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这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月23日至25日，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正是此次会议设置的七个专题之一。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还面临哪些新情况、亟待攻克哪些重点任务？与会常委和委员们就此积极建言献策，展开深入研讨。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开放是促改革、促发展的重要法宝，高水平开放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

专题讨论中，与会常委和委员们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单位有关同志深入交流。大家的共识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要求既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又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从长期来看，要深化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更好发挥作用，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增强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李心常委建议。

加快制度型开放，必须深化制度创新。蔡冠深常委认为，要加快整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破除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隐形壁垒，主动对标国际规则，加快知识产权、竞争中性、绿色标准等国内改革。“要强化自贸试验区压力测试，在数据跨境流动、跨境金融、人才便利等领域先行先试，推动自贸试验区提质转型，从政策优惠向制度创新转化。”

刘结一常委建议，要结合“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整体性、系统性规划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布局，努力形成在关键环节的主动、主导地位。要充分发挥我国工业规模大、工业门类齐、数智赋能强的综合优势，赋予现有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东盟、中非、中拉等合作机制更多产业链供应链内容，推动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

今年5月30日，国际调解院正式在香港成立，这是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体现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实践。这件事启发了龚俊龙常委：香港要围绕打造“调解之都”，深化国家战略对接机制，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完善法律协作机制，设立规则衔接创新合作区，畅通制度型开放“大动脉”。

外贸外资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如何进一步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张恩迪常委建议，要构建战略协同机制，统一制定对外投资法，引导企业在重点领域优先布局，建立“海外投资服务站”，实现“侨乡优势”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创新管理服务模式，构建综合服务体系，深化跨部门协同，推动管理服务一体化，整合中介机构资源，构建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当前，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共识。周汉民常委认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与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发展战略深度融合，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发展中的重要举措。“因此，要加强政策与标准协同，由行业协会、产业链‘链主’企业牵头，构建既有国际认可度又具有中国特色的ESG实践框架。鼓励企业通过应用数字化工具提升管理效率。在与全球合作创新中，由行业协会牵头，帮助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倡议，让中国企业的身影在全球协作中愈发清晰。”

优化开放布局拓展发展空间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这一重大举措，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地域分工的理论逻辑，是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合作形势变化的主动谋划，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局需要的必然选择。

互动交流中，与会常委和委员们结合各地发展的鲜活实践提出中肯建议，言语间既有对本地优势的精准把握，更有对全局布局的深入思考。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其着力点是打造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在高水平开放中不断增强区域影响力、辐射力。“目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处于年底前实现封关运作的关键节点。要加紧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充分释放国家赋予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发挥自贸港作为全国重要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为我国高水平开放蹚路子、作示范。”符之冠常委说。

“近年来，新疆强化与兄弟省份协同协作，全面拓展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成功举办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加强医疗合作、文化交流和旅游推广活动，深化民心相通。”结合新疆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新进展，哈德尔别克·哈木扎常委建议，有关部门要指导新疆开展进口药品口岸申建工作，在资金、引进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在新疆设立中亚、西亚主要国家签证代办机构，推进国际中转便利化。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香港、澳门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来自香港、澳门的常委们在发言中表示，香港、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在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

“要推动国家顶层设计与香港主动作为双向奔赴。”谭锦球常委说：“要推动支持香港发挥金融优势，提升人民币贸易融资能力，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资产及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探索企业的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占比。”

何超琼常委建议，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积极推进海铁联运智慧化发展，发挥香港机场优势，提升海空联运效能，持续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造多式联运示范标杆，以低空经济赋能，创新驱动大湾区交通产业融合发展。

当前，澳门处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关键阶段。何润生常委建议，澳门要善于运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相关政策，通过系统性金融创新，突破土地受限与产业单一的双重约束。“强化基金顶层设计，构建‘双循环’资本生态，采用‘子基金投资﹢重点项目直投’模式，聚集澳门四大新兴产业，优化基金运作机制。澳琴建立联合管理机构，统一项目与税收机制，推动人才流动，扩大基金管理人认证，引入海外项目，并实现市场化。”

着力培育优质“软环境”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力量。与会常委和委员们表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让世界读懂中国的标识性叙事话语，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应有之义。

“国际传播是国际话语权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软性’基础设施。”杜占元常委说：“在当前分众化的国际传播中，青年群体的作用日益突出。建议深化面向青年群体的国际传播，坚持开放包容，激发国际青年认知中国的热情，培育一批对华友好的青年领袖，强化技术赋能，拓展国际青年了解中国的渠道。”

户思社常委建议，要及时总结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案例，建立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机制，提炼能够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特质，按照语言类别和国家区域建立国际传播体制机制，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

近年来，我国组织实施的文物古迹修复、中外联合考古等工作蓬勃开展，有力服务外交大局，促进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李群常委建议，在援外体制中增加“文物援外”框架，在执行层面为文物保护制定符合行业特点的管理规定。纳入文化遗产影响评估，优化境外投资流程，将前置考古和文化遗产影响评估纳入前期可行性研究，推动各主体履行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样是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软环境”的支撑。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地缘政治的波动性以及国际市场的复杂性，如何让中国企业“出海”更有保障？

张柏青常委建议政府和企业要共同采取应对措施，建立企业“出海”风险评估机制和政策咨询专家库，联合开展政策支持和风险防范工作，确保企业在海外市场顺利发展和合规运营。加强政策解读与海外法律服务，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海外风险保险产品，完善企业海外风险保险保障机制。

“知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要持续优化知识产权领域营商环境，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加强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维护我国企业海外利益，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打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国际环境。”申长雨常委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如今在共建国家不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隋军常委说：“海外侨胞是推动‘一带一路’共建的宝贵资源和重要力量，建议以‘侨’为‘桥’推动海外侨胞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引导侨胞在开展务实合作、促进绿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开展民间交往等领域发挥作用。相关部门要秉持为侨服务宗旨，强化工作合力，优化服务保障，为海外侨胞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项目对接、信息披露等全方位支持。”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当下，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已成为我国主动加强同外部世界联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桥梁。”在刘聪常委看来，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人文交流，交流合作平台可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层面，交流场景也可融入中国百姓的生活场景，以润物无声方式，消除外界对我误解。只有全球“朋友圈”做大了，对外开放合作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从制度创新的路径探索、高标准规则的深度对接，到区域开放的布局优化、文化传播的效能提升……与会部委同志循着常委、委员们的建言方向，逐一作出清晰回应。尽管发言视角各有侧重，却在核心认知上形成强烈共鸣：高水平对外开放绝非朝夕之功，无论是“硬环境”的攻坚突破，还是“软环境”的浸润培育，都需要在多个维度上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深耕。这份共识背后，是与会者们共同的信念——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在与世界深度交融的进程中，必将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中国动能！（记者 刘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