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核通过，颁布实施。

   从1950年冬至1952年底，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起来。全国政协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京津两市文教、科技、医务、工商、宗教等各界人士共6107人，分为47个土地改革工作团、5个土地改革参观团，先后赴华东、西南、中南、华北和西北地区参加土改工作，参观土改情况，为平稳顺利完成土地制度根本变革，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本文讲述了全国政协土改参观团在河南陕县的难忘经历。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

   1951年5月10日，由全国政协组织的北京工商界、知识界知名人士一行27人组成的北京土改参观团河南分团抵达陕县。

   中共陕州地委决定就近安排他们在陕县参加为时一个月的土地改革。当晚，地委办公室通知我（时任中共陕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吴道乙到地委，地委领导指示我们做好接待安排工作。这在解放初期的陕县的确是一件大事，我们非常重视，亲自参与这项工作。

到农村去，深刻认识农村阶级状况

   全国解放初期，陕县社会尚不安定，生产还没有恢复，人民生活比较困苦，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要安排好北京来的教授、学者、工商业家，我们真有些为难，怕他们见到农村的破烂房屋和农民吃糠咽菜的生活，会产生不好的印象。所以，县委专门挑选了一个既靠近观音堂火车站又靠近煤矿、生活条件较好、历史上还有点名气的村子（杜甫诗《石壕吏》故事发生地）——观音堂区甘壕村作为参观团的驻地，在安排上尽量想得周到一些。

   当时我们还想不通，不知道中央为什么要派这些大人物到偏僻穷困的陕县来。

   后来听了参观团团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马坚的情况介绍，才明白了中央的意图。原来参观团的大部分人一向久居城市，过着较为优裕的生活，对于农村、农民生活一无所知，更不了解农村当前的阶级斗争，所以有不少人对于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进行土地改革不理解。

   他们认为：全国已经解放，人民掌握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进行土改？土地、农具、生产生活资料由政府主持分配就是了，为何还要对地主斗来斗去？

   有的人则把土地改革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看成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认为从上到下颁布一纸法令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必兴师动众。

   个别人认为：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旧制度所决定的，解放后封建制度即被打垮，只要地主交出土地，不必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否则就会给土改带来“过火”“偏激”行为。

   这些认识，主要是对农村阶级状况陌生造成的。对于知识分子，光讲大道理，不接触实际，认识是不深刻的。

   “百闻不如一见”，来时中央领导对他们说：“你们就带着各人的见解，到农村土地改革的革命洪流中去寻找答案吧！”明白了中央的意图，我们的思想通了，顾虑也消除了。

实地调查摸情况

▲1951年5月31日，全国政协土改参观团与土改工作队干部在河南陕县甘壕乡合影。

   甘壕乡位于观音堂西北，属陕县第六区。当时全乡有耕地8349亩、410户、1873口人。其中，地主占总户数的9%，拥有土地23%；贫农占总户数的58%，拥有土地33%。粗看起来，土地悬殊不算太大。但是，土改参观团入村后不久，通过实地调查，就发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甘壕的土地属于贫瘠的山坡地，产量很低，基本上是“种一葫芦打两瓢”的劣等地。农民虽然常年辛劳，却不得一饱，每年最少有6个月以上的时光是用野菜、树叶来充饥。遇上灾荒，逃荒要饭、陈尸荒野者屡见不鲜。

   第二，农民不仅承受着自然环境的威胁，还要受恶霸、地主、土匪的联合压迫，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县、区官吏和保长、地方团队队长等人的手中。在甘壕，压在穷人头上的恶霸，当地人称之为“四龙五虎”。

   “四龙”（王国龙、王亭龙、王凤龙、王英龙）以曾任县参议、区长的王国钧为靠山，杀人强奸，无恶不作。王国钧也是最大的地主，有土地200余亩。

   “五虎”以李明堂为首，霸占着甘壕北半个乡，统治着煤矿。“五虎”中的李明堂、陈中南等不仅拉票劫路、聚敛钱财，也是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外号叫“杀人大王”。反霸斗争会上，群众控诉出来的即达30多条人命。1948年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反攻豫西的拉锯时期，这伙恶霸曾把百余农民残暴地投入煤矿五号井内。

