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十三五”规划收官、“十四五”规划编制开启之际，全国政协密集召开各类会议，借助委员们的真知灼见，为编制“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近日，在全国政协第十三届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态势分析会上，与会委员们围绕“十四五”规划中人口、资源、环境有关问题交流建言，其中能源问题是焦点之一。

全国政协常委姜大明：“十四五”把非常规油气和可再生清洁能源摆到更加突出位置

“现在人们对传统意义上‘富煤、缺油、少气’能源国情的认识正在发生改变。‘十四五’时期的能源规划，建议把非常规油气和可再生清洁能源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在提高国内能源保障能力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全国政协常委、原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建议说。

最近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能源自给率已不足80%，比“十二五”末下降约5个百分点，特别是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2.6%，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快速攀升至43%。

“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对我国能源安全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为此，在能源安全保障上，姜大明认为，要坚持立足国内、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据姜大明介绍，长期以来，“富煤、缺油、少气”是描述我国能源情况的真实写照。但近年来，这个情况有了一系列变化。

“十三五”时期，我国陆续探明数个亿吨级油田和千亿方级气田，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能源探明储量大幅提升，页岩油勘探取得重要突破，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利用在总量上位居世界前列。

在这样的背景下，姜大明认为，“十四五”期间，我国具备了在非常规油气和可再生清洁能源上加快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他建议：在油气方面，坚持常规和非常规“双轮”驱动，加大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可再生清洁能源上推进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地热能资源优势；同时，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夯实可燃冰、氢能、海洋能等接续能源的发展基础。

具体来说：

油气上，虽然目前非常规油气地质勘探工作程度仍然较低，但潜力巨大。

数据显示：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地质资源量约合133.8万亿立方米，超过常规天然气15万亿立方米；页岩油占常规油地质资源量的1/3左右。随着页岩气勘探开发的技术不断突破，生产成本逐年下降，产量呈快速增长趋势。今年以来美国页岩革命遭遇挫折，但美国政府和金融资本并没有放弃对石油企业的支持。

因此，姜大明建议，“十四五”时期，应“知难而进，保持战略定力”。将非常规油气资源作为国家能源战略重点，编制国家非常规油气发展规划，“努力用10年左右形成国内常规和非常规油气各占半壁江山，常规、非常规和进口油气各占1/3的能源保障格局。”

在开发可再生清洁能源方面，姜大明认为，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治本之策。在“十三五”时期，虽然我国非化石能源比重在逐步提高，但在地热能开发利用上仍显不足。

基于我国地热能资源十分丰富，且技术已经成熟，他建议“十四五”时期，要编制专项规划，引导不同地区因地制宜、科学规范开发地热能。特别要鼓励地热资源丰富地区，将地热能利用作为新建社区和工业园区强制性措施，推广应用无干扰地热系统供暖（制冷）技术，发挥雄安新区、北京市副中心、陕西西咸新区等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示范作用。

此外，可燃冰（天然气水合物）、氢能、海洋能等新兴能源都被看作是未来替代接续资源。近年来，我国在这些方面做了许多探索，有的还具备了国际领先优势。

姜大明认为，“十四五”期间，应将可燃冰和氢能作为能源技术革命的重点方向。“我国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巩固可燃冰开采相对领先优势，补齐氢能发展科技短板，加强海洋能开发利用，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打造完整产业链条，在全球能源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他呼吁，要编制相关中长期规划，推进可燃冰在2025年左右具备商业化开采能力；设立氢能及燃料电池国家重大专项，开展核心材料、装备及关键零部件研制和系统集成技术研发；加快市场化进程，协调推进企业深度参与；在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开展海上风能、潮汐能、波浪能、潮流能等开发利用试点示范，为沿海地区和岛屿补充能源，为规模化商业开发积累经验。

全国政协常委王天戈：发展生物质能源走出一条“产业治污”之路

“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重点是向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开刀，只有这样，才抓住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的要害。”在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常委王天戈看来，尊重自然规律、科学整合生物质资源能源化利用模式，发展生物天然气产业，应是“十四五”清洁能源布局的重点。

王天戈长期调研跟踪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情况。他发现，近年来，虽然国家在生物质资源应用领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一系列短板———有价值的秸秆被直接还田或者在田间烧掉，餐橱垃圾流向了不该去的地方，净水厂污泥变成了新的污染源，一些无宜的补贴占用了大量财政资金……与此同时，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比重偏低，对外依存度高企，化解这一矛盾，只有大力发展生物天然气一条路可走。

