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党德信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专题征集出版抗战回忆资料系列丛书

   1981年10月，我来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政协大会后，新一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杨成武副主席兼委员会主任。委员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社会各界（史学研究工作者和各界人士）的愿望，要专题整理抗日战争回忆资料，配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形成系列丛书公开出版，具体由军事组和委员会办公室有关人员落实。军事组几次开会研究，分析了抗战史料征集出版的现状。

   自1959年文史资料工作开展后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虽然征集了一些抗日战争回忆史料，但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的还是比较少，而且不全面，有些会战、战役尚未涉及。以前《文史资料选辑》都是内部出版，印数少，发行有限，广大社会读者根本看不到。

   1978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恢复工作以后又收到了一些抗战史料，但是仍然很不够，需要在原有史料的基础上，继续向居住在各地的原国民党抗战将士征集史料，方可完成编辑一套涵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20多次会战和若干重大战役的丛书。由于受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想影响，很多亲历者还或多或少有些顾虑，想写又没有提笔写。

   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军事组成员、第六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杜建时（曾任国民党天津市市长、东北行营北宁路护路司令）曾说，他当过第九战区的中将高参，在国民党军事院校当过教育长。在第九战区江西德安亲自经历了激烈的对日作战。有一个师的加强团，1000多人，拼杀到最后就剩下200人。为此，需到各地召开座谈会，做一些思想发动工作，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动员参加过抗战的原国民党将士撰写提供回忆资料，也需要到档案馆和抗战战地查阅并核实史料。

   要编辑整理这么大型的丛书，一定要与地方政协密切协作，请地方政协文史工作人员参加编辑，也要继续聘请原国民党将领中对参谋、作战业务比较熟悉的人员参加审稿，还要参照编辑整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专题的做法，聘请军事科学院、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等部门有关研究人员参与编审工作。

提供抗战史料是幸存者的责任

   1984年7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会议，我将经研究列出的抗战丛书基本框架摆出来，分别与有关地区的地方政协文史委办公室同志协商合作事宜。各地政协积极参加大协作，挑选推荐稿件供抗战系列丛书备用。

   1984年、1985年，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暨委员会办公室委派，我曾多次出差。与军事组特聘审阅稿件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原国民党东北“剿总”重炮七团团长高德昌（此前曾任国防部作战处副处长，参加过徐州会战）一起去上海、江苏、山东；与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军事组成员、原国民党第18军军长，曾参加过八一三淞沪会战、南昌会战、鄂西作战、湘西雪峰山战役的杨伯涛一起到湖北、湖南；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陈子坚（抗战时曾任第4集团军参谋长、第96军新编第14师师长，参加过中条山及豫西抗战）一起到河南；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研究馆馆员朱菊卿一起到福建、浙江、江苏；到北京密云县古北口乡等地先后召开13次抗日战争历史座谈会，有240多位老人（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原国民党领，现为政协委员，省或市政府参事室参事或民革成员，也有当地经历抗战的村民）参加，在昆明最多的一次有60多人到会。老人们争相发言，畅谈感想，介绍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和所在部队爱国将士英勇冲杀、不畏牺牲和老百姓积极支持抗战的事迹。

▲1984年11月7日，作者（前右三）在昆明座谈抗战史后与原国民党抗日将士合影

   到各地召开座谈会时，在当地政协主持人简要说明开会内容要求后，都由我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和史料征集情况进行分析和介绍：

   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和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上，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爱国侨胞团结奋斗和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热情支持下取得的。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协力御敌、浴血奋战，双方将士的抗战经历合在一起，才能反映抗战的全貌。

   目前，从国内出版的图书资料看，叙述国民党部队正面战场抗战的资料较少。为了实事求是地反映抗日战争的全貌，对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给史学工作者提供资料，我们根据现有的资料，再吸收地方政协的有关资料，决定编辑一套《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这套资料的出版，将对我国编写全面的抗日战争史提供有用的资料，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展现生动的史实素材，同时对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召开座谈会时，我向老人们介绍了编辑出版抗日史料的宗旨，希望他们打消各种顾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将自己在抗日战争中亲历、亲见、亲闻的作战经过和动人事迹写出来。老人们听了之后，思绪万千，感慨万分，有的甚至激动地流出了热泪。

