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先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渠道。”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论述扶智在扶贫中的重要作用。

扶智，关乎扶贫，更关乎教育本身。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让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能够获得相对公平、较有质量的教育，一支稳定、有水平的教师队伍必不可少。

自去年以来，国家针对加强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频频发力：2018年1月出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专门面向教师队伍建设的里程碑式的政策文件《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2018年8月，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组织召开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暨乡村教师和“三州三区”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会议，部署推进“乡村”和“三州三区”教师队伍建设攻坚。今年4月，教育部组织召开县市教育局长座谈会，听取研究制定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文件的意见建议，《教育部关于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情况汇报》初稿已经出炉。

高位引领之下，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哪些新进展？“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九字困局是否已破题？为了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总结好的做法和有益经验，如实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全国政协将“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全年仅有的两次常委视察的主题之一，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邵鸿带队，于6月10至15日，深入甘肃省的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视察了不同类型的学校、教学点、培训中心等12个，并召开多场座谈会，力图为深度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贡献厚实的政协力量。

编制“四连问”

从兰州到临夏，从甘南到陇南，视察团的常委和委员们听到的各种情况反馈中，有关编制调整的呼声最强烈。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副省长张世珍介绍说，目前甘肃省幼儿园教师缺口近4万人，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师资短缺问题也十分突出。“建议国家调整乡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编制核定办法，按照班师比核定编制，同时增加幼儿园教师编制。”

夏河县目前有19所寄宿制学校，在校学生7598人，但学校却没有后勤管理人员专项附加编制，导致教师不仅要承担教学任务，还要担任或兼任后勤管理岗位。这一问题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也十分突出，甘肃省在核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时将“每50名寄宿生增加1名生活管理员编制”的规定改为“乡村寄宿制学校每校核增1名编制”，导致本应配备1608名生活老师的171所寄宿制学校只能让生活老师“一个顶十个”。

陇南市用数据说话：中小学在岗无编教师高达3535名，这个数字还不包括2015-2017年已经招考在岗的1626名特岗教师，这些特岗教师在三年服务期满后也将面临无编制的现状。而目前全市的学前教育教师、职业学校教师均没有自己的编制，全部是占用中小学教师编制，这两部分的总人数为10187人。

作为原来分管教育的副省长，视察团成员、全国政协常委、甘肃省政协副主席郝远一路都在认真收集数据，思考解决方案。“原来做省长的时候下去调研，没有人反映过这么具体的问题，这次跟全国政协一起，还真是了解了很多真实情况。目前看来，编制问题比预想中的更严重。”而6月13日在西北师范大学召开的一场座谈会上，郝远彻底“爆发”了。

那原本是一场有关教师培养工作的座谈会。在反馈西北师范大学在支教临夏东乡族自治县过程中对当地教育教学质量提高起到的巨大作用时，东乡县教育局局长林世忠顺便介绍了东乡县的教师配置情况，其中，“全县3776名教师，3218个正式的（含特岗教师），374个临聘，今年预计在岗教师4200人，省里新核定的编制是2430个”等数据引起了视察团的注意。

“既然新核编数是4200人，为什么不按这个数字核编？如果不承认这个编制数，为什么不按现有的3776名教师入编？本身编制数就不够，为什么今年还减了500多个编制？为什么是2430个编制，是依据什么设定的？建议省里的编制部门先把这几个问题回答了。现在不是简单的增加编制的问题，现有编制本身就大有文章可做！”对于核定编制的标准，郝远抛出了“四连问”。

其实，目前，教师管理体制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其中，编制配备机制就是个大问题。中小学教师总量超编与区域结构性缺编并存，许多地方在执行国家关于“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要求过程中，机械执行“一刀切”，没有按照国家规定核增中小学所需教职工编制，编制配备不能完全满足教育教学需要。

“总的看，目前乡村教师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距实现较高质量的‘义务教育有保障’还有很大的差距，当然也有少数农村学校受到生源流失的影响，出现了教师有所富余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发挥省里统筹编制的作用，科学定编、动态调整，切实解决区域性、结构性编制不够的问题。”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朱之文表示。

