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有稳定收入的职业意味着什么？对家庭，他意味着有饭吃、有衣穿、孩子有奶粉喝、有学上，老人有看病钱。对于国家，千千万万个岗位，意味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率、秩序以及发展空间的延续。就业，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也是民生保障的首要基础，可谓国之大事，不可不察。

党中央历来非常重视就业工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促进就业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稳就业”摆在今年“六稳”之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列为宏观政策，彰显了引导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

随着相关决策部署的推进和落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3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7%，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总的来看，就业形势比较平稳。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减速换挡、结构优化调整效应叠加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等不确定因素增加情况下，做好稳定就业、促进就业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1日上午，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召开第28次双周协商座谈会，议题为“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现场长期关注就业问题的部分委员，专家学者以及一线的用工企业代表与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等负责同志互动交流，共同为应对新形势下就业工作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凝心聚力、超前谋划，研究有效的应对之策。

提升经济增长对稳就业的“扩容作用”

就业的核心是岗位和人才，足够的岗位是前提，合适的人才是条件。

数据显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仍连续六年保持年增1300万人以上就业规模。究其原因就是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增强了。

“从源头而言，为稳定就业，今后仍需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进一步增强产业吸纳就业能力，提升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说。作为此次双周协商座谈会的筹备方，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组成专题调研组，会前分别奔赴黑龙江、河南、广东、江苏等地深入了解情况，邀请有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在京召开两次座谈会，并邀请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政协开展协同调研。经过对各方“声音”进行客观梳理，稳定扩大就业，从根本上还是离不开经济发展创造出的更多就业岗位和机会。

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既是全国政协常委又是企业家，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先反映了一些情况：受全球经济周期下行和中美贸易战影响，一些企业正调整供应链或延后投资，部分轻工、纺织和电子等制造企业向东南亚转移，“今年6月和8月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数均降至46.9%，为近十年来新低。”

感同身受的南存辉希望，有关部门能有更有效的措施，积极稳妥地应对中美贸易战对制造业的冲击，“发挥好我国完整产业链带来的综合优势，促进制造业在国内跨区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避免制造企业大规模跨境外流，把产业发展释放的就业需求留在国内。”南存辉说。

同为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的“难题”是税费，“以海马汽车为例，2017和2018两个经营年度，在亏损26亿元的情况下，我们坚持不裁员，但依然纳税9.2亿元，缴纳五险二金一费2.8亿元。”景柱坦言，亏损企业税费重是民营制造业沦陷的主要原因。关于用工负担方面，他与现场有关部门商榷道，可否研究出台可操作性措施，在制度层面解决企业经营困难期间灵活用工的问题，同时合理妥善处理员工解约成本低、企业解约成本高问题。

其实，在协商建言中，探讨互动中，解疑释惑中，持续不断优化企业营商环境，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这是毫无疑问的共识。要知道企业的发展信心和获得感，是促进稳就业“稳”字当头的重要一环。如果“稳”字关乎就业存量，那么“促”字则关乎就业增量。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推动就业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催生了有别于传统就业方式和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正在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对新就业形态颇有研究，他随手举出几个例子：2018年，阿里零售平台创造了1558万个直接就业机会和2524万个衍生就业机会；京东第三方平台入驻超22万个商家，间接创造1300万个就业机会；美团平台有270多万骑手，还间接带动就业机会1960万个；滴滴平台共有1166万专兼职网约车司机获得收入。

“最重要的是，新就业形态正在成为重点人群和困难群体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王一鸣解释说，比如滴滴平台上的网约车司机，51.5%是农民工，12%是退役军人，6.7%是建档立卡的扶贫对象。美团外卖77%的骑手来自农村，2018年带动贫困县67万骑手就业，这些都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就业群体。

“虽然《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已写入灵活就业条款，但新就业形态形式多样、边界模糊，现有法律对其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也缺乏专门的法律保障条款，难以合理有效保障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权益。”王一鸣也提到了平台就业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鼓励新就业形态发展就要有新思路新对策，在劳动关系、就业支持、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系统性调整，以释放新就业形态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巨大潜力。

王一鸣说到新就业形态时，美团点评集团创始人、总裁王兴就在座谈会现场。具体到企业，王兴补充道，要建立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体制，平台就业不同于传统劳动关系，不能套用旧的管理模式，希望国家制定标准，完善基本保障，重点支持保障缺失较为严重的部分中小微企业补齐短板，允许平台企业继续采用现有的商业保险等市场化方式解决灵活就业的基本保障问题。

在各地调研时，调研组深知新经济模式对就业的扩容作用。率队调研的尚福林认为，应坚持包容审慎原则，鼓励发展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兴产业、新兴业态。对新就业形态面临的社会保障覆盖度不够、便利度不高等突出问题，亟需加快制度创新，探索符合其就业特点的工伤、职业伤害、养老等保险保障方式。

牢牢抓住就业“结构性矛盾”这个牛鼻子

“从行业上看，中低端加工制造领域及建筑等就业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导致一些出口行业直接从业人员锐减。”