   ——在滇西抗战时任营长的昆明市参事室参事王惜时在云南抗战座谈会上发出肺腑之言：“身为军人，为国抗日，原本是天职义务，为人民提供抗日战争史料，更是幸存者的责任。”

▲1984年11月7日，在云南省政协召开抗战座谈会

   ——济南市政协常委熊顺义，娘子关战役时是营长，到台儿庄抗战时任团长。他说，这次广泛征集抗战资料，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显示出共产党是伟大的，人民创造了历史。我们部队抗战从山西出来，过一个村，老百姓送一个村，可以看到民心。调到山东后，老百姓主动让出房子给部队住。写史料要把军民团结抗战写出来。

   ——云南省政协委员赵旭说，现在的党中央真英明，不忘我们这些在抗战中流过血的人。我参加过江阴、镇江阻击战，参加过武汉会战，我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将亲身经历的战斗写出来，不写，就对不起死去的先烈们。

   ——台儿庄会战时任第25军参谋长的四川省政协常委姚国俊说，过去写过台儿庄战役的材料，但不够实事求是，许多具体情节没有写，这次要认真修改、补充。

   ——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南昌会战等战役的重庆市沙坪坝区政协委员胡翔说，我们在文史工作中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这不仅能为历史留下有价值的史料，而且为促进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对促进台湾回归祖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上海罗店战斗中，我们的部队两天就伤亡7000多人，日本侵略军一发炮弹就炸死我们两个团长。在抗日战争的各个战场上，都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我们如实地写出来，让我国台湾各界人士看了，会心服口服，使他们感到我们真正是实事求是地搞历史，是真心诚意地促统一。

   ——浙江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何聘儒，是第43军第26师教导队军官，出川直接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被派到五连任副连长。他说，当时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第26师官兵顽强鏖战七昼夜，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全师4个团长，2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伤亡250余名。每连生还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仅剩下600多人。写回忆资料实事求是很要紧，要开门见山，如实记录当年战况。

   ——南京市政府参事刘文潮说，《湖北文史资料》第五辑讲李先念、张体学新四军抗战，我当时是第7军第172师参谋长，我们与新四军张体学部曾有过很好的配合，一定要记录下来。

   还有不少参加过抗战的原国民党将领谈到，要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抗战方针的变化与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的英勇抗战区别开来，抗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取得的。在抗战中，不少国民党部队曾与八路军、新四军密切协同，联合作战。把这些写出来，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使读者看到，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则促进抗战；而国共两党分裂和摩擦，则使侵略者有机可乘，肆意践踏我中华。

   各地政协、政府参事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及黄埔同学会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全国政协常委、文史专员、军事组成员赵子立在三次长沙会战中曾任第九战区参谋处长、参谋长，负责制订和实施作战计划。他委托我找了一些当时的地图和战役要图，在家里手持高倍放大镜核对地名，带病伏案撰稿，其夫人帮助誊写。

   原国民党将士的思想顾虑基本解除后，文史稿件就逐渐多了起来，军事史料征集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1984年后的七八年，光是抗战方面就陆续收到三四千万字的稿件，每天都收到来稿的挂号信，有时一天就有三四万字，可谓是大丰收。有了丰富的资料库存，就为编成原国民党将领回忆抗日战争史料丛书创造了条件。

战地考察印象深刻令人感动

   为核实抗战各战役的史实经过，抗战亲历记编审组曾到有关战地考察，从1984年到1987年，我自己或与编审组其他成员一起考察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或与参战的原国民党将士座谈，或向当地老乡了解战况，核实时间、地点、地名及大体经过，也看了保存下来的历史遗存纪念碑、房屋（窑洞）及实物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令人感动之处甚多，仅略记一二。

