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中央：加强东北黑土区 侵蚀沟治理与耕地保护

东北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现阶段东北黑土区侵蚀沟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治理资金分配、技术应用、协同机制和监管体系、耕地利用与保护的衔接方面，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须采取多元化、综合性的措施提升治理效能。

一、东北黑土区侵蚀沟治理与耕地保护现状：侵蚀沟治理工程有效遏制耕地流失，稳定粮食产能；侵蚀沟治理技术集成显著提升耕地保护成效；侵蚀沟治理新模式促进耕地保护融资创新。

二、东北黑土区侵蚀沟治理与耕地保护突出问题：侵蚀沟治理资金不足阻碍侵蚀沟治理进度；耕地利用与侵蚀沟治理矛盾突出；侵蚀沟治理与耕地保护难以协同推进；侵蚀沟治理长效监管机制与耕地保护责任落实脱节。

三、进一步加强东北黑土区侵蚀沟治理与耕地保护的对策建议：

一是创新投融资机制，拓宽侵蚀沟治理资金渠道。中央财政应发挥主导作用，设立侵蚀沟治理专项基金，地方政府应积极配套，提高资金保障水平。完善补偿机制，探索“侵蚀沟治理新增耕地指标交易”模式，大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制定优惠政策，构建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格局。

二是创新耕地整合与技术适配机制，破解侵蚀沟治理结构性矛盾。整合耕地承包权，推动垄向统一。建立“田长制”明确权属，消除垄向差异。全面推广等高种植、秸秆覆盖等保护性耕作技术。强化农民认知与行为引导。

三是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推进侵蚀沟治理与耕地保护深度融合。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农业农村、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职责分工，统筹侵蚀沟治理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灌排系统完善等工程规划。推动治理工程与耕地保护规划深度融合，将侵蚀沟治理纳入黑土地保护整体实施方案，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同步预留生态修复空间。

四是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压实耕地保护责任链条。构建“田长制﹢网格化”管护机制，明确县乡村三级田长及网格员管护责任，实现保证工程质量和推动后期管护责任落实的双赢。强化技术支撑与监测。运用遥感监测和物联感知技术搭建智慧监管平台，动态评估治理成效，实时追踪沟头稳定性和耕地质量变化数据。

民进中央：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的塑料污染治理新体系

“十五五”时期，亟须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的塑料污染治理新体系，推动从“禁塑”向“无废”转型，实现科学有序治理。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一是监管标准与执行尚未形成合力。塑料制品全流程数据统计体系尚不健全，难以有效指导和评估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工作。二是源头减量与替代面临结构性挑战。塑料替代成效有待巩固拓展，聚乳酸作为主要替代材料，目前供不应求，国内产品以中低端为主，耐热、高强度等高端产品进口依赖度高。三是回收与再生体系存在断点。塑料包装可回收性设计作为循环体系的起点，当前仍缺乏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统一标准、定义与监管要求。为此，建议：

一、进一步优化塑料污染治理制度体系。将“十五五”塑料污染治理工作提升为国家级专项规划，同步将塑料治理要求纳入重点行业“十五五”相关规划，形成“专项规划﹢行业规划”双引擎规划体系。系统推动重点领域相关部门规章的制定与修订工作，将绿色设计、源头减量、循环利用等塑料污染治理要求融入行业管理制度，强化治理协同与激励保障。加快建立调查监测网络，研发高效、低成本的降解和去除技术，构建全链条微塑料等新污染物治理体系。

二、深化一次性塑料制品减量与替代工作。复制推广海南、上海等地经验做法，完善法规制度，细化配套政策，推动从“禁塑”向“治塑”、从“鼓励引导”向“强制执行”转型，将塑料污染治理纳入基层治理体系。聚焦外卖、零售等重点行业，研究出台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专项政策，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探索塑料产品碳标签制度，鼓励绿色消费。强化可降解塑料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三、提升废塑料回收利用率，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推行塑料制品可回收性设计，推动标识合规性纳入市场监管体系。健全塑料回收利用体系，推动公共治理体系与市场化机制衔接，深化环卫体系与废塑料回收体系“两网”融合，加快建设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加大对再生塑料加工与改性技术的研发投入，提升再生塑料在韧性、强度、耐热性等方面的性能，科学布局化学回收试点，推动再生模式从“降级再生”向高值化“原级再生”升级。提高适宜领域再生塑料强制或优先使用比例，提升其市场占有率。

乙晓光委员：体系推进水资源治理多维度发展 助力水生态价值可持续转化

对照美丽中国建设要求和高质量发展需求看，水资源刚性约束“落地难”与水生态价值“变现难”两大核心问题相互交织，影响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政策法规，强化刚性约束。一是加快补齐法律空白。国家层面出台流域管理法或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明确以流域为单元的综合管理权威；加快制定《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地下水管理条例》等配套法规。二是加快推动法规整合。建议由国务院统筹，设立水资源治理法规协调小组，梳理并统筹现行的水利、环保、自然资源等领域法律法规，鼓励地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配套实施条例。三是加快完善监管体系，构建覆盖取水、用水、排水全过程的数字化监管网络。

