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政治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紧跟党的创新理论的步伐，掀起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学习热潮，今日人民政协报刊发学院部分教授学者的最新学习文章，敬请关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订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从“一个结合”发展为“两个结合”，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坚持“两个结合”，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根本理论创新经验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思想内涵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征程继续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是坚持“两个结合”、勇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创新的产物，它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讲了许多新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个领域，都提出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的重大时代课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最新理论结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回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建党百年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的时代课题，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跃升，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蓝图，开辟了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境界。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广袤的中国大地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战略，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立足于现实的中国，又植根于历史的中国，它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从5000多年璀璨文明中承继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精华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多次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治理智慧作为学习主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大量引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多次强调国家“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多次嘱咐领导干部要“为政以德”，要牢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进而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些论述，是彰显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理论，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必将使我们党的理论更深更牢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上、扎根于亿万人民的心中。

（作者翁贺凯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想社会蓝图、历史观与认识论上具有融通性。

第一，从理想社会蓝图来看，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华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具有融通性。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社会资本逐利本性与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揭露与批判，对被压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与被欺压奴役的弱小民族的自由解放事业的关注与奉献，对建立“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期许，都深深感染与激励着亟待挽救民族危亡、救民于水火的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引发他们强烈的共鸣。

就以土地制度来说，中国古人追求的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的井田制，以实现公私兼顾、财富均平。就终极社会理想来说，中华传统文化所期许的是大同社会，这种理想形态与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社会主义最精要的论据。孙中山先生长期在欧美游历、亲历了资本主义社会下贫富分化、阶级分化与劳资对立等矛盾与问题，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的理论创造。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华传统的民本史观具有融通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与西方中世纪长达千年的神权政治教权至上，以及近代“朕即国家”的绝对王权思想相比，中国民本思想的先进性与开明性更加凸显。“民本”思想体现为“民为邦本”“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贵君轻”“天下为主君为客”等方面。殷周革命是民本思想的滥觞，从此奠定了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于敬天、保民、养民与教民之上。中国共产党自觉转化与发展传统民本思想，并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人民为中心”等执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等古语表达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执政理念。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都强调实践优先的认识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马克思把自己的新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正是人的生产实践改造了人与自然，实现了“自然的人化”。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躬行”与“践履”。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孟子提出“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宋代朱熹强调知先行后，但知识并非仅靠书本得来而是靠格物穷理。王阳明提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知行合一观。明清之际王船山提出“行为知之本”，强调“必以践履为主”。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实践的观点视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实事求是”的传统话语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作者王凯歌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文化比较教研室讲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历史脉络

一部百年党史，是一部理论创新、民族复兴与文明重生相互交织的历史，是一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交响，也是一曲“两个结合”的合奏。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百年来，面对时代之变、中国之变、世界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内在机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要适应中国社会特点；另一方面，要善于从理论上总结中国经验，“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同时，“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要把“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将马列理论与传统哲学相融通，用民族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观点，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基础。这次结合孕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引领我们开辟了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第二次结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对于在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边“以苏为鉴”、汲取苏联模式经验，一边艰难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形成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如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正确处理十大关系、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思想文化上，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一时期，我们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跨越，奠定了民族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新的具体实际再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时期，我们坚定“走自己的路”，“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87年，伴随中、西、马三派思潮积极互动，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要和中国哲学优良传统相结合”的理论思考，发“两个结合”之先声。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党的百年理论探索，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让“第二个结合”从自在走向自觉，极大丰富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这些论述标识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认识都上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两个结合”的历史脉络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绝不是舶来品。它着眼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问题，植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新时代，它必将指引中国人民稳步地走向伟大复兴。

（作者邵磊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讲师）

“两个结合”在统战领域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继续强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并首次提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报告还要求“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则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纲挈领地将其概括为“十二个必须”。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理论逻辑在统一战线领域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必须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的重要论断，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华文明“重民本”精神特质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强调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决定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中华文明向来“重民本”，认为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关系政治的稳定，而民心则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如何有效凝聚人心、进而汇聚力量？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统战工作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而统战工作“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正是在“两个结合”理论逻辑下对统战工作本质要求的科学论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重要论断，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重要论述和中华文明“大一统”传统的有机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团体的联合中，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才能保证联合战线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华文明“大一统”传统主张“定于一”，推崇中央政府的权威，以此保持足够的政治向心力。统一战线在“画出最大同心圆”的过程中，如何保证同心圆“不走样”？这就需要始终保持一个坚如磐石的“圆心”。习近平指出：“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形成全党上下一齐动手、有关方面协同联动的工作局面。”只有发挥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当中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确保统一战线所凝聚起的人心、汇聚起的力量沿着正确方向、向着共同目标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重要论断，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与中华文明“尚和合”精神特质的有机结合。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是人在积极实现自己作为社会存在物的本质的过程中，创造和构建起来的社会联合形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中华文明“尚和合”，强调“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当前，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复杂性以及多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都可谓前所未有，如何延长包容多样性的半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到：“要把握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又要善于斗争、增强斗争本领，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把握好四方面关系：一是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二是潜绩和显绩的关系，三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四是团结和斗争的关系。这些重要论述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又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两个结合”理论逻辑在统战方法论层面的生动体现。同时，对于如何真正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习近平总书记用七个具体的“必须”加以论述，更加细致入微地体现了“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

新征程任重道远。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力争为研究阐释好“两个结合”、彰显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作出统一战线领域应有的贡献！

（作者李勇刚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准确理解“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需要全面把握“激活”的丰富内涵。

第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为中华文明的存续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近代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衰败使得以之为基础的中华文明遭遇到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一部分人因而逐渐丧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将危机归咎于自身文化传统，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主张。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为指导，经过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正在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民族复兴为民族文化复兴开辟了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中华文明得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赓续发展，也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国人的文化自卑心理，激发了人们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自觉。

第二，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现代因素，使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有了实现的可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受到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华文明也面临着很多自身无法解决的内在困境，很多价值理想在传统社会无法完全实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诞生于现代文明、并对其有着深刻洞察的理论体系，在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效解决了中华文明的内在困境，使之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浴火重生。例如，中华文明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因素，但在古代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始终面临着民本与君本的冲突，即人民作为目的性存在还是工具性存在的冲突。其根源在于在传统民本思想中，人民并没有被作为真正的政治主体。这是近代除中国共产党以外的政治力量无法实现真正有效的社会动员的重要原因。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实践中实现了最广泛的群众动员，并塑造了“人民”这一全新的政治主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找到了最深厚的支撑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民本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激活和改造，其内在局限得以克服，其人民性的价值理想得以真正实现。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可能。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几千年而不断绝，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鲜明的开放性，使其能够在与历史实践的交互作用中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实现自身的不断生长。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的深刻复杂形势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可以为我们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提供有益启示。另一方面，解决这些新问题新挑战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历史条件下实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带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华文明不是一种僵死的、只能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明，而是有着坚韧生命力、始终“活泼”的文明；不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明，而是可以充分适应现代化、促进现代化并为解决现代化的问题提供有益启示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前现代“乡愁”式的传统文化的全面复活，而是渊源于古代中华文明、形成于民族复兴历史实践、并凝聚了这一历史实践精神的现代中华文明的诞生，是亘古亘今、亦新亦旧、并将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

（作者吕存凯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