“我觉得应该探索新渠道。一方面建立优质教师进入渠道，比如特岗教师能顺利拿到编制，不断补充到教师队伍中；另一方面，要研究探索教师退出问题，推动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把岗位留给合格教师。”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甘肃省主委、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赵金云建议。

“对于大家反映较多的幼儿园教师和生活管理人员的编制问题，我们也要在视察报告中向中央提出相关建议。”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驻会副主任凌振国说。

不能因为爱所以“碍”

6月14日下午，视察团来到陇南市武都区石门镇上白杨教学点。

小小的一排房子，六个班的孩子正在上课。从幼儿园的小班到小学三年级，六个班级覆盖了六个学段。

“每个班都配备了一个老师，负责所在班级所有课程的教授，我们也只有这6个老师。因为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所以平时连病都不敢生。幼儿园的老师更是如此，去厕所之前要千叮咛万嘱咐孩子不要乱动和打闹，然后跑着去跑着回。”

教学点的负责人杨新红告诉记者，教学点的孩子们多来自附近村庄，因为父母要忙农活，所以幼儿园的孩子们基本都在教学点吃午饭、午睡。没有专门的厨师，老师们就自己支起炉灶轮流给孩子们做饭。“利用户外活动的时间，因为孩子们都在操场上，就可以抽出来一个老师去做饭。”没有午睡的床铺，老师们就在自己办公的房间里支起了几张单人床。“孩子们横着睡，一张床上可以睡3个孩子。”

今年45岁的杨新红已经在这个教学点工作了28年。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陇南受灾严重，教学点的所有老师都走了，杨新红没有离开，一个人承担小学三个年级的所有教学任务，一坚持就是三年。2011年，杨新红的家搬到了武都区里，她依然没有离开，八年来和丈夫两地分居，只每个周末回家帮家里洗洗衣服做做饭。如今，杨新红的儿媳临盆在即，儿子跟她商量让她离职回家帮着照顾孩子，她仍旧没有离开。

“有时候也觉得亏欠家里人太多，但真的是舍不得走，离不开这些孩子们。他们中很多都是我以前学生的孩子，我已经习惯了看着他们一茬一茬长大。”杨新红眼圈泛红，“过几年再说吧，什么时候干不动了，再说离开的事。”

很难想象，如此倾情投入的杨新红在2014年以前的20多年里，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0元钱。“现在好多了，每个月有4000多元，因为通过了正式教师的资格考试。”当被问到现在有什么困难和需求时，这位为乡村教育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坚毅女人笑容真诚。“没有，很知足！”

在深度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队伍里，像杨新红这样用爱坚守的教师不在少数。但很显然，让教师靠情怀和奉献精神扎根农村，不可持续更有失公平。

“从2007年起，财政部在6所教育部部属师范学校实行了定向师范生免费教育，落实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以及补助生活费等政策，让这一部分学生能够‘下得去’，在乡村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巡视员刘建同介绍说。

“解决定向免费师范生的培养问题是从源头上解决‘下得去’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有效期限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纪检组原组长常信民表示。

郝远曾经插过队（上山下乡），对此，他深有感触。“为什么插队到后来变得极其踊跃？因为承诺三年就能招工，是‘有期徒刑’，大家觉得有盼头，要是说下去就回不来了，那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去。”

“同理。对于定向免费师范生也不应该终身制，比如规定做了免费师范生就要到农村工作6年。这样的话22岁毕业，服务期满时28岁，还没到成家立业的时候，回城后一切来得及。但同时，一定要鼓励长期扎根。”朱之文所说的鼓励，就是用制度保障，而不是用爱坚守。“目前，甘肃省乡村教师的待遇水平基本能达到或高于当地公务员的收入水平，这很不容易，但对于能扎根的教师，要有专门的奖励制度，待遇上要有所提高、有所体现，而且要根据年限，梯度性增加收入和保障，越往后提高得越多。”

