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了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提出来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又作了深入阐述。这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是对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未来理论发展的正确引领。“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以“财富观”为例。财富观包括两方面，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分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财富观、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财富的生产

科学社会主义是相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而言的。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是全方位的，如在方法论、理论基础、实现路径等各个方面；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空想社会主义者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如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等，也对劳动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但由于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限于道德上的谴责和制度上的修补，各种“实验社区”也均以失败告终。而科学社会主义则认为，当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就会被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换言之，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依靠资本家的“道德”或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度修补。

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财富特别是物质财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高度重视财富的生产。《尚书·洪范》将“富”列为“五福”之一，将“贫”列为“六极”即六种不幸之一。《周易·系辞下》提出“天地大德曰生”，这里的生，包含了生存、生活、生产之意。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名字即来自于此，取其造福苍生之意。无论是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还是庄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都道出中华民族注重现世人生、对于超越性宗教缺乏兴趣的特征。中国人从未将幸福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天堂”“彼岸”，而是崇尚艰苦奋斗、天道酬勤，坚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实现美好生活。这或许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财富生产的深层原因。有一种看法认为，与追求财富相比，古代中国人更重视道德修养。著名的论据就是孔子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似乎“逐利”是小人之举，君子不屑为之。这种看法不准确。《论语》历代注家都认为，孔子时代所谓“君子小人”，并非像后来那样以道德修养为划分标准，而是以其社会地位而言。孔子所谓的君子，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所谓的小人就是普通百姓。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贵族、士大夫，孔子才要求他们“喻于义”；而对于普通人，孔子充分肯定他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况且，孔子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见他自己也并不反对追求财富。孔子并未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主张“以义取利”“义主利从”。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讲，所谓“义”就是正外部性，或至少避免负外部性。以义取利的意思是说，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最好能够兼顾他人的利益，或至少不妨害他人的利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义取利”要靠法律和制度约束，而不是仅诉诸道德批判。无独有偶，儒家“亚圣”孟子也并不反对逐利。他提出的“恒产论”“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就是主张政府要保障百姓拥有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对于各国君主，孟子要求他们讲“仁义”、不要“与民争利”，而对于普通百姓的利益，孟子坚决予以肯定。到了荀子，更是明确主张“民富”“以政裕民”，要求政府通过恰当的政策实现“富民”，并最终实现“上下俱富”。高度重视财富的生产，尤其是注重让百姓富裕，始终是中华传统财富观的重要内容。

财富的分配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消灭阶级区分作为自己的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将共同富裕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注重财富生产的同时，高度重视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反对贫富差距过大，同样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而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关于财富分配的思想，同样与之高度契合。

中国古代财富分配思想的核心特征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贫富悬殊”。首先要明确的是，有人说中国人就喜欢“搞平均主义”，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不可否认，古代农民起义确实提出过类似的主张，如“等贵贱、均贫富”，但这主要是作为一种鼓动口号或斗争策略，从未真正实施过。中国古代居主流地位的分配思想，从来不是平均主义。孔子提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同样并非主张平均主义，而是主张施政均平，使人“各得其分”。综合孔子的全部思想来看，他主张的是以“礼”为核心的等级制，这当然不是平均主义。事实上，无论孔子讲的“复礼”还是荀子讲的“制礼”，都是一套等级制的分配制度。只要人的精神境界还没有达到“以劳动为第一需求”的地步，一定程度的分配差距就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足够的激励，让人愿意投身于财富的创造。

中国古代财富分配思想，除反对平均主义外，同样反对贫富差距过大。老子《道德经》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认为“人之道”应当顺应“天之道”。《管子》提出：“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主张人之贫富应完全掌握在君主手中。汉代董仲舒表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所以应当“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因此，古代中国很早就产生了“调均贫富”思想，而且不仅注重“提低”，也注重“限高”，认为太穷和太富都不好。

相比之下，西方思想特别是当代西方主流正义理论，则主要侧重于“提低”“兜底”，而不主张“限高”。如罗尔斯《正义论》中提出的“差别原则”就只强调“提低”，但并不主张“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英、美大幅降低遗产税税率和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就反映了这种思想。

从现代分配正义理念来看，人之贫富，并非完全取决于自身天资和努力，而是包含了大量运气成分（包括家庭出身、继承财富之多寡等），基于运气的分配，当然不属于道德哲学上的“应得”，故应尽量剔除。古代中国在政治上“早熟”，自秦汉起就以官僚制取代了贵族制，基于出身、血统、民族的等级制让位于基于“优绩”的等级制，这或许是“调均贫富”思想深入人心的重要背景。而且，中国古代“调均贫富”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实践中亦有大量制度和政策。如著名的“盐铁官营”，由国家垄断经济命脉，实行工商业的专营、专卖，其目标之一就是打击民间富商，使其不得并兼百姓。土地制度，有“限田”“均田”等政策；税收制度，有租庸调改两税法、摊丁入亩等；赈济制度，有物资赈灾，蠲免赋税，移民就食等。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出发点，或许主要是为了维护统治，但客观上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因此，中华传统财富观，在财富分配方面一贯反对贫富悬殊，主张将贫富差距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样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

（作者张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