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6日，苏华（右三）考察四川凉山州宁南县茧丝绸工业园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苏华：第十二、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民建中央常委。获黄炎培杰出校长奖、黄炎培杰出贡献奖。

在中国教育的语境下，始终横亘着一堵无形却坚固的“墙”。墙的一边，是通往大学象牙塔的康庄大道；另一边，则被视为崎岖小径——那是职业教育的方向。

35年来，苏华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件事：推倒“围墙”，让光照进另一边，证明那条小径同样通往辽阔的天空，也同样能够撑起一个国家的脊梁。

理想

那堵墙，最初存在于社会观念里。

上世纪90年代，在劳动部门培训中心工作的苏华，无意中读到了黄炎培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被其中所描绘的愿景深深击中——“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业。”

35年后，苏华再度回忆起那时的选择时说，“我心中有了一个梦想，让更多的人‘从事实业’‘发明新器物’。”

怀揣着这份“实业报国”的教育理想，他告别了平静而安稳的工作，踏上了职业教育这条在当时看来并不宽阔，甚至有些崎岖的道路。

然而，这与当时职业教育的现实图景形成了残酷的对照。彼时，伴随国企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化，职业教育刚刚开始摆脱计划经济模式，承担下岗再就业培训、培养基础技能工人的任务。但在“学而优则仕”的千年传统下，职教在人们的心中，依然是“次等教育”，是考不上高中的“无奈选择”。

投身职教领域后，苏华很快感受到了那种无处不在的偏见和困境。“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很多家长宁愿让孩子复读三年，也不愿意送他们到职校学一门手艺。”苏华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最让他痛心的，不是工作的艰辛，而是看到那些充满潜力的年轻人，因为选择职业教育而被贴上“失败者”标签。

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不畏惧与现实的对抗。苏华坚信，一个国家扎实的工业底盘，不能仅由塔尖的精英支撑，更依赖于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需要千千万万扎根大地的能工巧匠。“我要用事实告诉大家，职业教育不是失败的退路，而是成就另一种精彩的通道。”

办学三十余载，苏华深刻认识到，传统职业教育重理论、轻实践，对接产业、服务企业的能力明显不足。

“关起门来办教育，永远追不上产业发展的脚步。”他认为，仅靠校内实训远远不够，学生需要真实的市场环境与企业场景。

在长期调研中，苏华总结出富有生命力的“前店后校、校店一体”办学模式，四川蜀徽大酒店便是生动实践。这一模式打破校园与产业壁垒，企业管理者兼任导师、教师参与运营、学生工学交替，形成“教室即工坊、教师即师傅、学生即学徒”的育人新形态，有效破解理论与实践脱节难题。学生在真实岗位中锤炼技能、提升素养，毕业即就业。

“这才是职业教育该有的样子。”看到在酒店实训厨房，烹饪专业学生在企业师傅兼专业教师指导下实操实训，技艺在实践中不断精进，苏华感慨道。

教育，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融入产业发展之中。

制度

如果说观念的围墙需要时间来消融，那么制度的围墙则需要更系统地破局。

1996年职业教育法颁布，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职业教育的地位，推动中专、技校从“统包统分”转向市场导向。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制造业迅猛发展，催生了对技术工人的巨大需求。2005年国务院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2006年启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中央财政投入百亿资金，推动高职教育提质扩容。校企合作模式兴起，专业设置与机械、电子等制造业需求深度绑定，职业教育成为支撑“中国制造”的重要力量。

春风吹拂，但坚冰仍未完全融化。在职教道路上走得愈远，苏华便愈能深切地感受到职业教育面临的根本性困境，是“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观念与制度性障碍共同形成的双重枷锁——无论是在仅占教育总投入20%左右的经费分配上，还是在职称评定、人才引进等政策中，这种歧视无处不在。

“只有当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发展空间与学历教育群体趋近甚至超越时，人们心中的观念壁垒才能被实质性瓦解。”苏华说。

苏华深知，改变不是一蹴而就。因此，201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他始终坚持从职业教育的实践中提炼问题，提出提案建议，并持续跟踪落实。

一件高质量的提案，在苏华眼中必须“反映大事、言之有据、事实清楚、建议具体”。为了“具体”，他会为了一个数据反复核实，为了一个案例多次走访。他的调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广东制造业企业的工厂车间，西部地区的职业院校课堂，到四川乡村的“坝坝会”。仅去年一年，他的行程就遍布中国10余个省份的30余所职业院校和多家企业。