   ——1984年7月，到山西太原、忻口考察太原保卫战及忻口会战情况。这次考察使我了解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八路军和国民党军联合作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与司令长官阎锡山一起指挥规模空前的忻口会战，特别是八路军陈锡联率团火烧日军阳明堡飞机场，有力地配合了忻口作战，赢得举国军民称赞，印象颇深。

   ——1984年8月，到上海了解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情况。1937年8月，上海北郊罗店一带敌我双方拼杀，战况惨烈。我军有时一天就伤亡一两千人，有的部队一天递补几次营长、连长、排长，士兵一天补充若干次，真是官不识兵，兵不识官。尤其是第18军第98师第292旅第583团第3营中校营长姚子青率全营坚守宝山城垣两昼夜，毙伤敌600余人，在敌施放硫磺弹，城内燃起火海，并有坦克和步兵的联合进攻下，姚子青率预备队及全营仅剩的20余人，与敌短兵相接，白刃巷战，直至全部官兵壮烈殉国，还有年轻女子杨惠敏游渡苏州河给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八百壮士送国旗之事，人们传诵至今仍赞叹不已。

   ——其后到江苏南京考察南京外围与复廓城垣站、南京守城战及失守后日军暴行的情况。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日军的暴行展览和日军战败投降的照片，又刚好碰上日本友好人士参观展览并送“沉痛哀悼遇难者，日中永不再战”花圈，使我感到爱好和平的力量必将战胜好战和侵略之徒，一切法西斯分子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逃脱不了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的命运。

   ——1984年9月，到江苏徐州和山东枣庄台儿庄考察徐州会战及台儿庄战役情况；到山东滕县考察滕县保卫战的情况。台儿庄战役中各部队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战斗”的精神，艰苦支撑，不畏牺牲，奋力杀敌，取得震惊世界的“台儿庄大捷”。第60军由云南的农民子弟组建，在坚守禹王山25昼夜的艰苦战斗中，重创敌军，付出了巨大牺牲，全军伤亡7个团，约14000人（其中，5000多人牺牲，9000多人负伤）。为抗日救国，参加徐州会战的所有部队，都舍生命，洒热血，在抗战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1984年9月，作者（右一）在台儿庄听取清真寺老人讲述当年抗战亲历经过

   ——1984年10月，到湖北武汉、武穴、广济田家镇要塞、阳新考察武汉会战情况。为保卫大武汉，阻击日军沿江和南北两岸西进，我方投入大量兵力，与敌决战。坚守长江田家镇要塞的第二军第九师官兵拼死坚守八昼夜，多次击退敌军进攻，最终2000多名官兵壮烈殉国。该军第27旅的一个重机枪连少尉排长袁次荣，在全排士兵严重伤亡的情况下，集中所有手榴弹向敌投去，炸死炸伤敌数十人。敌发现阵地上只有他一人抵抗，就从四面蜂拥而上。袁排长从容打开机关枪的机匣盖，把最后的一颗手榴弹放进机匣，拉断火索，紧抱枪身，冲向敌人，一声巨响，血肉横飞。敌兵见此壮举，均目瞪口呆。

   1985年5月、1992年5月，先后到河南开封、郑州、洛阳考察兰封战役、花园口决堤及豫西作战情况。1938年5月，徐州会战接近尾声，日军土肥原师团即进击开封，企图攻占郑州，南下武汉。我调集几个军与敌在兰封一带展开激烈的决战，曾克复兰封等地，因敌从皖北大举增兵，蒋介石接受部下建议，一面转移部队，一面派兵于6月9日在花园口炸毁黄河南岸大堤，效法三国时代“水淹七军”之办法，阻敌西进以保卫武汉。滚滚黄河水迅速向东南方向倾泻，夺淮（河）入海，淹没豫皖苏3省41个县5.4万多平方千米土地，造成新的“黄泛区”，1200多万群众成了难民，百姓被淹死、饿死者无数。在中共与国民党政府多次谈判并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促成下，直至1947年7月花园口才被堵口复堤，黄河回归故道。炸堤之举虽暂时起到阻敌西进之作用，但给老百姓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太大了，至今提起此事人人怨愤不已。