除了工资和补贴，其他方面的保障和关怀也十分重要。

视察团在甘南州视察时了解到，大部分农牧区乡镇寄宿制学校的教师在学校宿舍生活，两三个人同住一间，环境十分简陋。虽然从2011年开始，甘肃省设立了乡村教师周转房建设项目，但还是不能满足教师的住宿需求。此外，由于甘南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大部分老师患有各种职业病和高原病，40多岁就无法承担教学任务，但却只能带病坚持工作，等待按照国家规定的年龄退休。

“要探索具体支撑政策，来解决教师的具体困难，在物质激励的同时，还要加强精神层面的关怀，努力为教师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与同行更多的交流机会。还要特别关注乡村青年教师的成长，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四川省副主委、四川国弘现代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苏华表示。

告别“白云深处有学校”时代

临夏州东乡县第七中学。覆盖中小学9个年级，共有11个班级，277名在校学生，其中小学6个班共178人，初中5个班共99人。

6月11日下午，视察团来到这里。

“在校的学生不是很多哈，初中每个班还不到20个人。”全国政协常委、民族文化宫文化总监、民族画院院长王林旭说道。

“这已经算是东乡县条件较好，学生很多的学校了，因为是在平原地带。”当时刚刚到任29天的东乡县县委书记马秀兰告诉视察团，东乡县70%的人口都是居住在山上的，住得很分散，有的山头只有三户人家，七八户的多的是。

“这也是我们最头疼的地方，因为山和山之间你看着是挨着，但要翻山出来，路途很远。学校应该怎么布局？难道在每个山头都建一所学校？这样的话成本太高了，老师也成问题，一个学校一个老师，没人说话没人交流，没有教研活动，让你去，你去吗？如果不每个山头都建，让孩子们每天长途跋涉吗？”

马秀兰的纠结也是朱之文一路走来考虑的问题。“城镇化的趋势注定让人口向城镇聚集，农村的人口会越来越少，但根据数据，农村生源的下降率要高于人口的城镇化率，这说明百姓们对乡村教育的质量不满意，刻意到城镇选择学校，导致城市出现大班额现象。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应不应该加大投入建农村学校？农村的学校到底应该怎么建？是集中建大学校还是多建小规模学校？”

其实，东乡县的教育困惑不是个例。在甘肃很多乡村，由于人口的外迁，生源急剧减少，陇南礼县宽川镇的杨家山村学校，甚至是17个老师在教15个学生，上文提到的上白杨教学点，也从仅小学段就有90多人的规模不断缩小，不得已而开办了幼儿园服务。

“当前，各地均出台了大量支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举措，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能否达到政策的目的和初衷，还需要进行科学系统的评估。应统筹近期发展任务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定期评估和分析各类政策的执行效果，及时修正不足。比如小规模教学点的问题，这些教学点只能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不能解决教得好的问题。要算大账、长远账，集中财力办大事，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北京市副主委、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表示。

他建议修建更多寄宿制学校，集中教学，解决教学点质量不高的问题。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常委和委员的认同。

“应坚持‘四个集中’，实现寄宿制学校全覆盖。”郝远建议学校建设本着一村一幼、一乡一校、一县一高的原则，高中向城市集中，初中向城镇集中，小学向乡镇集中，教学点向行政村集中，重点突破寄宿制学校，实现每个乡镇都有寄宿制学校。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校长李有毅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建寄宿制学校的必要性。“给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提供寄宿制学校，不仅降低了投资成本，而且可以让孩子们走出来，看到外面的世界。把孩子集中起来因材施教，也会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

关于住宿管理人员的配备，李有毅提供了“临洮经验”。“给家长一些费用，让他们当宿管员、保洁，实行竞争上岗，轮流上岗，并组织家长组成监督委员会，监督学校的制度，家长们很乐于参与。”

除了通过建寄宿制学校集中学生，甘肃省还探索了集中教师的走教制度，解决低年级学生上学远、上学难的问题。

在天水市秦安县，乡镇中心小学与村小和教学点的教师建立了互动联合体，实行教师走教、校点一体化管理，通过“统一食宿、统一接送、统一排课、统一调配、统一走教、统一研修”的“六统一”运行模式，由过去学生“走读”变为教师“走读”，实现了“学生不动教师动”。