二、深化机制创新，激发内生动力。一是优化央地涉水事权划分。进一步细化明确中央和国家机关在跨省河流治理、国家水源地保护等方面的事权，探索建立“流域管理机构﹢省级政府”协同议事机制，赋予流域管理机构对地方涉水规划、项目审批的前置审核权。二是健全多元生态补偿机制，引导生态保护地区发展优势生态产业，上下游地区联合开发生态旅游产品。三是提升生态指标考核权重。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进一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水环境质量、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率等指标权重，对于重要的水源涵养区、生态脆弱区的考核，要侧重考核保护成效和绿色发展质效。

三、加强区域协作，提升治理质效。一方面，搭建跨区域协同治理平台。建立水资源治理省际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商解决规划对接、政策协调、应急联动等问题。另一方面，建立跨区域利益共享模式。推动上游水源涵养区与下游用水受益区之间，建立高层定期会商、共同投资建设、共享发展收益的深度合作模式，打造区域性生态品牌。同时，探索设立“流域绿色发展基金”。

四、推动市场参与，汇聚发展合力。一是构建水资源交易全国统一市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水权交易平台，推动各省、市、区建立水权交易中心。二是健全水资源交易国家规则标准。国家层面出台水资源资产确权、定价、交易、监管等标准规范。三是发展水资源交易服务保障产业。发展水资源生态产品认证、碳汇交易等衍生市场，拓宽生态价值变现渠道，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云治厚委员：适应气候变化趋势 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农业乃“国之大者”，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近年来，部分北方省份夏秋季降水异常增多，洪灾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其中既有降水增多的客观原因，也有地方政府和民众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视不够等因素。例如：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够深入，对生态文明思想的贯彻落实不够扎实；部分地方的民众将原有的河道、渠道改造为农田耕作，有的地方甚至将侵占河道、渠道耕作的农田划入耕地红线进行保护；市县乡公路建设存在设计施工缺陷，本应规划桥涵的路段未建，或是虽建了桥涵，却未考虑能够通过的最大洪水流量，严重阻碍了洪水下泄；受惯性思维影响，各地思考“节水抗旱”较多，谋划“防洪抗洪”较少。农村建房选址较少考虑洪水的重大危害，许多平原村庄的“护村坝”建设滞后缺失，村庄抵御洪水侵袭能力严重不足；国家设置了河湖长制，每一位“河湖长”每年是否全程巡视过所负责的地段，由谁考核、由谁监督均缺乏明确落实。为此，建议：

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意义，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深入人心。用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居安思危理念做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彰显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在全国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高潮。

二、国家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恢复原有的河道渠道走向。对侵占河道渠道形成的耕地，甚至已划入“耕地红线”保护的，应当由水利、农业、国土资源等部门进行重新鉴定划分。

三、国家水利主管部门应统筹全国和地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省、市、县域内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由相应的省、市、县水利主管部门牵头规划、协调、监管。

四、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水利行政部门应当参与规划设计。“高标准农田”应当是地平整、旱能灌、涝能排、路通畅的，能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实的发展基础。

五、公路道路建设应当听取水利部门意见，要按照当地防洪要求，对需要设置桥涵的路段，规划设置与防洪能力相一致的桥涵。

六、村镇建设规划要科学合理，地方政府应当出台相应指导意见。建议把每年的河道渠道清淤工作、河湖长亲自巡视所负责河湖段的防洪工作纳入市、县、乡级政府年度实绩考核内容。

孙俊青委员：筑牢生态屏障 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黄河“几字弯”横亘晋陕宁蒙甘五省区，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地带，也是黄河流域泥沙输入的主要来源地，承载着国家能源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多重战略使命。但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仍面临诸多深层次挑战。为此，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坚持系统施治，构建全域协同治理格局。充分发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省际合作联席会议作用，健全毛乌素沙地、腾格里—乌兰布和沙漠等跨界区域联防联治机制，推动五省区在规划编制、标准制定、技术共享、成果互认等方面实现一体化推进。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深入贯彻《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总体规划》要求，统筹护山、节水、造林、改田、保湖、增草、治沙七大要素，聚焦黄河岸线流沙、十大孔兑粗沙区、河套灌区盐渍化等重点区域，实施区域性系统治理项目。

二、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治理精准化水平。要将科技创新作为攻坚核心支撑，加大对防沙治沙、节水灌溉、生态修复等领域的科研投入，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体系。支持科研机构与地方合作，培育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的优良树种，推广“泥浆蘸根、截杆埋杆”等抗旱造林技术和光伏板下立体种植、畜禽草耦合等先进模式。建设黄河“几字弯”生态环境监测预警平台，整合卫星遥感、地面监测等数据资源，实现对沙化土地、水土流失、河湖水质等生态要素的实时监测和动态预警。