   ——1985年5月，到浙江杭州考察浙赣会战及浙省抗战诸役之情况。1941年7月，第49军在参加江西上高会战后调回浙江诸暨，未得到休整即接受了反攻绍兴的任务。该军第26师某部第3营营长杨松林率一个连先乘夜色渡过绍兴城护城河，攻入五云门。日军发觉后，集中火力封锁护城河，使我后续部队受阻。而杨松林率部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敌众我寡，弹尽援绝，只好与敌肉搏。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有目睹战况的老百姓称，一身穿黄呢制服的军官，身中数弹而未倒下，直至头部被击中，才倒在地上，光荣牺牲。壮烈之情，令人敬佩。这位军官，就是一向作战英勇的营长杨松林。

   ——1985年5月，到福建福州及厦门考察福州外围战斗、闽东抗战、厦门保卫战及海军抗战情况。1938年5月10日凌晨，日军第五舰队出动30余艘军舰乘暗夜从金门出发驶进厦门东北海岸，在30余架战斗机的掩护下，敌海军陆战队2000余人强行登陆，我军奋勇抵抗，伤亡惨重。因事发突然，有些人不在厦门岛上，在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回参战。某部张永泰连长于9日回同安探亲，战事爆发后他不顾家人劝阻，执意马上回厦门前线。因当时汽车已停驶，他便步行百里赶回部队参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1985年10月，到广西南宁五塘昆仑关、钦州、防城考察昆仑关战役及钦防作战情况。第五军在军长杜聿明的指挥下，取得昆仑关战役胜利，击毙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中村正雄少将，敌班长至联队长被击毙85％以上，士兵被我军打死4000多人。可谓战果辉煌。我军将士英勇杀敌，第600团团长邵一之身中两弹仍继续指挥部队奋战，直至与敌肉搏时，又中一弹，壮烈殉国。事迹感人。

   ——1985年12月、1986年5月，先后到北京南苑、大红门、团河，河北怀来横岭、镇边城、骡子圈、滦平及北京南口、居庸关、密云、古北口、怀柔考察长城抗战、七七事变后南口战役情况。在古北口乡政府与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座谈时，老人们都讲述了亲眼所见古北口抗日部队英勇作战的情况，对当年守卫北平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教育将士“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该军赵登禹旅长率大刀队在喜峰口英勇杀敌之故事和七七事变后赵登禹（长城抗战立功升任师长）在南苑指挥部队抗日英勇献身的事迹，均赞不绝口。

   ——1986年7月，到内蒙古五原、狼山乌不浪口考察绥西抗战情况；到包头东河区参观反攻包头战役旧址并了解战斗情况；到大青山北至百灵庙考察百灵庙抗战的有关情况；到和林格尔考察和林格尔战役情况。傅作义部在狼山牺牲烈士中的士兵没有棺木掩埋（狼山不高，荒凉无树木，绥西树木亦稀少），只是用一块蓝灰色的普通建房用砖来刻上某营某连某排和姓名，我数了数，大约有144块砖，这100多位战士连同其他牺牲的烈士就这样长眠在荒凉的狼山脚下，令我十分感动。

   ——1987年5月，到广东省从化县良口、增城县派潭、深圳大亚湾等地考察粤北作战和沿海抗战情况。1940年5月，在第二次粤北战役中，第63军赢得从化良口、鸡笼岗、石榴花顶战役之胜利。第七战区戏剧宣传队何芷（共产党员，当时63军亦有部分共产党员）谱写了《良口烽烟》《血战鸡笼岗》《石榴花顶石榴花》等抗战歌曲。其中《石榴花顶石榴花》歌词唱道：“石榴花呀石榴花，石榴花顶上开着石榴花。它红过珊瑚，红过琥珀，红过血也红过朱砂……任你凶残的敌人飞机、大炮、毒气都不怕，左来左打，右来右打，我们英勇的弟兄们都在石榴花顶上消灭它！”这些战地歌曲鼓舞了将士和群众的人心志气，至今有的老人还记得并能吟唱。

