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何时不再是职场就业的“分水岭”？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组讨论现场，阮诗玮常委为“35﹢”群体发声，他建议构建全龄友好就业制度体系，希望通过制度完善与观念转变，为“35﹢”群体打破就业壁垒，提供更多公平竞争的就业空间。

“我在调研中了解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某电商平台35岁的运营主管失业后转行当网约车司机，月收入从1.8万元降至不足8000元。”阮诗玮说。

实际上，这并非个例。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已攀升至39.8岁，“35﹢”群体再就业困境日益凸显，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24年专项调查显示，25—34岁求职者平均获得面试机会比例为38.7%，35—44岁群体骤降至12.4%。

除了面试机会锐减，职业发展通道也呈现“双轨分化”趋势。智联招聘《2024中年职场生态报告》显示，35—45岁群体中，互联网行业从业者遭遇职业断崖的比例高达41%。

阮诗玮还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在数字经济领域，字节跳动、美团等企业在2023年校招中，30岁以上应聘者录用率不足3%；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三一重工、格力电器等技术用工型企业，35岁以上应聘者实际录用比例仅18%左右。

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使成功再就业，“35﹢”群体的再就业质量也普遍下滑。2024年第三季度数据表明，35岁以上失业人员再就业后薪资水平平均下降27.6%，远高于30岁以下群体的12.4%。

“这种薪资下滑不仅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也造成了消费潜力的流失。根据测算，每年因此造成的消费潜力流失高达1200亿元。”阮诗玮说。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切实抓好民生保障，促进重点群体稳定就业。在阮诗玮看来，打破年龄歧视，建立公平的就业环境，能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让阮诗玮高兴的是，今年国考将公务员招录年龄上限由往年的35周岁调整为38周岁，对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则放宽到43周岁以下。在他看来，这传递出了公平就业的信号，有利于构建友好就业生态。

同时，他还建议要建设一站式再就业智能服务平台，试点“职业转型顾问”制度，推动人才再就业下沉，完善社保跨地区接续和参保补贴政策。（记者 王菡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