三、推动绿富同兴，培育生态产业新动能。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理念，依托沙漠、戈壁、荒漠等资源，大力发展风电光伏一体化项目，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走廊，推动新能源产业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肉苁蓉、沙棘、山杏等特色林草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培育知名品牌，促进沙区群众增收致富。深挖黄河文化、沙漠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一批生态旅游精品线路，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的重要载体。

四、强化政策保障，夯实攻坚坚实基础。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在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将黄河“几字弯”地区纳入国家生态补偿重点区域，提高补偿标准、扩大补偿范围。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设立生态治理专项人才计划。

连玉明委员：加快构建国家公园法治体系 提升国家公园现代化管理水平

我是一名正在青海援青的全国政协委员，担任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首席专家。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我走上“委员通道”，向世界讲述了三江源生态文明的中国故事，深切感受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江源大地上书写出的精彩篇章。2026年1月1日，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正式颁布实施。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推进国家公园的保护及其各项政策措施的完善，仍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是事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问题。三江源国家公园率先实行“一户一岗”制度，平均每名生态管护员巡护范围约1万平方公里，加之生态管护巡护未配备专业巡护装备，与国家公园科学管理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如何让更多的人共享自然之美，共享国家公园发展成果，也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的腹地，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创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引领性作用，加快建立国家公园群协同体系，也需要在立法先行、法治引领上超前谋划。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快构建国家公园立法体系。积极推动自然保护地法立法进程，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

二、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自然恢复为主，保持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又要为国家公园内老百姓的生存发展提供必要保障，特别是加强国家公园“人兽冲突”研究管理，强化对受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致害防护，加快推动设立野生动物致害保险，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把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立法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动澜沧江保护法立法进程，构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澜沧江保护法“1﹢3”的立法体系。

四、建立健全保护性、开放式、共享型的全民生态保护与发展体系。探索完善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生态旅游等特许经营模式，鼓励符合条件的当地居民参与特许经营，打造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与生态体验高端研学和科研观测基地。

五、强化科技支撑，加快国家公园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全域覆盖。建立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国家公园监测体系，加快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巡护智能装备建设，不断提升国家公园现代化管理水平。

柳锋波委员：系统推进丹江口水库消落区综合治理 筑牢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屏障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国家优化全国水资源配置、破解北方缺水瓶颈的重大战略性决策，丹江口水库作为工程唯一核心水源地，库区水质是否稳定达标、生态状况是否健康，直接决定工程能否持续发挥效能。

丹江口水利枢纽大坝加高后，正常蓄水位由157米升至170米，至今已三次实现满蓄目标。这一举措在提升调蓄能力的同时，形成了面积巨大、生态敏感的消落区。一直以来，消落区管理面临着基础研究薄弱、监测能力不足、治理技术匮乏、体制机制不完善等多重挑战。为此，建议：

一、设立跨学科科技攻关专项，研发推广生态友好型技术与模式。在国家重大研发计划中，优先部署“南水北调水源地消落区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生计协同关键技术”专项，组织优势科研单位、高校及企业，重点围绕以下领域协同攻关：筛选培育耐水淹、耐贫瘠、固土能力强且具有经济价值的乡土植物品种；构建面源污染防控体系，研发精准施肥施药技术装备；创新生态—经济协同模式，探索林下经济、雨养农业等替代产业。

二、实施水土协同治理，防控侵蚀与库容淤积风险。针对耕作与水力扰动导致的水土流失问题，采取“减扰动、固土壤、拦泥沙”的系统治理策略。在重点侵蚀区推行退耕还草还灌，布设植物篱、护坡毯等生物工程措施；推广保护性耕作，配套建设坡面截排水与沉沙设施；在沟道及河口区域构建生态拦沙系统，并科学实施水库清淤。

三、分阶段实施省级、国家级空天地一体化精准监测工程，构建智慧管理平台。建议设立“丹江口水库消落区生态环境精准调查与监测”重大专项，开展全覆盖、高精度的本底普查：精准测绘不同关键水位消落区边界，建立动态变化模型，并将监测普查成果统一集成至“丹江口水库智慧水源地管理平台”，实现数据跨部门共享以及动态可视化。

四、推进土地权属与利用综合整治，实施统一管制与长效补偿。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探索通过省级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或国务院行政法规等方式，明确划定生态保护核心区（170米正常蓄水位线以下全部消落区）与重点管控缓冲区（170米水位线以上100米、300米、500米岸上梯度区域）。核心区实行最严清零政策，将土地使用权与管理权统一收回国有，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与省级政府共同承担保护责任，全面禁止无序农业种植等开发活动。同步建立科学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专项基金，探索市场化补偿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