“事实上是有合适的技术路线能有效缓解或者解决这些问题的。”王天戈在考察研究中发现，采取“生物质资源厌氧发酵”为核心的技术路线是很好的选择。

他解释说，生物质腐烂就能释放出沼气，其主要成分是甲烷，沼气提纯可以获得生物天然气。仅以秸秆为例，7亿吨秸秆全部转化成沼气再提纯成天然气，每年可获得含甲烷95%以上的生物天然气近2000亿立方米，完全可以替代进口。

这意味着生物质资源能源化的发展对于缓解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过高，保障能源安全有重要战略意义；而分布设置的厌氧装置也对推动我国分布式能源基地建设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此，他建议“十四五”规划中明确大力发展生物天然气产业。将厌氧发酵确定为生物质能源化利用的主推模式，将沼气或提纯的生物天然气确定为“生物质”能源化利用的目标产品，科学、精准实施中央财政补贴。

同时在产业推进过程中，推广高产能源植物的培养、种植、采收、贮存；开放企业自主经营权，加大甲烷重整制氢技术研发和投入力度；并认真审视现有储能设施及规划，将生物天然气储能与分布式燃料电池堆储能纳入国家能源储备范畴。

在王天戈看来，选择这一条技术路线，还是探索“产业治污”的重要手段。“可以促成农业与生物天然气产业联姻，通过建立‘植物—沼气（生物天然气）—生物有机肥’循环发展的产业集群，调农业结构、补能源短板、促供给侧改革，利用重污染耕地为农民创收，走出一条‘产业治污’的中国之路。”

全国政协委员陈进行：大力推进煤电与可再生能源协调发展

能源电力行业将一次能源转化为清洁便利的电力二次能源，其生产过程及产品特点决定了能源电力既是生产清洁能源的大户，又是消耗一次能源和污染物排放的大户。因此，“十四五”期间能源电力行业的布局和发展，就关系到我国能源转型的成效。

“对比过去5年，‘十四五’将是我国建设清洁低碳能源电力体系的攻坚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进行认为，“十四五”期间，行业发展将更加注重以碳排放为约束条件，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提升，更加注重通过新业态、新基建、新模式推动能源电力生产关系的变革。

据陈进行介绍，“十三五”前4年全国能耗强度累计下降约13.7%。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升约2%。清洁能源消费量占比达到23.4%，较2015年提升5.5%。电源结构不断优化，形成水火互济、风光核气生并举的电源格局。

“十三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较快增长，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均超过2亿千瓦，居世界第一，成为我国能源电力清洁低碳转型主力军。同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取得积极进展，80%以上的煤电已实现超低排放，部分煤电甚至优于天然气发电排放指标。目前，我国煤电机组发电效率、资源利用水平、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二氧化碳排放控制水平等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进行分析指出，“十四五”期间，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和煤电将是我国能源电力体系清洁低碳转型发展的支柱，各自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建议，“十四五”期间，能源电力行业要立足于我国资源禀赋特点，推动建设安全、经济、绿色的多元供给体系。

据预测，2025年，我国电源装机将达到27亿千瓦，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到48%，发电量占比达到37%。

为达到这个目标，陈进行建议，要破除一切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针对内蒙古、青海等风光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须着力加快突破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开发利用瓶颈，建设规模化清洁能源基地，实现更大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同时，在城市乡村建立更多以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天然气发电为支撑的低碳能源网络，构建集中式大电网与分散微网的互动模式。积极开展荒漠边缘区域光伏项目建设；突破产业链限制，开展水面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一体化项目开发，促进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并高度关注并做好风电、光伏建设中的生态保护工作，同步实施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植被保护等措施，着手解决风电噪声治理问题，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同时，陈进行认为，煤炭资源的可靠性决定了在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体能源，而煤炭清洁发电和灵活性改造技术更增强了煤电的生命力。

一方面，陈进行建议，要高度关注并尽快明确煤电在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条件下的功能定位，肯定煤电基础性作用，持续降低煤电能耗水平和污染物排放水平，提升煤电应对更为复杂外部形势下保证能源战略安全的能力。

另一方面，他强调了促进煤电与可再生能源的协调发展。建议鼓励煤电企业开展机组灵活性改造，充分发挥“托底、让路、保供”作用，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更多更强的调峰、调频、调压、备用、黑启动等辅助服务，完善相关补偿机制。并加速推广煤电利用燃烧技术优势和已有设备平台协同处置城乡淤泥、秸秆、垃圾等固体废物和城市工业和生活污水，实现燃煤电厂功能由电源设施向新型生态环保平台转变。