这些扎实的调研，转化为一系列推动制度变革的建议。2016年，苏华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独立设置“职业教育高考”、“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招生考核办法等建议，在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被采用，之后他又在2020—2025年持续建议“加快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逐步扩大职业本科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招生规模”，“进一步优化‘职教高考’制度”，推动体系贯通。

在苏华等职教工作者的共同推动下，中国职业教育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制度的变革，最终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的选择里。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职业院校有中职、高职和本科三个层次，中职学校有9302所，高职有1562所，职业本科有87所，在校生共3400万人。更为重要的是，职业教育供给了现代产业70%以上新增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成为支撑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

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的职业教育法还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国家政策支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苏华谦逊地说，“我很荣幸能够参与其中，为职业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苏华而言，最大的欣慰在于每一个制度的突破，都意味着千千万万个学子的人生道路被拓宽，意味着距离那个“人人尽展其才”的图景更近了一些。

未来

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委员通道”上，苏华说：“职业技能教育既能顶天，又能立地。”

这句话，凝聚了苏华35年的思考。

“顶天”，是职业教育撑起的大国梦想。在航天工程的精密装配车间，在深海探测的技术保障团队，在新能源研发的实验室里，越来越多来自职业院校的技术技能人才，用他们的专业与匠心，支撑着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

“立地”，是职业教育扎根社会需求的深度——在四川高槐村，苏华看到经过职业培训的返乡人才，把电子商务、乡村旅游搞得像模像样，不仅增加了村民收入，还吸引了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职业教育就像一座桥梁。”苏华说，“一头连着校园，一头连着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每个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站在这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苏华的思考愈发深邃。他不仅关注制度变革，更关注人的变化——他敏锐地观察到，“工匠精神”在代际间的传承中，正逐渐焕发出新的光彩。

“上一代技能人才，多将技术视为谋生手段，强调‘吃苦耐劳’‘干一行爱一行’，是车间里无声的奉献者。”苏华分析道，“而今天的‘00后’职教学子，更倾向于将技能视为职业选择，追求‘多元出彩’‘爱一行干一行’，他们能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为国争光，也善于在短视频平台展示技能魅力。”

两代人的区别，还体现在对技术技能的传承创新上。苏华发现，上一代人注重经验传承，十年磨一剑的手艺沉淀，如景德镇陶瓷匠人对手工拉坯的坚守。而“00后”注重创新破解，擅长技术跨界融合。

“在深圳的一所职业院校，我见到几个学生用3D打印技术复原文物，还自主开发了建模插件。”苏华的眼神中透着赞许，“这就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

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苏华认为，两代人对于“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追求一脉相承。精神内核的延续与外在表现的创新，恰恰是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的生动写照。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苏华的履职思考再启新篇。

面对数字浪潮与产业变革，他将目光投向AI赋能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国际化、服务新质生产力三大方向。他提出，以人工智能重塑教学模式、重构技能标准，让数字素养成为新时代工匠标配；要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引进来”，依托鲁班工坊深化国际合作，让中国技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把课堂设在生产一线，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高质量就业的稳定器、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同时，他还聚焦青少年健康成长，建议构建预防、预警、干预全链条心理健康防护体系，为青少年撑起一片心灵的晴朗天空。

如今，苏华依然奔走在职业教育的第一线。围绕“推动职业教育联盟和共同体发展”这一主题，今年的调研计划早已排满。谈及未来时，他的愿景清晰而具体：希望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类型教育”体系，让职教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普通教育学生享有同等权利；产教融合从“物理结合”到“化学反应”，让企业的新技术第一时间走进课堂；数字化能重塑职业教育形态，应用AI技术实现“一生一案”……

“最重要的是，”苏华顿了顿，“要让技能人才获得应有的尊重。比如将世界技能大赛冠军纳入‘国家荣誉体系’，像奥运冠军一样获得社会尊崇。”

作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见证者和推动者，苏华深知，前路上还有太多需要破解的难题，但他也相信，当每一个选择职业教育的年轻人都能昂首挺胸地说出梦想时，当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选择时，中国制造的明天必将更加璀璨。

“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苏华的目光望向远方，那里有他为之奋斗了35年的职教梦想，也有千千万万个在劳动中实现价值、用技能书写精彩人生的年轻人。（记者 王亦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