   ——其后来到湖南考察衡阳保卫战、三次长沙会战及常德会战、湘西会战情况。湖南乃战略重地，抗日战争发生重大战役最多。三次长沙会战，血战衡阳47天，常德保卫战、湘西会战等都有很多可歌可泣之战例。尤其是1945年4—6月的湘西雪峰山会战，杀伤日军28000多人，予敌重创，由此我军转入战略反攻，不久即赢得抗战胜利。

   在以上战地考察中，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军事组组长刘琦曾带队于1987年5月到广东、湖南实地了解抗战情况；1992年5月，刘琦和我出席在郑州召开的《中原抗战》定稿会，与参加协作的河北、山西、山东、安徽、湖北、广西、四川、云南、河南九省区政协文史工作者一起考察了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花园口决堤旧址。

   为核实抗战史实，完成编辑出版抗战亲历记丛书的使命，我与编审组成员曾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抗战的档案材料。该馆存有大量抗日期间军事委员会统帅部和各战区来往的电报，其中有作战部署、战役战斗汇报、后勤保障及战役战斗检讨等，可与抗战回忆录相互印证，互为补充，对编写大事记也很有帮助。

为落实政策提供依据 社会反响大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书影

   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协作编辑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共12册：《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徐州会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湖南四大会战》《晋绥抗战》《闽浙赣抗战》《粤桂滇黔抗战》《中原抗战》《远征印缅抗战》。在出版《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徐州会战》等册之后，1985年7月29日新华社曾发电讯稿《〈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将陆续出版》，介绍该套丛书出版之情况：“汇编这套丛书，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做了大量征集研究工作，并对原国民党将领写的回忆抗日战争的文章进行了筛选和核实。丛书编辑工作的总方针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实事求是地记述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情况。编排方法基本上按照各个重大战役发生的时间顺序，也照顾到作战地区间的联系。丛书还选择转载了一些在台湾和海外的原国民党将领写的回忆抗日战争的文章。”

   《人民日报》1985年7月30日全文刊登了新华社所发消息。1985年8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曾刊发抗战亲历记出书的消息。1986年11月27日，香港《明报》以“加强对台统战中共陆续出版国民党将领抗战回忆录”为题，报道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情况，其中写道：“中共如今尊重历史，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组编出版这套丛书，确是一件好事。抛开统战不谈，丛书所提供抗战各个时期重大战役及重要事件，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忆述内容真实、详尽而感人，每篇都有血有泪。日寇的惨无人道，国军悲壮激烈的战况，有力地证明我中华民族不可欺侮。这些亲历见闻而不可多得的史料，对海内外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及八年抗战史，实有其重要参考价值。”

   这12册抗战亲历记，共500余万字，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国民党部队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实际情况，在各地反响很大。史学工作者看到这么多的新资料面世，如获至宝。影视工作者编写剧本、拍摄影视，寻找参考资料，更是多次登门拜访我们。1985年春，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血战台儿庄》，适值《徐州会战》一书的铅字排版校样刚取回来，该片编导得知消息后立即找我，如获至宝，请求复印作为重要参考资料，边修改剧本，边拍片。很多激烈战斗场面就是参考该书回忆文章有关记载拍摄的。