“从所有制和经营规模上看，随着一些民营经济就业增长大幅放缓、小微企业就业海绵功能弱化、部分双创企业亏损倒闭等，致使劳动力集中抛向市场。”

“从劳动群体看，现阶段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但就业现状和前景堪忧，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矛盾正在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

……

为了更广泛了解委员意见建议，经济委员会于9月19日在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APP开通了“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主题议政群。一直到座谈会进行过程中，议政群里依旧热火朝天，与现场的畅所欲言相得益彰。从调研和委员们的讨论看，“就业难”“招人难”并存现象比较普遍，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且后者是比前者更为突出尖锐的问题。

“未来若干年，大学生每年进入劳动市场的人数都在830万以上，而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知识型失业’问题有稳定化、长期化的态势。”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对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了多年跟踪，他把这种失衡概括为“八冷八热”，直指当前大学生供求总量不均衡以及结构失衡问题。在罗卫东看来，适时启动建设具有全国统筹性质的大学生就业激励机制，有利于在工作条件、生活待遇、职业通道、发展环境等方面统筹安排，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政策体系，激励大学生到西部、基层、贫困地区和特殊行业就业。“另一个层面，还要鼓励行业龙头企业投入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大力推动应用型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在探索市场机制与高等教育事业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方面迈出坚实步伐。”

谈到就业，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广大乡村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广阔舞台。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一直比较关注农村就业问题。他认为，乡村振兴离不开人，吸引培育各类人才，提高农民素质，是乡村振兴需要破解的难题。对于农民来说，产业兴旺最大最直接的意义就是解决就业问题。“希望国家继续加大扶持农村产业发展，尤其要鼓励把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的二三产业尽量留在农村，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农业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尽量留给农民。”刘永好建议。

在就业大军中，还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忠诚担当、英勇顽强、团结奉献、诚信守纪，是人力人才评价和使用中最值得欣赏的品质担当，但在实际就业市场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武警部队原政治委员孙思敬认为，这个被称为“退役军人”群体的作用并没有被充分发挥。为了尽量深入了解情况，孙思敬赴新疆和浙江两省区4地市及所驻武警部队进行调研，“一个退役军人经过几年、十几年的军营生活，实际上是读了一所军事职业大学，德智体美战素质全面养成，绝大多数人由此奠定了一生的价值追求，可惜在就业中没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和价值。”孙思敬无比惋惜，他建议，建立退役军人管理信息系统，把采集个人经历、就业创业、动态变化等情况的工作关口前置，而在安置渠道上院校招录一部分、整体转业一部分、计划安置一部分、市场招聘一部分、自主创业一部分。

今年初，人社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为女性平等就业提供保障。但受传统观念、婚姻家庭、现行人口政策、女性自身因素等影响，女性就业的隐性门槛还现实存在，不仅使部分女性不能学有所用，也影响到家庭的生育意愿。上述情况是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妇联主席贾玉英的调研所得。“进一步统筹协调已出台的有关政策，完善相关措施，解除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后顾之忧。尤其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对录用女工企业给予政策倾斜，还要倡导用人单位和企业家培树家国情怀，承担社会责任。”贾玉英说。

完善“更加积极”就业政策

就业问题，关乎经济，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决定性作用；关乎民生，也要发挥好政府这只看得见“手”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建立促进就业的政策支持体系，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企业、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发力，形成持续有效、良性互动的就业机制。

去年以来，国家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导向，出台了许多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但在调研中，调研组发现大家对这方面的呼声仍很强烈，委员们建议，要进一步发挥财税政策在稳就业方面的激励引导作用，同时制定差别化的激励性政策措施，鼓励引导大学生到基层一线、农村和西部地区就业。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更关注贫困发生地的就业问题，因为越是贫困地区就业机会越少，创造就业的条件越差。

“建议财政统筹考虑对脱贫的支持，更多地支持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的地区和企业，而不仅支持贫困发生地。”白重恩提出，比如财政支持在就业发生地为原贫困人口提供住房补贴和社保缴费补贴等，同时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和就业机会较多地区之间的联系，共同推动协调统筹。

此外，鉴于中美经贸摩擦对就业的影响。委员们还呼吁，需提前做好研判，根据形势变化储备政策、及时完善政策。

尚福林建议，加强失业监测预警，高度重视防范裁员风险，健全援企稳岗应急工作机制，研究制定分级响应的风险应对预案，做好相关政策储备和失业人员兜底保障。“在全国层面建立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对接沟通机制，定期研究分析就业形势，妥善应对可能出现的农民工回流潮。”

座谈会上，还有不少委员开门见山地提出对促进就业问题的看法和疑虑；应邀参加会议的相关部委负责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地逐一回应，现场交流讨论热烈而充分。

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就业工作目标，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愿望的积极呼应，也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大局的需要。从长远来看，我国依然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解决就业问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们需要的或许是带着信心绵绵用力、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