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萍（前排右二）在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

“我将持续关注市域社会治理的深化路径，呼吁进一步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机制，让‘智治’与‘共治’相得益彰。”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我聚焦破解市域社会协同治理不足、智慧赋能滞后等问题，提交了《关于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提案》，并获得中央政法委办公厅办复，深感欣慰，深受鼓舞。现在回想起来，调研案例、协商智慧与实践突破仍历历在目。

提案的灵感，源于对国家治理战略的思考与基层实践的深切触动。走访调研时，我发现，一些城市将“市域”简单等同于行政区划，导致城乡治理“两张皮”；有的地方过度依赖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参与不足；更关键的是，智能化手段未能深度融入治理全流程，矛盾预警滞后、资源调配低效等问题凸显。

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形成鲜明对比。我意识到，必须从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两端发力，推动治理理念、机制、手段的系统性变革。于是，我提出“加强政治引领、搭建共治平台、加强智慧赋能”三大建议，呼吁构建“市—县—镇—村”四级联动体系，强化科技支撑，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提案立案后，中央政法委作为主要承办单位迅速牵头组织多部门协同办理，共同研究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弘扬“四下基层”的优良作风，全面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深化市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印发《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有力提升市域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能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山西省晋城市作为全国第一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积极探索出“三长会商”“赵树理调解室”“和事佬调解室”“五色分级预警”“三站三调”等一系列联调品牌，成为防范风险、化解矛盾的有力武器，一大批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化解。该机制推行以来，全市乡村两级化解矛盾纠纷6586件，成功率达98%以上，1起案例入选司法部案例库。晋城更以智能化建设为突破口，建成覆盖市、县、乡三级的社会治理中心，整合16家部门资源，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解决”；开发市域治理基层综合服务平台，推动数据共享，2024年网格员通过手机上报处置风险隐患类事项22.7万件、治安类事项14.7万件、矛盾纠纷类事项3.4万件，真正实现“事在格中办、网尽所有事”。

晋城连续12年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全省第一，获评“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三长会商”经验作为全国65个优秀案例之一向全国推广。这些成绩，既是提案建议落地的“民生答卷”，更是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生动注脚。

作为政协委员，我深刻体会到，提案的价值在于“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上”。未来，我将持续关注市域社会治理的深化路径，呼吁进一步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机制，让“智治”与“共治”相得益彰。

（记者 司晋丽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