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如果说文艺工作者吹响了时代的号角，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是时代思想的沉淀者。疫情大考面前，中华传统文化有哪些思想精华给予当下以启迪，怎样科学防疫、理性应对，如何解读疫情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成为学界与学者关注与研究的话题。本期邀请一些委员与中外学者谈谈疫情期间的个人感受与学术哲思。

“四海之内皆兄弟”——访全国政协常委王学典

接到记者的采访电话时，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高等儒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王学典刚开完一个视频会议。疫情发生以来，虽然“宅”在家中，但他要做的事情一点也不少：认真审阅担任主编的《文史哲》和《孔子研究》两部学术期刊的稿件以及研究生毕业论文；安排研究院疫情防控事宜，关注返乡探亲的老师学生，尤其是湖北籍学生的生活状况；设置网课课程，做好网上教学；通过政协社情民意渠道撰写对于抗疫的建议……当然，对于学者来说，最少不了的就是看书和写作。所有的事情都与抗疫密切相关，面对如此大的疫情，王学典感到学者肩上也有沉甸甸的责任，因为“疫情给学术界提出了很多任务，需要人文学者通过学术研究关注现实，促进社会进步。”

人类与疾病是什么关系？疫情肆虐之下，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疾病“与生俱来”，人类一出现，就开始跟疾病作斗争。但瘟疫有其特殊性，它是超越个体性质的群体疾病，以人群的聚集为传染方式，人群密度越大传染危险也就越高。在王学典看来，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和“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聚居而发生的，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从工业化到信息化，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而疫病的危害也是农耕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今天人类已经不可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虽然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先进，但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自负和傲慢。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经过这次疫情，我们应该更好地审视自己，发现问题，包括反思科技发展、加强治理能力等等。”

春节期间，武汉以及整个湖北严重的疫情令人揪心，四面八方的援助、关怀汇成一股股力量流向湖北。“看到武汉人民在疫情中的遭受痛苦，我们心里也很痛苦，受到很大的冲击。”王学典感到，人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人、一个地方的痛苦也是所有人的痛苦。如今，新冠肺炎在全球扩散，“看到别的国家遭受疫情，我们心里也同样感到煎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世界各国休戚与共、命运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不分彼此的命运共同体”。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一直注重同国际社会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同世界卫生组织紧密合作，加强全球疫情变化分析预测，完善应对输入性风险的防控策略和政策举措，加强同有关国家在疫情防控上的交流合作，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此，王学典认为，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疫情面前成为现实，这个理念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有着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基础。“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民胞物与”……王学典表示，天下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传统文化把天下看作一家，是非常伟大的，也是最深刻的人道主义，具有强大的思想影响和现实意义。从“从四海之内皆兄弟”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内在的文化基因一脉相承。

“儒家讲‘仁爱’，墨家在此基础上强调‘兼爱’，不分远近、不分彼此，是真正的‘不独亲其亲’，关爱人类集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思想渊源。”王学典进一步解读，一直以来，学界对儒家思想研究较为集中和深入，相比之下，对墨家思想不够重视，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缺陷。当前，全球抗疫需要积极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文学者有责任加强墨家思想研究，进一步发掘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文化基础。从而也使传统文化研究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不断完整、完善，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杨朝明委员：敬慎戒惧 祸中求福

中华民族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都是善于思索、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当年，明朝大儒王阳明龙场悟道，就是由于环境恶劣，跌落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仿佛掉进地狱，于是陷入沉思、发出追问：如果圣人处此，会如何应对？我们今天也应当效法先贤进行思考，在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坚定必胜信念，毫不放松地做好各项防控工作。

面对疾疫，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古代中国，疾疫被视为“国之大事”。孔子就是如此，在他心目中，疾疫与祭祀、战争一样乃“国之大事”。《论语》曰：“子之所慎：齐、战、疾。”这一章在《论语》中比较简洁，似乎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此一章体现了孔子对于疾疫重视的态度。齐，通斋，指斋戒，也就是祭祀前整洁身心的活动。战，指战备、战争。疾，指疾病，这里更多可能指疾疫。孔子所慎三事：斋戒、战事、疾疫。

祭祀和战争是典型的国家大事。《孙子兵法》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可见兵战之重要。而《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祭祀放在战事之前。为什么？《周礼·大司徒》说“以祀礼教敬”，原来祭祀事关神明，事关民众信仰。疾疫之所以值得特别重视，其实不难理解。即使一般疾病，也事关生死。至于疫病肆虐，则事态更加严重，它的产生与流行必有自然的、人为的特定原因。它关乎我们14亿人口大国的国运兴衰，也关乎人类命运之安危。孔子之所慎，怎能不启发我们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启迪我们有见叶知秋的敏锐，以更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

