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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利：向光而行
王宁利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同仁医院原院长、眼科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眼科学院院长，国家眼科诊断与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医学科学院院长，国际眼科学院院士。
在熙熙攘攘的北京同仁医院东区的旁边，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走进去几百米，有个更为不起眼的铁大门，跨进去，就来到了北京眼科研究所所在的院子。面前一栋砖灰色的小楼门口，挂着“北京市眼科研究所”的牌子。
这里，是王宁利周末也会来工作的地方。
今年67岁的王宁利已经卸任了北京同仁医院的行政职务。如今，他除了保留一周一次的门诊和一周一天的手术外，科研就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
在4月21日召开的2024年中国医学发展大会上，所发布的《中国2023年度重要医学进展》当中，代表卫生健康与环境领域进展之一的《发现年度AI综合眼病辅助筛查有助于更多早期眼病患者的检出和及时转诊》，就出自王宁利团队。
当前AI发展迅猛，如何利用AI开展人群的眼病筛查，不仅仅只是医学课题，也是社会性课题。而对于王宁利来说，还是一项正在作答的履职课题。此前，王宁利曾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呼吁：把眼病防治纳入国家慢病管理体系中，在慢病筛查中加入眼底照相项目。“尽管建议还没被完全采纳，但我们也改变了观念，眼病筛查不能光依靠国家全覆盖。”
而王宁利团队的这项卫生经济学研究，立足于为中国人群推荐最具成本效益的眼病筛查策略，并帮助有关决策部门合理规划用于眼病防治的预算分配，也是将他的政协建议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位临床科学家自己对于科研的理解，也进入了新境界：“人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早期肯定是被杠杆指标所撬动，社会评价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当有了一定积累后，就应该回归自然。就比如科研，一定围绕真正的重要问题、重大痛点进行选定。”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2019年3月3日，站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王宁利回答记者提问前，先“面诊”了一下提问记者：
“我注意到你也是戴眼镜的，我看了一下你的眼镜，估计度数在400度左右。”继而，他又扫视全场：“如果请在场戴眼镜的媒体朋友举手，我相信举手的是多数……”
谈及近视这个已影响千家万户的问题时，王宁利坦言：虽然自己是眼科医生，但自己也戴眼镜，是个近视眼，而且女儿也是近视。所以他说，近视防控没有“神医”、没有“神器”，必须要靠国家战略，需要全民行动。
尽管没有“神器”，但不代表就不需要探索。“为了临床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而探索新办法，就是科研。”
他兴致勃勃地提到此前一个病例：“病人眼底的黄斑问题影响到他的感光能力，导致看东西总是发黑。病人的主诉是，有没有办法增加一下他看东西的亮度？”
“把他的瞳孔用药物散大，他的光通脉就大了。”王宁利想到的这个办法，正是借鉴了照相机的原理，光线通过镜头后，会穿过光圈，光圈的大小决定了进入相机的光线量。选择一个较大光圈，以确保足够光线进入相机，就能使画面更加明亮。
“做医生，就是要做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医生，你才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今天我们所周知的，近视发生因素跟缺乏户外活动、长时间用眼等有关的研究，其首次发现就是王宁利团队。“这两个发现尽管大家也都模糊地意识到，但我们通过科学的方法和前瞻性的因果调查，确定了它们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至今，王宁利回想起当年在国外初涉基础研究的自己，“从刚开始的刷试管、种细胞、切组织切片，一点一点学会了基础研究。”从此，这个医生就多了“一只手”，思维方式也完全不一样。
“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
“好医生一定是带着科学研究的脑子去做事。”
从医多年来，王宁利一直致力于青光眼的防治和治疗。如今，每周一次的出诊，总是有全国各地的大量患者慕名前来，一个半天的出诊时间，往往被拖成了两个半天。
而以王宁利命名的知名专家团队实行的是内部分级诊疗，也就是患者挂号后，团队能解决的解决，解决不了的再转给王宁利解决。
“没想到这样实行以后，我痛苦死了。”因为如此一来，王宁利面对的都是特别具有挑战性、风险特别大的病例，就必须想新的办法、找新的技术去解决问题。
“比如青光眼患者里面，高眼压的患者在中国有1000多万，这里面有些患者仅靠药物是控制不了的，大概有50%的患者需要做手术。那能不能有一种新药把这些患者的眼压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不用做手术？又或者能不能做一种手术，副作用最小、并发症最少、效果最佳？”
在临床问题的牵引下，王宁利和团队着手去做一些实验研究，而研究需要使用新的科研技术，无论是单细胞组织学、还是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等在王宁利看来都是手段，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他看重的这个过程，“就是创新”。
本职与履职的双向发力
3月11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消息，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0.01%硫酸阿托品滴眼液获批上市。我国这一首个“国药准字”硫酸阿托品滴眼液，用于延缓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进展。3月26日，该药已在互联网医院售卖。
消息发布后，接受采访的王宁利回忆起低浓度阿托品的研发工作，一下子追溯到了十几年前。