“目前，我国能源电力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陈进行认为，“十四五”必须深化能源电力改革不动摇，建立公平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协同高效的治理体系。

“要进一步还原电力能源的商品属性，完善清洁能源电价形成机制，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完全消纳。开展重大制度创新研究，制定科学公平的交易规则，实质性解决制约可再生能源的电网接入和市场消纳等诸多问题。并正确处理好能源电力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将能源电力开发建设和草原治理、荒漠治理深度融和，推动农林牧副渔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更多生态效益。”

全国政协委员姜耀东：“十四五”对煤的注意力不要分散

“虽然近年来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但资源赋存特征决定了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十四五’期间，要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在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做好煤炭这篇文章’。”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表示。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原煤产量37.5亿吨，进口量接近3亿吨，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为57.7%，从2007年的72.5%持续下降。2020年，在国内煤炭供给持续增加的同时，受疫情影响，下游电力市场消费却在持续萎缩。

姜耀东预测，2020年，煤炭将供大于求，煤炭库存高企。综合考虑后疫情时代全球社会经济影响以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到“十四五”末，即2025年，全国煤炭需求量为43亿吨左右，2025年国内煤炭产量41亿吨左右。

姜耀东介绍说，“十三五”以来，通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严重供大于求局面得以扭转，生产结构不断优化，企业效益明显回升，行业面貌显著改善。但还面临诸如产业两极分化严重、结构性矛盾突出、清洁生产水平亟待提升、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等问题。

综合研判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能源供需情况和行业存在的主要矛盾，姜耀东建议，“十四五”期间煤炭产业发展应该重点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依托现代科技，促进煤炭生产由机械化、自动化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例如，今年7月10日，华为发布了智能矿山联合解决方案，不仅引入了行业领先的5G、AI、鲲鹏云等新ICT（信息与通信）技术，还融合了煤炭行业内智能矿山建设丰富专业的实践经验。

第二，要建立和完善煤炭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机制，实现煤炭由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的战略转型。例如，要加大原煤入选力度，从源头提升商品煤质量。发展清洁高效煤电，进一步提升电煤在煤炭消费中的比重。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推进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促进煤炭由燃料向原料与燃料并重转变。加强散煤综合治理，推广应用高效煤粉工业锅炉等。

第三，要建立矿区资源、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因地制宜推广煤矿绿色开采、保水开采、充填开采等技术，最大程度降低煤炭开采对生态环境影响。大力加强矿区生态环境治理。

第四，要优化开发布局，提高生产效率。坚决退出不符合强制性标准和产业政策的落后产能，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推进煤炭与电力、煤化工、新能源、建材、现代物流和金融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同时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开展全方位煤炭国际合作，支持优质煤炭进口，维护东南沿海地区煤炭供需平衡。

全国政协委员刘振宇：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作为转型首要任务

“与‘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一样，保障能源安全、提升能源自给力是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鉴于目前石油和天然气大量进口是我国未来几十年‘卡脖子’的问题，‘十四五’期间，加强煤炭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特别是加强煤制油煤化工技术的发展、提高产能，是在更大量级上缓解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压力的重要手段。”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化工大学能源中心主任刘振宇认为，“十四五”维护能源安全，要在“煤炭”方面有所作为。

我国能源的发展方向和世界能源发展的趋势一致，即清洁、高效、减碳，但唯有将这个目标与我国的能源禀赋和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相结合，才能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据刘振宇介绍，目前，我国主要的煤炭利用技术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一些煤化工技术的技术经济性不逊于石油技术，煤制油技术的成本也与进口石油相当，加上约30%的燃油税，在2018至2019年平均国际油价60至70美元/桶的情景下仍能盈利，其综合成本显著低于近年来布局的中-巴、中-缅、中-俄、中-中亚等陆路进口石油，且安全可靠。

在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仍以煤为主，且现有煤炭可采储量可用百年的背景下，刘振宇建议，要首先明确煤炭能源是我国能源自给的主力，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这个战略定位，将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作为能源转型的首要任务。

其次，“十四五”期间要大力提升煤制油煤化工的技术水平和集成能力，加大产业化规模，达到替代15%~20%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能力。大力发展煤炭利用中的节能技术，提高利用效率。大力发展三废高效治理及资源化技术，加快示范和产业化步伐。

同时，建议设立国家专项产业基金，建立市场化的国家战略产业运行模式，出台燃油税减免政策，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技术升级换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