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正确认识和总结这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必须坚持正确的抗战史观和二战史观。

从全民族抗战看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

准确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首先要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社会，但没有生搬硬套“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创造性地深刻指出，近代中国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然而，近二三十年来，有人否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认同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提出以现代化作为认识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更有甚者，有人推崇改良、渲染革命的所谓“破坏性”，明确提出“告别革命”。如此一来，就否定了我们党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否定了我们党建党以及执政的合法性，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釜底抽薪，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其实，革命与改良之争是近代的老话题，本无新意。围绕如何使中国摆脱积弱积贫的困境，当时的人们提出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乡村建设等改良方案。这些方案有其积极意义，但终究只看到病象、不触及病根。1930年，胡适发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提出“五鬼闹中华”说，认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惟有用教育才能将之消灭。此说当时就遭人诟病。陶行知先生调侃胡适，说他将帝国主义之侵略武断地一笔勾销，“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可谓一针见血。很显然，帝国主义侵华、封建统治腐朽是祸害近代中国的两大根源。不完成反帝反封建使命，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状、扭转中国命运。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便是一个例证：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策动华北事变，觊觎华北；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国人民的血性、意志。中国从局部抗战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形下，抗日是为了救亡，属于反帝，但单纯反帝、不反封建，反帝很难进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叫“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服从抗日这个中心任务，党停止土地革命、不再没收地主土地，但实行减租减息、改善民生，再就是实行民主政治，提倡用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取代旧文化。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民主”的诉求，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都是为了更好地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日。这段历史充分说明，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浴血奋战的结果。时下网络上有一种声音，抬高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的地位、夸大其作用，声称“中共游而不击，国民党军队是抗战唯一主力”。这种说法有两大错误：一是割裂了国共合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共同抗日的历史；二是贬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的伟大贡献。全面、辩证、客观地总结14年抗日战争史，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对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起了不可替代、举足轻重的作用。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也就无法形成和坚持历时8年的全民族抗战局面。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家危难之际，蒋介石却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全力“围剿”工农红军。1935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4月，中共中央专门致书国民党中央，为“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的现象痛心疾首，呼吁为救亡图存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逼蒋抗日，避免了自相残杀、亲痛仇快的局面。国共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在日本诱降下，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沦为日本“以华治华、分而治之”的工具。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限共”“防共”方针。嗣后，重庆方面三次掀起反共高潮，第二次即震惊中外、被周恩来喻作“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这三次反共高潮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频频告危。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打退或制止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不仅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不继续坚持抗战，从而化解危机，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

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提振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发表《论持久战》，从战略高度科学解答了公众关切的诸多问题。此时，全民族抗战已历时10个月，人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颇不一致，众说纷纭。毛泽东全面分析中日两国基本国情和中日战争基本特点，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以持久战战略应对日本的速决战战略；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将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一预判与战争后来的实际进程完全吻合。《论持久战》有两段文字尤其具有深意和新意：一是质疑和批评10个月来国民党当局以阵地战为主、一味拼消耗的错误战略方针，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提出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两相比较，双方之战略思想高下立判。二是系统阐释了人民战争思想，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是持久战的精髓，也是全篇的精髓。

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力策应正面战场作战，使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战线越拉越长，兵力不足。抗日战争遂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侵占中国大片国土，但只能控制中心城市、县城和铁路、公路沿线，对广大乡村鞭长莫及。这给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广阔空间。通过统一战线，党最大限度地团结凝聚一切抗日力量，迅速在敌后站住脚跟。以游击战为主，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在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内，民众被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这就使侵华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意义随之日益凸显。早在1940年，华北日军已将八路军作为主要作战对象。八路军主动发起“百团大战”，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民心。到1945年春，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有19块，人口近1亿，形成对日军盘踞的中心城市和交通线的包围，成为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和战略基地。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相比之下，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大溃败，伤亡数十万人，8个月内丢失146座城市，丧师失地，使国民党当局颜面扫地。

在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和民主大旗，顺应时势和民心，显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全国的声望、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而国民党则是在不断下降。《论持久战》有一段话说得很深刻、很有分量：“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动员老百姓，推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做不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这是由党的阶级立场决定的。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党不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近年来，已有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肯定、承认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贡献，但总的来说，西方学界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叙述框架没有大的改变，依然以欧美国家为中心，将中国战场边缘化；再就是把美国援华视为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把美国对日投掷原子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视为促使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轻视中国战场的主体作用。这些错误观点夹杂着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旧的西方殖民主义思维、冷战思维，充斥着早已过时的傲慢和偏见。这抹煞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更在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罪行的气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始时间最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成为中国抗战的起点，同时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持续时间最长，前后持续14年，可谓艰苦卓绝、气壮山河。规模最大，中国于1937年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直接和间接卷入战争的人口达4亿之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歼灭日军150多万人，有力配合、支援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作战。牺牲最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伤亡3500万人以上；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直接、间接经济损失6000多亿美元。

总之，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基于对中国抗战地位和作用的重视，美、英在战时废除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订立新约，使中国在法理上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抗日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积极参与创建联合国，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抚今追昔，国际社会应当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

（作者夏春涛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