孔子说得好：灾妖不胜善政。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无论天灾地妖，还是诡异反常，都要看成对世人的儆戒警醒。这次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冲击，越是这样，越需要全面、辩证、长远看待我国的发展，增强信心、坚定信心。所谓慎重，更要体现在积极的行动之中。越是慎重，越要积极主动。疫情当前，会容易暴露一些问题，这尤其呼唤检视与应对能力。灾难纷至沓来，容易击垮理性，在这样的时候，更需要让光照进黑暗，更需要从容机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一定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以万众一心的行动力，形成无比强大的凝聚力、抗灾力。

在国家的存亡祸福中，“人”的因素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孔子说过：“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最为重要，反时反常的灾殃并不能改变国运。历史上，同样有人“以己逆天时”，有的诡福反为祸，有的遇祸却成福，关键是人如何应对，绝不是坐待“天命”。此次疫情中，许多人义无反顾，冒险奔赴疫区，被尊称为“逆行者”，我们要继续大力弘扬和光大英雄主义和民族精神，增强必胜心、责任心、仁爱心、谨慎心，做为国家祸中求福的人！

疫情让人们唤醒良知，心存敬畏。当大家真正审视自己，当全民族真正进入深度思考之时，扭转大局的契机就到来了。王阳明的沉思，使他想到了良知。良知源自内心，每人心中都有是非标准，随心而动，随意而行。那么，人们能否把握住自己的内心良知？

中国是一艘巨轮，正行进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洪流中，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巨轮本身，而是巨轮上的每一个人。驾驭巨轮与驾车一样，孔子习惯以驾车比喻治国。《孔子家语》里有许多孔子的论述，子贡请教如何管理国家，孔子比喻说“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马”，就像拿着腐朽的马缰绳驾驭马车。何以如此谨慎恐惧？孔子说因为通达之御皆由于人，为政治国必须以正道引导人民。孔子还说：“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而民众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国家怎能强大？如何伟大？

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中，怎样才能万众一心，共担社会责任？《说苑》说“存亡祸福,其要在身。圣人重诫，敬慎所忽”“诫无垢,思无辱”，人当心存谨慎之诫，胸怀恭敬之心。《易传》记孔子说“上下无常”“进退无恒”，又说“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要真的能够认识与把握“时”，就不能只顾一味前进，要看灵魂是否跟上。

人因为有智慧而有所敬畏。善于总结，沉静反思，才能存戒惧，守底线。灾难就像照妖镜，疾病也是呼唤和提醒，它要我们弥补生命中的亏欠。对古圣先贤的告诫不能不知不惧。人要善记取、长记性，不要再出现下一次的提醒。

魏玉山委员：科学防疫 理性应对

最近正在阅读《病毒来袭》这本书，其中讲到人、动植物与微生物（病毒）之间的关系。从人的视角来看，动物可以成为人类的伙伴、役用的工具、晚宴的宾客，或是食物；从微生物（病毒）的角度来看，人、动物都是他们的寄生地，是他们的宿主，而家畜则是他们从野生动物跳到人类的桥梁。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城镇的出现，以及城镇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彼此接触的人口不断增加，使得微生物（病毒）在人际之间的传播更为容易、更为迅速、更为广泛，并且能够永久寄生下去，因此要彻底消灭它们几乎成为不可能。

这无疑给我们当前科学抗疫带来一些启示，对此我也有一些感想。

对野生动物既要保护，更要从医学角度加强研究。人类每一次大疫的传播，几乎都是因动物而起，流行病几乎总是由一种动物微生物（病毒）传播到人身上而引发，据有关资料显示，西方国家对野生动物医学研究投入了长期的、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一手资源，与病毒研究相关的许多著作多是西方人写作的，反映了西方野生动物医学研究成果。因此建议我国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开展野生动物医学研究，甚至派人到非洲、南亚等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微生物资源的采集。同时管控好人与动物的关系，与野生动物保持适当距离是防止其病毒直接传播到人类的有效办法。不捕杀、不食用、不驯养野生动物是一般人员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则，个人的一时口腹之欲则可能会酿成全民长时间戴口罩。