   记得在1984年12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搞好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展览，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及委员中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其中多数为军事组成员）郑洞国、侯镜如、黄维、覃异之、赵子立、李觉、文强、黄翔、郑庭笈、杨伯涛、廖运周等观看预展小样，并听取修改意见。当时他们提的主要意见，一是希望实事求是地全面反映国共双方部队抗战的历史；二是要为在抗战中阵亡的将士及其家属落实政策。正如这些抗战将领们所希望的那样，抗战亲历记丛书确实为各地落实抗战阵亡将士的政策提供了史实依据，在落实抗战阵亡、伤残人员及其家属后代的政策，促进团结，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台儿庄抗战中任第40军第39师特务营营长的田玉峰在山东临沂教育学院工作，其关于临沂之战的文章收入《徐州会战》一书，1985年出版后，不久即售罄重印（累计印数36000册）。我写信给他，他于1990年8月24日收到后当即给我回信：“……《徐州会战》再版发行，是全国人民的需要。别处我不太了解，单只临沂市就有很多人打听想买此书，印数可以大些。这本书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思想和实际生活，特别是与抗日有关的人员和家属，无异是一本‘平反’的有力证据。”

   ——《七七事变》一书刊登了时任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20团团长戴守义撰写的《七七事变前北平丰台驻军与日军冲突经过》。1933年，戴守义率220团参加了喜峰口战役，他身先士卒，挥刀冲入日军阵地拼杀，作战非常勇敢。七七事变前夕，调任河北保安第一旅旅长，率部参加卢沟桥作战，后又参加徐州会战、随枣会战等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守义因病申请退役，到开封定居，1974年在开封病逝。我在1986年5月该书出版后按供稿地址寄书给作者，其后，他在开封市肉联厂五车间工作的女儿戴京安于1990年7月2日给我来信说：“从《七七事变》这本书出版后，我父亲的历史得到了平反。我父亲的问题总算说清楚了，我们全家发自内心地高兴，感谢政府。”

   ——曾在沧州姚官屯抗战时负伤，在临沂策应台儿庄战役后期掩护友军撤退作战中又被日军枪弹击穿面部，致使失去右眼的第40军第39师第115旅补充团连长李宗岱，伤愈后，按照对残废军人的有关规定，国民政府于1939年7月一次性地发给了他从21岁到70岁的全部抚恤金，按时价共计约折合黄金800两。他将所得抚恤金全部捐献给了全国抗日救亡总会。紧接着，向军政部门递交了要求重上战场的申请报告。7月24日，《重庆各报联合版》刊登中央社新闻稿《军民楷模壮士李宗岱忠勇为国重返前线》，1939年10月12日《新民报》曾以“独目虎将，三上前线”为题进行了报道。后来李宗岱被安排到第92军李仙洲部任营长，参加了鄂北随枣、豫南、豫西等战役，在战场上，他练就了用左眼瞄准的本领。1942年冬在补充第三团副团长任内，参加了大别山战役。1942年的12月在鄂东罗田县滕家堡与日军交战，敌人的枪弹打穿李宗岱的右膝盖，这是他第三次负伤。1943年春伤愈后到第15军暂编第30师任团长。1948年，李宗岱不愿参加内战，以身体伤残为由申请退役离开了部队，到重庆靠做小生意谋生。1950年后到商业系统工作。1984年11月16日，我到重庆召集原国民党将领座谈抗日战史，见到了李宗岱这位抗日英雄。当时他在重庆南岸区干菜果品公司上新街商店当采购兼营业员，曾受到“文革”的严重冲击。我了解他的情况后，提出要正确对待这位抗日英雄，要向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统战部反映，给他落实政策，给予适当的安排。后在中央和四川省、重庆市有关部门的关注下，李宗岱于1986年2月被安排到重庆市政府参事室任参事。自此以后，我与他有了较多的交往。他写的抗战回忆文章曾收入《徐州会战》书中。时隔不久，其子李大淮给我来信：“我爸爸已正式到重庆市府参事室工作……我们全家在由衷地感谢党的同时，也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我们从内心真正感到党中央的实事求是路线的威力……正是：欣逢盛世得昭雪，全家老少情热烈；感谢党的好领导，誓为四化多献热。”李宗岱在政策落实得到妥善安排后非常高兴，老人家到处作报告，给青年和学生讲抗战故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重庆市政府对他的工作很满意，给予很高的评价。