“这种交流轮岗跟学区走教的制度，有效盘活了优秀教师资源，使教师从‘学校人’变为‘区域人’，在一定‘区域内’共享优质师资，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优秀乡村教师的的作用，很值得推广。”王林旭表示。

让优秀的人教出更优秀的人

“有没有人在和你闲聊的时候向你传达过这样的信息：谁谁家的孩子成绩不好，只能考个师范院校了。我相信肯定有，因为现在的社会共识就是这样的，教师的社会地位低，不能吸引优秀的人去学师范。但如果师范院校的生源质量不够高，又如何培养出好的教师？将来如何教出好的学生？”身为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委员、民盟甘肃省副主委刘仲奎对此很无奈。

一所高质量的师范学校，尤其是面向西部地区的师范学校能给贫困地区、乡村教育带来的益处远比想象中还要大。

以西北师范大学为例，在兰州办学80年以来，为甘肃乃至西部地区培养了10万余名优秀教师和中小学校长，2500余名教育硕士，全国第一个藏族教育学博士、全国第一个裕固族博士，都毕业于此，真正实现了毕业生“靠得住、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近五年来，学校毕业师范生11493名，其中在县级及以下中小学就业人数1822人，占毕业师范生人数15.85%。目前，甘肃省86个县市区的示范中学中60%以上的骨干教师、80%以上的特级教师都毕业于西北师大。在西北五省区和西藏的每个地区，甚至在最高寒、最边远、最贫困的地方，都有西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在辛勤工作、默默奉献。

“建议国家能够从政策和资金上加大支持力度，在西部多建几所高水平师范大学，并实施‘公费师范生’政策，切实增强西部师范院校的吸引力，从源头上提升师范生生源质量和培养质量，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提供坚实保障。”刘仲奎说。

“源头培养对于解决‘教得好’问题确实相当重要。应加强师范学校、学院以及师范学科专业建设，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等等，改革师范类的招生制度，加强师范人才培养的方案制定。”朱之文表示。

除了生源问题，建立教师入职之后的培训制度也是视察期间各类型学校老师的共同呼声。

视察团成员、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副校长贺颖春就有切身体会。“现在很多偏远乡村学校的老师根本接受不到培训，更不要说定期培训，又没有对外交流的机会，导致知识固化、思想落后。即使是能接受到培训的，培训内容也过广过宏观，侧重点和针对性都不强。”

“确实应该建立教师的培训制度，每五年强制性培训一个学期，短训累计也可以，只要保证教师可持续的培训就可以。”郝远说。

关于培训内容和面向人群的设置，朱之文建议应把精细化作为基本原则，分门别类进行。“首先是非师范毕业生的培训，必须补上当老师所必须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和课程，同时必需要有实践锻炼的经历。对于在职教师的培训，要以完善教研体系为前提，国家、省、市、县、乡五级体系各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要分清楚，要知道一线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培训，由谁来培训。”

朱之文还着重强调了校长培训的重要性。“该如何遴选、培养？急用现找、临时抱佛脚肯定是不行的。”

不仅提出意见建议，朱之文、刘仲奎、李有毅还现场为相关学校牵线搭桥，协助当地乡村教师开展教师培训服务。

参加培训需要“送出去”，如果一些地方因为条件限制实现不了，还可以考虑“引进来”。

2008年7月，西北师范大学首批师范生赴新疆阿克苏地区开展支教工作，10余年来，持续不断选派22批、共4339名优秀师范生接力“支教马拉松”。如今，这种支教方式也开始在西部地区推广。新血液、新思想的汇入对当地学校、学科的带动力量巨大，往往是一个人激活了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

还有信息化教育的助推。“信息化来得快，非常有用。可以把一些投资放在信息化的设备上，把好学校老师的教学过程拿过来。我们学校就和北京四中合作，也和湖北恩施的学校通过信息化对口帮扶，老师提问题，学生提问题，我们远程解决问题，效果很好，建议大力推广研究。”李有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