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亚湘：创新驱动发展莫忘基础研究

我国与科技强国之间仍有很大差距，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技术的重视远大于对科学的重视。

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技术方面而不是科学方面。在基础科学领域纯自由探索以及不依赖大设备、大装置的原创性创新研究方面，我国与科技强国之间仍有很大差距。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对技术的重视远大于对科学的重视。目前，我国在科技政策、管理、评价等方面基本套用的是搞工程的方式。常常制定一个统一表格，要求不同学科填写，据此打分、排名。表面看公平合理，实际却没有尊重某些学科的自然发展规律。

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纯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如数学、理论物理等）往往不适合组织大的团队、不宜写出明确的研究目标和技术路线，通常很难得到大项目的支持。由于学科特殊性，基础学科需要在经费上得到与其他学科不一样的支持。

要成为真正科技强国，必须在科学方面有一大批国际领先的突出成果。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千万不要忽视基础研究。建议如下：

一、进一步改善科研环境。在人才评价、学科评估、项目评审中，应充分考虑各基础科学各自特点、采用各学科国际通行做法。如数学领域，看重研究工作在本领域学术影响和国际同行专家的公开意见。

二、对不适合组建国家实验室的基础学科领域（如数学、理论物理等），建议科技部根据其学科特点布局相应经费支持形式。在数学方面，建议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长期稳定支持“国家天元数学交流中心”的建设和运行。

三、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的比例。选择少量高水平的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院所给予长期、充足经费支持及给予充分学术自主权，将其建设成国际著名科研机构。

陈左宁：坚持自主创新补齐关键核心技术短板

涉及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核心技术，不可能靠买或与他人合作一蹴而就，只能坚持自主创新。

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问题凸显。”在全球科技创新加速趋势下，我国需要超前谋划部署，发挥制度优势，整合国家创新资源，通过自主创新之路补齐短板，实现网络信息等重要领域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一、把“坚持自主创新”作为“补短板”的根本指导思想。涉及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核心技术，不可能靠买或与他人合作一蹴而就，只能坚持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不等于关门自搞一套，要以掌握核心关键技术为前提，尽可能共享世界创新资源和先进技术发展成果。建议关注源头创新，保持战略耐心，久久为功；同时关注技术生态、研发环境生态和产品产业生态的构建，形成自主创新技术成果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二、把“确保自主可控”作为“补短板”的根本目标。“自主可控”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产品在设计、生产制造、销售使用全生命链各环节安全可控。二是产业发展安全可控，能自主修复产品缺陷和进行产品升级换代，产业发展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建议以自主可控内涵为依据，形成衡量自主可控水平的准确“尺子”，加强考核引导，修订原有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确保自主可控这一根本目标。

三、把“必须集中力量”作为“补短板”的根本途径。建议以国家实验室、重大项目、政府基金等为抓手，把以国家主导的科研创新体系与企业主导以市场竞争为主的科研创新体系相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局面。

吴一戎：完善科研产业链解决卡脖子问题

完整的研究链条是解决自主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新一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中，一定加长研究链条布局。

我国的科技创新正一步步走向深水区，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凸显出来，解决问题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当今科技创新必须有一个完整的长链条串起各个科技创新要素，才能完成高效创新，高价值创新。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研究链条不完整、相互分离，且链条不长。例如：许多基础研究止于论文；从2007年实施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大多是工程目标，这些工程有些建在他人的理论、方法、材料和器件之上，创新链条不完整，有些技术仍受制于人，当前不断出现的卡脖子问题正是产生于此。

在科技创新中加长创新链条，融合各个创新要素，既需要市场经济又需要国家政府行为。建议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加长科技创新研究链条：

一、国家实验室就是要加长科技创新链条，把在某一国家战略科技方向上做数学的、科学的、技术科学的和做核心关键技术的科技人员组织起来，为了同一战略目标开展研究。

二、完整的研究链条是解决自主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新一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中，一定要加长研究链条布局。不奢望研究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最优，但必须自主解决涉及的数学、科学、基础材料和器件、核心关键技术、工程技术等各个研究链条中的问题，以达到最终目标的最优解决，解决卡脖子问题。

三、在基础研究中，应更加明确、更聚焦于自然科学和颠覆性技术的研究，这是一切技术创新源头，是取得高价值创新的必要条件，是技术创新的制高点。

万建民：科技创新助力脱贫攻坚

脱贫攻坚，需要农业转型升级，需要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也需要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这些转变，必须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才能实现。