   ——《南京保卫战》一书转载了在南京守城战时任炮兵第42团第1营第3连副连长沈咸的文章，当1987年寄书给在浙江省仙居的作者时，作者已病故。其子沈镇蓉因落实政策到淮南安徽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劳动服务公司工作。后几经联系，其子辗转收到该书。1990年6月和7月他两次来信给我，其中写道：“作为抗日军人的子弟，见到父辈当年为民族浴血奋战的功绩仍为党和政府所重视，给予应有的评价，汇集成书发表，使之流芳百世，我们全家均十分激动，也感慨万千！先父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得以安慰了。对此，本人谨向全国政协文史研究会和《南京保卫战》编审组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南京保卫战》一书将是我们家的光荣纪念册，我们将珍藏，视为传家宝。作为抗日军人的子弟，我们将继承与发扬父辈的光荣传统，在为祖国电力建设事业上作出贡献。”

   ——在南京保卫战中任第74军第51师第151旅第302团团长的程智牺牲在南京水西门外。其在西安仪表厂工作的后代在收到书以后说：“我是程智烈士的遗腹子。在我父亲牺牲50年后的今天我有幸能读到你们编辑的《南京保卫战》，并能将我父亲的遗像作为南京保卫战殉国四烈士之一而载入书中，我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感谢你们辛勤劳动，感谢人民没有忘记我父亲，历史是公正的。”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在海外也产生了很大反响。旅居新加坡的施于国在看到《远征印缅抗战》后，致函该书编审组：“感谢你们编得一本好书……你们能在中国共产党政府主持下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中亲历的战事作公正的描述。难得！难得！”“我特花一个月工夫作了一篇读后感，建议若干改进的地方，也建议出一英译本，让全世界关心战史的读者开开眼界。我认为这本书必然可以成为丛林战的经典之作。尽管世界战争的武器已进步到太空战核弹时代，这种战术已无用武之地，但它总代表着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划时代巨作。而且在可见的二三十年内许多战争场合恐怕还会派得上用场。”

   ——一位贵州的老同志来信说，《徐州会战》这本书，我是粗读、细读、对照地图和说明读，先后共三遍。我高兴、欣喜，48年前我看到的可歌可泣的伟大神圣场面又历历在目了！感谢你们把这一民族存亡的战争如实地、细致地写给十亿人民！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12册，每本都在四五十万字，而且大多附有战役要图、大事记和指挥系统表及战斗序列表。这套书是从两三千万字的原国民党将领和中下层军官的回忆录中筛选整理而成，也转载了我国台湾地区书刊发表的有关文章，工程可谓浩大，确实为史学研究提供了系统资料并填补了很多空白。1997年，这套抗战史料丛书被评为优秀文史资料图书二等奖。这套丛书较早出版的几册已重印过几次，稍后出版的几册也很快销售一空。读者不断来信来电，企盼重印。

   在出版12本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之后，尚余1000多万字抗战回忆资料，在1999—2002年我又奉命回到文史办公室任主任，立即投入文史委开展的繁重的清理库存史料工作，我又按照大协作的成功经验，在各地政协的通力合作下，在军事科学院、军事博物馆、国防大学及人民大学的专家学者的参与下，又筛选编辑了约300万字的抗战资料，将各战区接受日军投降的回忆文章也一同收进，在出版的26卷《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第6、第7两卷为抗日战争（上、下）卷。同时在第19、第20两卷军政人物（上、下约300万字）中也含有抗日战争的部分内容。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卷》书影

   现在回顾这段工作的历史，从召开抗日战争座谈会到抗战亲历记丛书的出版发行，从海内外社会各界人士反馈的意见和产生的积极影响，可以看出，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促进了政协文史资料的征集和出版工作的开展，而文史资料工作的大力开展又促进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

   （本文选编自我馆所编《文史学刊》第六辑，文字有删减，部分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