那是2011年，作为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的王宁利和团队在河南安阳，开展了一项聚焦于学龄儿童近视发生、发展及相关因素的大型儿童近视队列研究，命名为“安阳儿童眼病研究”。该研究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儿童近视队列，已完成5000余名儿童的连续10年随访，总结了该地区中小学近视流行现状、相关危险因素、预防与治疗措施等，被国际学者称为“儿童近视方面的里程碑式研究”。
就是在这项研究中，作为牵头人的王宁利发现，儿童近视发病率、患病率已经非常高。“当时就想，能不能找到一种防控近视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王宁利也了解到，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已有学者开展过阿托品用于近视防控的研究工作，“尽管当时用的浓度还比较高，但已经证明了它的有效性。”
在新加坡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等华人较多的地方，近视也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此，该地区的研究者针对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做了大量临床观察与试验，证实了0.01%硫酸阿托品滴眼液延缓近视进展有效且副作用小。彼时，国内一些医药企业与研究机构也关注到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在近视防控当中的应用，开始探索这一近视防控的方向。
中国国产低浓度阿托品从立项到获批之路所经历的十多年，实则也是王宁利自己亲身走过的眼科临床及基础研究发展的历程。
——从改革开放走出国门、学习新知识、引进新技术设备开始，一些学者意识到，“医生除了治病还需要对疑难疾病进行探索。”
——当临床研究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后，国内整体进入指标导向型阶段，在定量考核的指挥棒下，我国研究文章的数量飞速上升。
——经过快速发展，量得到了飞跃，质的要求开始提上日程。近年来，我国科学研究逐渐回归本源，聚焦于临床需求、国家发展导向。
“要是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当作横坐标，近视发生率当作纵坐标，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高，近视患病率在逐年增高。”王宁利还记得，在改革开放前，戴眼镜的还是少数人，现在不戴眼镜的则成了少数人。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进入了知识竞争性社会，也就是谁学得多，谁就会在社会竞争中得到一个更好的位置，所以学习成为了一种手段。”在诊断近视患病率的原因时，王宁利跳出了临床范畴，用社会视角去看待近视患病率发生的社会根源，并作出判断：“它既是世界上最容易进行群体干预的病，也是最不容易进行群体干预的病。”
近年来，我国近视患病率急剧上升，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出台了一系列近视防控的政策方案。因而，王宁利在防控上更下功夫。
一方面，他借助政协平台反复呼吁：“应该将近视防控的主战场和主要群体聚焦在学龄前儿童的防控上。6到7岁的孩子应该有15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如果幼儿园不关注孩子的近视防控，不给孩子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就会造成远视储备不足，在小学期间发生近视。”
另一方面，他和团队设计制造出以5度进阶调整的高精度、个性化定制光学镜片。据王宁利介绍，“传统医学验光以25度为单位进阶，一是因为这样加工镜片的废品率比较低。二是25度的变化也能够满足视觉的精细分辨。”而人眼的实际分辨能力在6.25度左右，以更小的5度进阶度数调整，能改善传统光学眼镜以25度进阶带来的过矫或者欠矫状态，为屈光不正患者提供更精准的视力矫正和更舒适的视觉质量，从而干预近视的发展。
对智与美的无穷渴求
如果只是将王宁利看作一名医生或是科学家，那么看过他主译的《达·芬奇爱上人体解剖》，以及他主编的《科学与艺术·眼科》，就会蓦然发现，他内心的艺术世界竟也如此多彩。
翻译《达·芬奇爱上人体解剖》背后的故事便很有趣——
一天，从事出版工作的朋友找到他，邀请他翻译莱奥纳多·达·芬奇解剖手稿。“于是我翻阅了手稿原著，当看到书中第14号笔记‘头皮层与脑室图’的手稿时，其中几幅图让我十分震惊。”
在对青光眼发病机制的研究中，王宁利的课题组利用核磁影像学证明：造成视神经损害的原因不仅局限于眼内压力的单独作用，而是眼颅压力梯度共同作用所致。“我们研究中所获得的核磁影像已深深植入我的脑海中，看到这幅500年前的手稿时，我便拿出这些影像图片与其比对，发现它们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时隔多年，王宁利在终生的事业与曾经的梦想之间找到了最大的交集：“人类文明发展的真正推动力正是人类对智与美的无穷渴求，前者转化为科学，后者转化为艺术，两者相辅相成。如果从事的科学研究能升华到艺术境界，科研也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
回顾自己的人生际遇，王宁利更是用了一个艺术化的表达：“历史就像一列火车，搭上这列车，你就在历史的列车上和历史同步前行；如果没搭上这列车，人生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对于这位出生在青海的“50后”来说，高考就是这列历史之车。
1977年，在周边人的影响和鼓励下，王宁利参加了高考。由于没有看到数学试卷背面的三道大题，导致严重失分，他就此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失之交臂，也告别了他最初的画家梦，被调剂到了青海医学院。
尽管没能如愿踏入艺术的车厢，走进医学车厢的王宁利，就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成一行。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王宁利用“行医不悔”这四个字，概括了多年来的坚守和坚持：“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当医生！能时刻帮助病人解决问题，就是做医生最大的骄傲。”
回到当下，王宁利忙碌于完成自己退休时立下的目标：“要继续做专家，要做1万台手术、带100个学生、出10本书。”这些年来，他也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工作。繁忙之余也有轻松时刻，一有时间，王宁利会穿好装备、戴上头盔选择到户外骑行，因为他还有一个新目标：在70岁前完成4万公里，就是绕地球一圈的距离。
（记者 韩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