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从原始社会的敬畏自然，到农业文明的改造自然，再到工业文明的征服自然，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经历了深刻的演变。今天，生态文明的时代，既不是对原始社会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彻底否定，而是要在深刻理解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

“生态文明”是生态系统和文明系统的结合，是自然进化的生态系统和社会发展的文明系统的交融。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既要遵循生态系统的规律建设人类文明，同时也要为满足人类文明发展的需求合理改善生态环境，两者互为依托、同舟共济、协调发展。地球生态系统是地球生物经历30多亿年与地球环境抗争，经过反复淘汰和创新，最后形成的复杂“生物—环境”共同体，优于自然界中一切无机系统，人类也是该系统发展进化的产物。

首先，生态系统的运行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自然界通过精妙的动态平衡机制维持着系统的稳定，比如北极狐种群会随着旅鼠数量的变化而自动调节，避免出现资源枯竭的危机。这种自我调节的智慧对现代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追求无限扩张，已经导致全球资源消耗速度达到地球再生能力的1.7倍。我们需要建立新的经济范式，就像中国正在推进的“双碳”战略那样，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机制，为经济发展设置生态边界。其次，自然界的循环利用模式也给环境治理提供了科学借鉴。在生态系统中，没有真正的“废物”，每一个产出都会成为另一个环节的输入。反观人类工业文明，每年制造20亿吨塑料垃圾的现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欣慰的是，循环经济的理念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我国的“无废城市”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深圳通过智能回收体系使垃圾资源化率达到65%，远超全球平均水平。此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特征也给我们重要启示。多样性越丰富的生态系统，其抗干扰能力就越强。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在能源领域，我国正在构建“风光水核储”多能互补体系，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已达48%。在农业生产中，云南哈尼梯田保留传统稻作品种的做法，既维护了生态平衡，又保障了粮食安全，展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实价值。

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也为改善生态系统提供了强大工具。技术进步使我们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生态修复能力。中国的“蚂蚁森林”项目通过互联网动员5亿用户参与，累计植树4.3亿棵，固定碳汇120万吨；我们培育出耐盐碱水稻新品种，使原本无法耕种的边际土地实现增产15%。这些创新实践证明，科技完全可以成为生态保护的有力助手。同时，制度创新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的政策实践，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实现了流域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这表明人类有能力通过自我约束来改善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也至关重要。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中得到完美体现。这座始建于公元前256年的工程，遵循“乘势利导”的原则，至今仍在灌溉着5300平方公里的农田。在国际层面，《生物多样性公约》设定了“30×30”的保护目标，体现了全球共识的形成。这些文化层面的进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支撑。

生态文明的本质，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它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尊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又要积极发挥人类文明的创新能力。既不能像原始社会那样被动地受制于自然，也不能像工业文明那样企图征服自然，而是要在深刻理解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运用文明成果来促进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生态兴则文明兴。”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术委员会主任、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童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