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滋养万物哺育生灵的水源；黄金水道连接上下游、左右岸，是经济走廊上的重要枢纽。

作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用占全国总量35%的水资源，全流域支撑起占全国总量40%人口和生产总值，不仅是十分重要的种质资源库，更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然而，在气候变化和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叠加作用下，长江流域内“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关系紧张，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严峻。

“非常有必要对长江流域的生态状况进行梳理，分析问题，提出保护和发展的措施建议，为‘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提供支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如是说。

11月2-3日，由民进中央、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办的“2020·长江保护与发展论坛”在安徽合肥举办。成功举办了八届的“长江保护与发展论坛”已经成为民进中央在生态领域参政议政的一个重要品牌。

来自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民进中央、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相关部门、机构负责人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聚焦绿色转型和发展”的主题展开探讨交流，分析要害问题，贡献真知灼见，共同深入探讨长江保护与发展的实现路径，为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建言献策。

■长江病了，病得还不轻

“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习近平总书记曾对长江生态环境作出“诊断”。

长江全流域涉及11个省（区、市），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今天的洞庭湖、鄱阳湖频频干旱见底，长江部分水系严重断流、河湖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完整性指数达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一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徐翀表示，长江流域历经持续大规模、高强度、无序的开发建设，部分水域资源环境超载，湖库富营养化现象普遍，蓝藻水华频繁发生，2020年水华严重程度高于往年。同时，由于过度捕捞、水电工程建设、水质污染等原因，长江流域鱼类种类减少、个体小型化和低龄化趋势明显、流域渔业资源显著下降。目前受威胁鱼类多达95种，其中极危22种，濒危41种，易危32种，原有的珍稀濒危水生生物中，白鲟、白暨豚已功能性灭绝；中华鲟、长江鲟自然繁殖难以持续，野生种群严重衰退，长江江豚也仍面临严重威胁，保护形势十分严峻。

“长江确实病了，但具体得了什么病，还需要‘确诊’，以便‘对症下药’。”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华看来，长江上中下游“病情”应分开来看。上游主要是“栓塞”问题，病因是由于水电过度开发，导致河流自然水温结构改变，严重影响到鱼类产卵繁殖，阻断了洄游通道；中游主要是“肾病”，起因是过度改变江湖关系。“早期和长江连通的湖泊有103个，现在前面的‘1’和‘0’都没了，只剩下了个零头，这样就造成生态湖泊明显退化。”

“下游的主要病症是‘中毒’＋‘皮肤病’。‘中毒’很好理解，就是污染物超标，不仅有常规污染物，还有非常规污染物。‘皮肤病’则表现为水和陆地交界的界面即岸线的过度开发，导致河流水质遭到严重污染，生物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王建华说。

对此，他建议科学运用中医的整体观对长江综合施策。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仲志余开出了更为具体的“处方”：统筹解决长江流域洪涝灾害频发、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等新老“水问题”，修复长江、治理长江、保护长江。徐翀则提出突出流域的特点分类施策。“上游地区重点加强生态屏障的保护作用，强化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和高原湖泊湿地保护，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中下游地区重点协调江湖关系，保护水生生态系统，优化和规范沿江产业发展，防范化工企业污染风险。”

把生态环境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

2016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要求沿江省市和有关部门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近5年时间，沿江省市同下“一盘棋”，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系统修复和环境综合治理，构建绿色生态廊道，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河湖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一系列工程稳步推进。

论坛上，来自长江沿岸省份的专家和学者分享了各地在生态环境修复上的成果。

在长江上游最大的江心岛——重庆广阳岛，今年秋天刚刚完成一期修复，每天上岛观光的市民络绎不绝。几年前，这片生态湿地所在的位置曾一度被规划为建设用地，进行房地产开发。通过系统性修复，原本千疮百孔、生态脆弱的江心岛初步还原成了重庆主城区如今的“绿肺”。湖北关改搬转沿江化工企业281家，取缔沿江岸线非法码头、非法泊位近2600个。江苏投入1300多亿元用于长江生态修复、污染治理，已完成596个岸线清理整治，新增造林近100万亩。如今，一座座公园、绿地代替了码头、船厂、化工企业，一段段生产岸线变身为生态岸线、景观岸线。

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成效逐步显现，带来了珍稀动物的频繁出现。“据媒体报道，近期长江旗舰物种‘微笑天使’江豚重现于长江武汉段，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秋沙鸭也开始选择在长江中游起点附近的湖北天龙湾国家湿地公园越冬。这说明‘长江大保护’启动以来有向好势头。”民进会员、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林卫青建议，以全流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构建为基础，加快生态环境大数据和智慧监控平台建设。“例如统一建设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本底数据库，打造长江生物基因库和长江生态环境监测网等。”

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黄道明认为，修复长江生态环境要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协调联动，构建综合治理新体系。“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应追根溯源、找准病根、精准施策，尤其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从源头上、整体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实施好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工程，特别是要抓好长江‘十年禁渔’，推进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要加强协调联动，推动上中下游地区的互动协作，增强各项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形成治理合力。”

民进湖北省委会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水生态研究所所长常剑波注意到，目前，在生态修复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严重的误区，例如以视觉美学需要取代实现生态功能的需要；对“时滞”没有耐心，追求一气呵成，种大树；简单化，用非经典生物操纵代替经典生物操纵等。

“生态修复不是干预越多越好，如果‘用力过猛’，带来的危害是长远而深刻的，例如生态环境破碎化、作用于自然系统的外力不能撤出，微生物的生态作用被削弱，生态灾变的量级上升，全球生物多样性遭到结构性破坏等。因此，在生态修复方面要‘审时度势’，‘量力而行’。”常剑波说。