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加快发展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扶贫，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

一是加快突破一批基础前沿与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在前沿领域突破一批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在关键领域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抢占农业科技发展制高点，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原始创新能力。

二是加快促进我国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将显著带动现代农业产业革命与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推动与互联网产业的深度融合，核心是实现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要紧跟国内外产业技术发展动态和变革趋势，始终坚持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业产业迈向中高端。

三是加快创制与推广一批适合贫困地区的农业新产品。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重大需求，加快选育一批优质高效多抗的农作物新品种与功能产品，提高农产品优质化率和国产率；研发一批新型产品，突破农业生产中资源环境和质量安全等方面瓶颈问题；创制一批机械装备，提升农业生产信息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

四是加快建设一批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科技引领示范村(镇)。以产学研协同、一体化攻关的科技创新联合体为单元，围绕系统集成和生态环境养护修复、休闲农业、生态观光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应用节本降耗、提质增效、绿色生产和循环利用等技术模式，打造一批创新驱动增长点，推动形成一批科技引领示范村(镇)，使之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助推器。

王光谦：以“区域所长呼应国家所需”促进西部地区创新发展

破解西部地区创新落后局面，应将西部所长与国家战略目标链接，实现区域创新协同发展。

破解西部地区也包括东北地区创新落后局面，实现区域创新协同发展，应从“两翼突破”，建议：

一、以“区域所长呼应国家所需”，把国家战略与西部地区所长相结合，寻求破解西部地区创新发展的突破口。西部的资源矿产、地理位置、气候等后发优势在目前我国转型发展以及绿色发展大背景下，重要性日益凸显。目前，西部所长亟待与国家战略目标链接。北欧五国中，瑞典和丹麦率先提出建设零碳国家目标，即到2050年，依靠零碳能源建设零碳国家。我国也可以提出建设青海零碳示范省。青海省具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水电能源，已经在龙羊峡建成我国最大规模的风光水互补清洁能源基地。这一目标的实现一定会引发一场新能源革命。以区域经济发展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西部以及东北所长的优势，不仅仅是矿产资源等，更有前40年甚至前70年积累的产业、人才、技术优势，是解决东北以及西部区域创新“卡脖子”问题的重要力量。

二、国家在整体布局上，要把更多科技创新项目“嵌入”西部，形成扎根西部创新的态势。建议在国家层面，把创新的“母鸡”配置到西部，结合西部所长优势，一样会下出金蛋蛋来。这些“母鸡”包括高水平大学，国家创新平台（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技术中心，重大仪器设备等）。

潘建伟：科技政策的顶层设计要科学

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在诸多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其实“卡脖子”只是直接表现，其根源是在创新的环境和机制上被卡住了脖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含量高的创新性产业不多，且主要以模式创新为主。党中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持续时间长、竞争力强的新优势。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掌握在手里的核心关键技术有限，在诸多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卡脖子”只是直接表现，而更深层次根源是在创新的环境和机制上被卡住了脖子。

一是科技金融体系尚需完善。由于科技金融体系的缺乏，使得我国企业对前沿研究和颠覆性技术，普遍投入热情不足。另外还存在若干科技政策与具体实施不配套问题。

二是对若干关键领域的长远规划和顶层设计不足。建议首先要建立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建议从政策层面鼓励企业直接投入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利用企业较灵活资助方式，激发创新活力。同时为了保证企业的积极性，制定相关各方在成果转让、股权分配等多种形式下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利用技术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对于科研布局，当代的科技创新一方面应聚焦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传统科技领域，打破国际垄断和壁垒；另一方面应聚焦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大国地位的战略必争领域，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特别是对于后者，我国与发达国家往往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有更大机会成为开拓者和领跑者，当然也更需要长远、前瞻性的战略布局。

卢春房：培育一流创新企业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防止企业“安乐死”，也要力促企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成果不足。其中，除人才、地域、行业方面等因素外，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创新动力不足。这既有企业领导的思想认识问题，也与政府部门引导不力、政策层面向企业传递压力不够有关；二是创新投入不够；三是方向目标不准。

为壮大企业创新主体，建议：

一、防止“安乐死”。有关部门应从教育层面，提倡企业和企业家担当精神，担当起科技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从考核层面，应加大科研投入、科研成果占比；从评价层面，制定统一的科技创新评价指标，定期发布评价；从科研项目层面，设置系统性大项目，以此引导科研人员长期安心做科研。

