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简介：

潘碧灵，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常委，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70年来，随着环境保护理念的深化，国家不断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大荒漠化治理力度，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加强自然保护区保护，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生态保护和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生态状况不断得到改善。

1981年我考入北大，那时候北京一到春天就是漫天黄沙，女同志外出肯定都是要戴纱巾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到北大要坐从动物园开往颐和园的332路公交车，沿路两边的钻天杨底下都是裸露的沙土。现在再看，北京到处都是郁郁葱葱，很少有大面积裸露的土地。

上大学时老师在课堂上经常给我们讲，我国生态方面的形势十分严峻，最突出的是西北地区的“沙进人退”和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沙进人退”的现象不仅得到了遏制，很多地方还出现了“人进沙退”，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年间我去陕北出差，从西安到延安的公路两边基本上是光秃秃的，但现在再去，两边的山都已经绿化得大变样了，可见生态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

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从局部到整体，从过去单纯的“三废”治理走向生态文明建设，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环保事业逐步融入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战场、大舞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972年，我国派出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首个政府代表团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这之前，尽管我国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环境污染，但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不少人认为“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污染”，最后还是周总理决策派团参会。可以说，正是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后，环境保护在我国才提上议事日程。

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将环境保护工作正式纳入各级政府的职能范围。至此，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开始正式起步。

1974年10月，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了办公室，这可以说是今天生态环境部的前身。

1982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成立，部内设环境保护局；1984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局改为国家环境保护局，但仍是部属局。1985年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湖南省建委工作，当时的省环保局就是建委下面的一个二级机构。1988年，环保工作从城乡建设部分离出来，成立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国家环境保护局；199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正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并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30多年间，环保部门的地位越来越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环保工作越来越重视，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2018年3月，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设立生态环境部，之后又整合强化了职能，实现了对所有污染物的统一监管。

与此同时，我国环境保护的法治建设也在不断推进。

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修订的宪法第11条第3款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环境保护首次写入宪法，为日后的环境保护立法确立了宪法依据。

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的制定，首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先河。随即，环境保护相关专项立法开始起步，1982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海洋环境保护法，之后又接连通过了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环保法偏软，操作性也不是很强。2009年我曾碰到过一个案子，洞庭湖边一家造纸企业排放不达标，偷排现象也比较严重，为了加强对这家企业的监管，我们安装了在线监控设备，但在一次执法检查时，我们发现该企业严重造假，把在线监控设备的取水管偷偷地放在一桶自来水中取样。按当时环保法顶格处罚额度只有20万元，我们给予5倍惩罚处罚，开出了湖南环保史上最大的一笔罚单，也只100万元，对一个企业来讲，100万元有一定的震慑效果，但对于如此严重的违法行为，力度还是不够。

2014年，环境保护法重新修订，引入了按日连续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措施，意味着环境违法行为如不停止，是可以上不封顶处罚的，这就倒逼违法企业迅速纠正污染行为。从近几年的工作实践看，新环保法出台后，环境违法处罚的总额明显上升，说明我们的执法力度在加大，但全国每个环保案件平均处罚金额仍只有5万元左右，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还是较低。因此，我建议下一步要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答卷，但现在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期，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这就需要我们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把生态文明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和地区要有效扼制生态环境质量恶化，当年生态环保投入要占到GDP的1.5%以上；要使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当年生态环保的投入要占到GDP的3%以上。目前，我国虽已建立起多元化的生态环保投入机制，但仍然不全面、不充分、不到位。事实上，污染防治攻坚战比脱贫攻坚战涉及的人口和地域要宽得多，工作任务也要艰巨得多。我建议，对污染防治攻坚战每年财政的投入总量至少不能低于脱贫攻坚战，增幅不能低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

我坚信，只要我们真正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内涵，牢固树立和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美丽中国的目标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