还可以通过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深入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内外传播。本次全球抗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次直观、生动的普及与教育。不仅武汉与湖北不可分割，湖北与中国不可分割，而且中国与世界也不可分割。疫情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暴发与蔓延，病毒的侵袭没有人种、民族、地域、国界的限制，也没有男女、老幼、职位选择。对于病毒而言每个人都可能是储主。不管你愿不愿意、答应不答应，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人类，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了。在大疫面前，人与人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应该合作，而且必须合作才能快速战胜病疫。

除此，还要加强医药卫生方面的科普宣传。人类寄居在病毒的星球，人类躲不开病毒，也无法躲开。对人来说大多数病毒无害，少数有益。我们不要试图去消灭所有的病毒，也不可能消灭所有病毒，和病毒共生长、共存亡，带菌生活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少数病毒有害，虽然是少数，有时候却害了大多数人。管控有害病毒才是重点。

弘扬“仁爱”理念——访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聘德籍高端文教专家大卫·巴拓识

大卫·巴拓识教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聘德籍高端文教专家，长期研究王阳明哲学及中国文化。日前，他就抗击疫情的哲学思考接受了人民政协报记者专访。

学术家园：当前，不少国家和地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您现在的工作生活状态如何？

大卫·巴拓识：我在疫情发生期间一直都在中国，可以说完整地经历了这场中国政府与人民共同抗击疫情的战役。这期间我在海南过春节，亲身经历了从疫情初期的紧张到政府有条不紊的布局，直到疫情得以控制，亲眼看到了从北京发出来的一条条政令如何被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极其高效、迅速地严格执行到海南最偏远的小渔村中。中国民众在危难时期表现出极高的自律性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目前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虽然没有复学，但是我仍然通过网络按时完成教学计划。我有很多学生是意大利人，虽然现在意大利形势不乐观，但是我们仍在通过网络进行教学和讨论。

学术家园：对于抗击疫情有哪些哲学文化层面的思考？

大卫·巴拓识：我认为，我们不仅要从生物学、医学上来对抗新冠疫情，还要看到这样突如其来的疫情在政府应急治理、社会结构稳定、经济抗压能力、公众意识变化、传媒文化引导等方面带来的挑战。疫情就像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要深刻反思一些内在的问题。例如，人与自然如何共处的问题。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现代科技环绕中的聚居地中，因此，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感受：认为自然是在人类社会之外的世界中，是与人分离开来的；认为自然只是有机的、低级的物质世界而已，是可以任由人类支配的。这是一种对自然的狭隘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我们认为的世界实际上只是广义的自然包含的一个部分，自然不在人之外，而在人之中，自然是物质的智性的自我组织，是人类存在的基础。自然如果被破坏，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最终无处可逃。回顾历史，任何一个肆意自然的人类行为活动，最终都是不能长久的。因此，除了从自然科学上研究治理疫情的办法之外，也希望人文学科的学者们能够从中国哲学传统、从唯物主义哲学的方法和内容入手，深刻反省与思考“人与自然的统一”这一命题。

另外，我也想建议大家要注意，不要在疫情过去之后，就又回到之前的生活惯性中去，而是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改善自己、改善我们的环境、改善社会治理中的一些盲点，这样才能在未来避免同样情况的发生。

学术家园：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具有“大流行”特征，世界各国休戚相关，您怎么看？

大卫·巴拓识：新冠病毒不分国界，不分阶级、种族、政治制度或信仰。它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这意味着，要打败它，我们必须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就是说，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团结一致，超越阶级和种族的差异，超越信仰的差异。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调整和牺牲一些局部利益，把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把保护人的生命作为最重要的原则来行事。

在这次疫情治理中，我们看到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应对策略，中国的策略到目前为止是见效最快的。一方面，中国可以将自己的经验传递出去；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不断学习其他国家的措施经验，完善应对手段。

学术家园：中国以多种方式与国际联系互动，传递信心和同舟共济的情谊，分享中国经验。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中华文化对全球抗疫有何影响？

大卫·巴拓识：疫情突如其来，将中国突然置于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心上，此时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作为无论好坏都会在国际社会被有意或无意地放大。而这也正是一个体现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优越性的机会，此时应该特别注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的理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中，把“仁爱”作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标签，积极弘扬出去。把中国在疫情中优先总结出来的认识和方法积极给予需要帮助的国家，在必要的情况下，派遣“中国医疗救援队”，彰显中国政府的同舟共济。

我认为，当代中国的发展代表着全球人类意识发展的一次进化飞跃。人类共同未来的理念的中心含义是为全人类谋福祉。那些想要分裂和分离人类的意识形态，都是过时的。中国出色的危机管理和国际合作以及在世界各地提供帮助和咨询，在生存层面上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