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行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企业应瞄准世界一流，系统创新、协同创新，引领行业发展。而小企业可在某些专业突破。

三、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为实现我国在核心技术上的赶超，比照航天工业探索一代，预研一代，研制一代，批产一代的做法，在跟跑并跑领跑上同时发力。可考虑：政府支持一些企业，强力攻克难题，消除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实现由跟跑到并跑；支持一些企业，使其持续研究试验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领跑本领域世界科技发展。鼓励企业加大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为科技强国目标承担起主体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江桂斌：解决科学创新中的问题要有针对性

当前我国科学创新存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科学立项导向模式存在偏差、创新评价体系方式单一、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对症解决。

目前，我国科学创新存在以下主要问题：科技创新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科学立项的导向模式存在偏差，科学创新评价体系方式单一，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不健全，科技资源的分配不公，科技项目及科研人员的管理水平相对滞后。为此，建议：

一、加大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厘清政府机构的分工与职责。提高申请重点研发计划单位门槛，降低一个项目的参加单位数，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优势单位及优秀人才给予长期稳定支持。二、进一步平衡科研资源的分配。改善科研人员的科研生态环境，减少行政管理的人为干预，真正做到科研经费的“放管服”。三、突破人才评价制度的“四唯”。真正以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水平和科研贡献作为评价维度，突破不同学科之间的单一评价体系。四、充分尊重和维护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和智慧贡献，允许项目经费支出方面保障科研活动的正常运行，逐步提高科研经费中人员费用比例。五、在国家层面切实加强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机制，通过长期创新和突破“卡脖子”技术的积累，促使科研成果转化效率的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阎锡蕴：夯实基础研究驱动创新发展

须合理协调、引导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上的投资规模，保证三类研发活动协同发展。

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而目前正值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创新是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的重要驱动力。

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始终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着引领和支持作用。40年来，我国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但与我国工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比仍显不足，一些核心零部件、关键技术领域依赖国外、受制于人的问题依然突出。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较小。从投入规模看，我国一直在增加R●D投入。从投入增长率看，2007年以来，我国R●D投入的增长率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是最快的。尽管我国R●D经费不断增长，但其结构不合理，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少。

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科技水平的提升。须合理协调、引导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上的投资规模，保证三类研发活动的协同发展，才能提高研发活动的整体效率。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 石碧：尽力消除高校产出 “从0到1”原创性成果的制约因素

过度行政化问题较严重、“建设运动”太多、过度强调“跨越式”发展是高校产出“从0到1”原创性成果的突出制约因素。

加强高校“从0到1”基础研究，是我国跻身科技强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这要求一大批高校优秀学者在良好学术氛围中潜心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但是，受内外因素长期影响，目前我国高校面临诸多制约因素。较突出的三点是：过度行政化问题较严重、“建设运动”太多，过度强调“跨越式”发展，名誉诱惑太多、影响青年人才成长。建议：

一、制定明确的制止高校过度行政化的措施。二、上级主管部门应减少对高校发展模式的统一指挥意识，尊重各高校办学模式、发展模式，特别应避免通过各种计划实施使高校趋同化。三、中央财政拨付给高校的各项事业费用（特别是基地、团队建设经费），可以按一定规则直接拨付给高校。四、清理和尽量减少各类人才计划、奖励计划。在教师职称晋升、高校各类评估时，弱化人才计划、奖励计划。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蔡荣根：营造良好基础研究环境 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和学术生态对基础研究尤为重要。

基础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功能：一是探索科学前沿，发现自然规律，产生新的知识；二是培养科技人才，开展基础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培养人才的过程；三是将发现的新知识应用到其他领域，推进其他领域的科技进步。所以遵循基础研究规律，营造良好基础研究环境和学术生态尤为重要。建议：

一、营造良好基础研究社会环境，在社会大众中倡导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尊重科学的良好氛围。在中小学中加强科学教育，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强烈兴趣。鼓励科研人员到中小学、到社会去宣传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为建设科技强国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加强基础研究稳定支持力度，创新体制机制建设。不仅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和技术开发还需要分类支持和分类评价。基础研究需要有稳定、宽松的研究环境，过多的竞争包括项目竞争、人才竞争和帽子竞争会破坏学术生态。

