阶段和跟踪阶段。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建成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进入跟跑、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我们需要更多独创的、敢为人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以及更多的“从0到1”的革命性技术突破，这就迫切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中国化。

推进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中国化，一方面要坚持辩证思维，即技术固然是异化之源，但同样是消除异化、实现完全解放的必经之途，坚持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四个面向”；另一方面要坚持人民立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要在提倡市场有效和政府有为的同时明确“平台有责”，将社会责任嵌入算法底层机制与数字内容生产，不断完善技术与平台治理机制；要推动“算法民主化”和构建“数据公有制”以打破数字异化闭环；要发挥家庭与社会教育的作用，加强特殊群体如未成年人的保护；要推动现有知识产权等法律规则的调整和革新。

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时代化

‌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哲学又是科学的向导，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当然，‌哲学为具体科学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并非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提供思维框架、启发问题意识以及在基础概念层面进行批判性反思，来影响科学的研究方向与深度。‌‌‌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历史和哲学的背景知识能够给予我们一种独立性，以摆脱大多数科学家所陷入的一代人的偏见。在我看来，这种独立性正是区别匠人或专家与真正的真理追求者的标志。”‌‌‌‌

当前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其深远影响不仅在于极大提升了物质生产能力，更在于它正深刻介入人类的认知过程与思维方式。人工智能正逐步嵌入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的科研全流程，被建模的对象不仅是知识本身，还包括人类获取知识的方法论。科学AI模型不再仅仅是用于模拟或整理实验室数据的辅助工具，而是通过学习科学研究的范式，开始尝试自主承担部分科研工作，甚至已经开始引导实验室里的决策，这将对创新生态和创新效率产生革命性影响。“人机协同”如何实现或者说模型最后是成为研究伙伴还是高效助手？科学家的好奇心和洞察力、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科学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和能力之间如何重新定位和对齐？国家创新体系如何有效吸纳人工智能从而引领全球创新竞争？这一系列问题，都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时代化，深入研究人类最新科技成果对科研组织模式、产业生态重构的深远影响，为科学研究范式的变迁提供有力学理支撑。

（作者 吴锋刚 系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