   每当提及他们的罪行，都会激起群众咬牙切齿的愤怒和泣不成声的悲痛。

认真投入到土改当中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深深地教育了参观团的每个成员。他们通过调查了解，思想有了变化。他们认真地投入到土改当中，从划阶级、定成分到分配果实，都亲身经历了这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他们深有感触地说：这是有生以来最有效果的一堂阶级教育课，使自己得到了崭新的认识。

   参观团的成员经过土改的伟大实践，在座谈会上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

   他们认清了地主阶级的罪恶和在他们压迫下农民的苦难。有的说：“以往总认为《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是个戏剧角色，在地主阶级中这个塑造的典型不会太多。通过土改实践，我们才认识到整个地主阶级都是以剥削别人来养活自己的。不管大‘黄世仁’还是小‘黄世仁’，天下乌鸦一般黑，在他们压迫下农民的极端痛苦，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无论如何是想象不到的。”

   参观团成员们真正认识到，不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不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就不能夺取土地改革的胜利。实践证明，原先那种不经过斗争去分配土地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同时，在土改中亲眼目睹农民深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种种事实，更进一步认识到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是巩固人民政权的必然。

   在深刻理解土改伟大意义的同时，参观团成员们真正了解了农民。参观团副团长汪仁则还十分真切地告诉我：农民们不仅有实践斗争经验，还有博大的胸怀和无私的精神。

   通过土改的实践，参观团的成员还从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身上吸取了许多优点和高尚品质。从土改的实际中我们看到，甘壕乡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个个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辛勤工作，不怕吃苦，不要名利，不计报酬。许多干部家里的田园荒了，耕牛瘦了，眼熬红了，衣服破了，但他们从不顾及，从不为自己考虑。分配果实时，他们有的不要，有的放弃，有的把自己那一份送到最贫困的户家。这种忘我精神和大公无私精神，使我们每个成员都深深为之感动。

   另外，在未参加土改之前，参观团有人听到过“对地主有过火斗争”之传言。到陕县后，听土改委员会同志介绍，也有“陕州地区阶级斗争一向尖锐，群众不发动则已，一经发动，其势汹涌猛烈，运动中难免有触犯政策的地方”的说法。经过实际考察了解，参观团的成员说：我们看到的土改干部掌握政策十分稳重，在群众全面发动起来之后，并没有出现政策偏差，对地主分子也没有出现乱打、乱斗现象。

难舍难分人民情

▲1951年6月14日，陕州专区欢送全国政协土改参观团合影。

   参观团在甘壕29天过去了，将要回北京时，彼此已建立了亲密感情，依依难舍。参观团的成员们对我说：“我们到甘壕乡来直到离别之时，甘壕的农民把我们看成一家人。虽然他们与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同，农民们并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全部感情，但从他们默默地为我们服务，诚心诚意地照顾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话都愿意对我们说，我们觉得也不想离开了。”

   参观团启程那天，我和吴道乙县长前往送行，见到甘壕村200多乡亲在炎炎烈日下，踏着厚厚的尘土，汗流浃背跑了5华里，把参观团一直送到火车站。在候车时，乡亲们围着参观团坐在地上，亲切话别，许多乡亲都流下了热泪。我看到参观团成员个个沐浴在乡亲们的真挚情感中，也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火车快要开动了，参观团的成员一再对我说：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教我们学会了站稳立场、走好群众路线。干部、群众们的生活作风和思想品质，本身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参观团的一位女团员临别时说：“参加陕县的土地改革，我们终生难忘。”

   本文选编自《河南文史资料》第71辑。文章标题、小标题、视频、图片为编者所加。本文口述者刘光，时任中共陕县县委书记，后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执笔者刘全生，副研究员，曾任河南省三门峡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