三、在科学研究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在科学研究中，要有科学的自信心和科学的怀疑态度。倡导学术民主，鼓励争论和批评，更要善于合作。在科学研究中，要执着追求。在新时代仍要大力提倡“两弹一星”精神，爱国奉献，奋发图强。

黄璐琦：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推动更多原创成果产生

真正的智慧源于群众。要向民间、向历史要智慧，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青蒿素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科研创新思路。它回答了几个问题：一是“谁出题”，即科研命题的选择，青蒿素课题的提出是基于国家乃至世界面临疟疾感染难题。二是“谁组织”，即科研活动的组织形式，当时周总理批示，国家多个部门联合，多省市、多领域专家合作完成，全体动员，学科协作，环环递进。三是“源泉在哪儿”，青蒿素提取是依据古方记载、民间应用传统发现的。因此，创新驱动发展必须坚持自力更生，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方能推动更多原创成果产生。为此，建议：

一、坚持自力更生，建立攻坚技术体系和人才梯队。只有靠自己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掌握知识产权，才有市场竞争力、才有国际话语权。必须有过硬的“内功”，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创新型企业，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才能持续涌现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

二、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强化战略导向，破解创新发展科技难题。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优势力量，建立新型有效的科研机制，营造紧密的合作关系，倡导公平公正的竞争氛围，逐个攻克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重大科技难题，服务于民。

三、坚定四个自信，集聚人民智慧，树立全民创新思想。真正的智慧源于群众。一方面，要坚定敢为天下先的志向，鼓励科学家深入基层，向民间，向历史要智慧；另一方面，要加快科技成果普及，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马永生：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国有企业打造世界一流

国有企业迫切需要加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有企业迫切需要加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建议：

一是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产业链优势，建立和完善国家级创新平台，整合国内优势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建议在设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时，更多鼓励和引导国有企业牵头承担建设与运行任务，强化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增加总体数量和专业覆盖，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统筹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培养造就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加快突破若干关键核心技术，系统解决相关产业面临的“卡脖子”隐患，保障国民经济安全、高质量发展。

二是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提高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效率，创造更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在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方面，建议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在国家政策方面，建议进一步完善科技支出视同利润考核等支持政策，鼓励国有企业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高创新积极性。此外，建议进一步参考高等院校等管理，建立完善市场化激励机制，切实提高科研人员薪酬待遇，增强人才吸引力和科研人员创新动力。

杨孟飞：让科技创新成为国家自信坚强有力的基础

科技创新是创新的重要方面，是我国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创新是发展的源泉，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民族进步的灵魂，而科技是国家强盛的基础，是第一生产力，因此科技创新是创新的重要方面，是我国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决定性因素。用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形成一种有基础、有力量的国家实力和国家自信。就如何开展科技创新谈三点思考：

一、科技创新需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要求。在经济向高质量、高效益和自主发展阶段，要认真梳理和识别影响和制约发展的基础性和全局性的老大难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明确目标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大支持和评估力度，坚持不懈地做下去，直到做成。

二、科技创新需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和国内外科技创新的新趋势。人民群众的需要既是科技创新的原始动力，又是科技创新的落脚点。要把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科技创新的新趋势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分析国内外科技发展大势，选定一批项目，设置重大专项，采取合理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集智攻关，形成新型产业。

三、科技创新需准确把握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解决科技发展的重大基本问题，为科技发展提供动力。瞄准科学发展中的核心基本问题，认真分析自身的优势，在有优势的领域进行重点突破，这些领域既可以在科学上获得重大成就，又能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实现以有限的经费取得最大的价值，为世界的科技发展作出中国的贡献，为人类的发展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宋君强：重视技术预见体系建设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深入实施

选定可能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新技术和战略研究领域，实施科技前瞻布局和颠覆性创新，是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

加强技术预见体系建设，对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远期未来进行系统探索，选定可能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新技术和战略研究领域，实施科技前瞻布局和颠覆性创新，以高质量的资源支持高质量的创新，以高质量的创新带动高质量的发展，是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为此，建议：

一、健全完善技术预见的体制机制。建议中央有关部门牵头，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相关战略研究智库为主体，建立常态化的技术预见研究机制，中长期规划预见和短期预测相结合，不断形成反馈迭代优化的决策调整闭环，推动科学系统决策。成立跨国技术预见中心，借鉴成员国技术预见的丰富实践经验，加强各成员国之间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与协同。