■实现监测监管“一盘棋”

论坛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黄跃金提到了污水处理基础设施以及管网配套建设滞后，导致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土地污染，水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以及长江船舶垃圾接收处置不到位、油品不达标带来的水体空气污染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加强监测监控能力，加大惩处力度，在加强部门联动、水岸联治上下功夫。”

“建议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等国家相关部门把现有的力量整合起来，建立一个系统的监测监管体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副司长鲍达明表示。

提到部门联动，黄道明有话要说。在他看来，建立综合有效的监管体系，关键是要明确监管主体。“拿水生态来说，很多部门都可以进行监管，比如农业部门、环保部门、水利部门、自然资源部门等，但这么多年来，真正在执行系统监管的主体部门却并不明确，这就导致监管无力，无法步入一个正常的轨道。建议各部门在联动的基础上明确牵头部门和协同责任，补齐监管短板。”

除了各部门的协同联动，沿江各省份间的“整齐划一”也是与会专家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民进会员、宁波市港航管理中心副主任张武军表示，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应加强监管协作。落实“三省一市”关于长三角区域水域排放控制协作机制，完善和统一相关政策标准，“也就是实现区域内市场准入、事中事后监管‘一把尺’。目前来看，长江不同段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同，但同段地区可以尝试统一排放标准，实现污染物全流程高效监管。”张武军说。

黄跃金认为，必须树立一盘棋思想，统筹规划推进，加强区域的协同治理。“目前长江经济带在省际协同合作上已有一定基础，上游、中游和下游长三角地区各自签订合作协议，但是长江经济带整体协作还有待加强。”他建议按照“十四五”规划建议的要求，完善协调机制，从国家层面统筹协调流域管理事务，加强沿江各地在重大项目、重点工作上的协调力度，加大综合执法力度。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省际层面协调机制，针对流域水环境监管责任、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问题开展活动，促进各地各部门政策的有效性。

徐翀提出了统一政策法规制定标准、统一检测评估、统一监督执法、统一督查问责的“四统一”，建议探索建立能够及时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管机制，推进流域监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

怎样更好地保护长江？这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淡水项目主任、上海区域主任任文伟一直以来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我看来，只为保护而保护是保护不住的，在保护的过程中，要思考怎么去改变生产方式、消费模式，怎么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企业、绿色产业，怎么创建一种更公平的资源管理模式，让不同利益相关方——公众、企业共同来参与资源管理，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保护好生态安全，维持好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任文伟说。

毋庸置疑，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长江，最根本的是要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出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新路。

“经济发展不是掠夺自然的竭泽而渔，自然保护也不是困守青山的缘木求鱼。新时代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发展的错误做法，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现实路径，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表示。

在这方面，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何树山有切身体会。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安徽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集成电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13个重大新兴产业工程，17个重大新兴产业专项启动建设。2019年皖江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282家，占全省的79.6%。在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全省经济在量和质上都有较大提升，形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新格局。

“要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科学规划优化产业布局，坚决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低端产品，为智能制造、高端服务业、绿色产业等腾出发展空间。”黄跃金建议由国家层面统筹协调指导长江流域产业发展规划，完善流域空间准入、产业准入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建立健全准入标准，建立长江上中下游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的产业体系，形成协同配套的产业集群。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尹炜提出通过绿色示范经济带工程推动长江化工产业带绿色升级，协同带动岸线、港口、码头航运的绿色化，通过支柱产业绿色升级，从根源上消除长江生态环境风险，保障饮用水安全。黄道明则强调了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意义。“企业为了保护环境牺牲了自己的合法利益，应该得到补偿，这是激发企业参与环境保护、绿色转型的强大动力，是环境保护可持续的必要条件。”

■法律保障与文化力量并重

为长江“治病”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作为我国首部流域法，长江保护法的立法工作备受关注。为某一流域单独立法，这在我国还是首次。

鲍达明透露，长江保护法已经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正在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

“长度排名世界前两位的尼罗河和亚马孙河都是国际河流，唯独长江是内河，在立法过程中涉及不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诉求，这为长江立法统一规划、科学规划提供了巨大优势。但我也有担心，希望长江保护不要蛮干。”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梓太如是说。

一段时间以来，张梓太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草案）》的相关立法工作，目前正参与梳理长江现有的相关法律。“过去不是没有对长江保护进行立法，相反，有关长江的各种法律法规有100多件，只是过去的这些立法工作可能没有很好解决长江保护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将来长江保护法出台以后，还需要与现有法律做好衔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提出了建立法律法规体系的问题。“要特别注意厘清长江保护法与既有法律的关系，完善各相关条例、管理办法、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法规规章，在做好‘加法’的同时，也要做好‘减法’，真正形成一套科学的法律法规体系。”

这些年，张梓太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包括长江保护在内，环境保护将来究竟往何处走。“环境方面出了问题，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法律、管理上，其实我认为法律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法律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文化、技术模式不同，在后工业文明时代，特别是今天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厚重的中国本土生态文化与历久弥新的长江流域地方环保习惯，未来都值得关注。”他说。

“这种文化首先就应该体现在对‘发展要以保护为基础、保护要为发展做保障’的理念的认同上，在转变思维方式的同时转变行为方式，预防为主、治理为辅，公众参与为主、专业管理为辅。”尹炜表示。

“说到底，还是要提高公众在长江保护过程中的参与度。”长江水利委员会河湖管理局处长张细兵认为，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解剖和宣传，让群众搞清楚、弄明白。“共抓大保护不光是各个部门去抓，更重要的是要让所有老百姓都参与进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环保文化，才能真正实现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