二、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科学推进技术预见体系建设。建立国家技术预见研究支撑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把握好技术预见方法的发展趋势，加强技术预见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应用，提高技术预见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强化技术预见理论方法研究和应用，对国内外实践案例进行经验总结和学习，形成案例集、数据库和方法库一体化的迭代优化体系。

三、加强技术预见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积极鼓励和支持技术预见相关机构及智库力量发展，组建高质量专家人才队伍。加强前沿人才培养，加强战略科学家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一支符合当今技术预测和预见活动需求的人才队伍梯队。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重要的国际会议，与国际接轨，提升我国技术预见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饶子和：促进基础研究与制造业和谐互动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

国家应该站在全局的高度，根据基础科研的重大需求，扶持一定量对准国际基础研究重大前沿设备研发和制造的高新企业。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支柱。基础研究是一切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源头，形成基础研究和制造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是加强制造业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一环。

基础研究是创新源头，应该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智力保障。近20年来，我国基础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快速提高，但对于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贡献却非常有限。一是，制造业对基础研究应提供智力支撑的反馈不足，哪些领域需要基础研究做什么工作，目标还不够直接、明确，没有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二是，制造业本身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制造业特定领域要从自身需求出发，有针对性地对基础研究进行支持和投入，广泛吸收企业、社会资源和力量，从需求端发掘新的投入资源，推动相关基础研究。三是，目前基础研究的评价机制依然是以论文好坏为主要评判标准，缺乏对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研究成果的有效评价机制。

要转变基础研究只能服务于制造业的观念。当代基础研究的众多领域，技术上高度依赖新型、大型、高端仪器设备的支持，对高端制造业有极高的需求。然而我国制造业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还非常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原创性基础研究需要的大型仪器设备往往是高端设备，研发成本和制造难度高，用户群体小，失败风险大，只依靠企业自身，显然动力不足。国家应该站在全局的高度，根据我们基础科研的重大需求，扶持一定量对准国际基础研究重大前沿设备研发和制造的高新企业。

最后，再次呼吁，要尊重基础研究的特点，不能盲目鼓励基础研究实验室开展转化工作，而应要鼓励基础研究做深、做透，再由国家和机构推动下游的企业参与转化。

杨元喜：加强政策引导鼓励政府与企业投入核心技术研发

真正有竞争力、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地区和企业，必须具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我们赞赏那些重视基础研究、重视核心技术的企业；赞赏那些重视可持续发展、重视国际市场、并利用核心技术抢占国际市场的企业。我们知道，有的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核心原材料几乎可以卡住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所以，真正有竞争力、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地区和企业，必须具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必须具有持久的创新能力，必须具有“人无我有，人有我强”的底气。为此，建议：

一、鼓励政府和企业加大基础科研投入，对于投入基础科研而且取得成效的政府和企业给予奖励，纳入官员和企业考核要素。

二、不再给产业园区特殊的扶持政策，所有的高技术产业园区构建的房地产一般不应该允许走向市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宇亮：科技创新潜能如何激活？

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才能进一步激活科技创新的巨大潜能。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勤奋的科技队伍，但是我国科研人员的辛勤劳动付出与科技创新效能不成正比，巨大的科技创新潜能尚未激活。对此谈三点看法。

一、科技政策现实有余而思想不足，抑制了创新动力。科学源于思想，没有新思想的指引就不可能有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指导思想应该是：国家提高科研稳定支持比例，创造让科学家可以长久潜心科研，有一定比例的科学家能够一辈子专研一件事的科研环境。

二、科研人员生存压力过大，抑制了创新效能。中国的科研资助体系存在过度市场竞争，致使科研人员，尤其是创造力最强、创新能力最旺盛的青年学者们的生存压力巨大。过度竞争会挡住科学家的眼界，改变科学家的品位，也会使科学家忘掉科学研究的初心。

三、基础研究投入比例过低，抑制了创新能力。科技创新的源头是基础研究。我国基础科学投入比例小，是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慢的重要原因之一。2017年“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比例为：英国15%、日本16%、韩国19%、美国20%，中国只有6%。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首先需要供给侧改革，增加基础科研经费供给。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中民：以科技创新构建国家能源新体系

协同创新，加快构建一个清洁高效、多能互补的能源新体系。

我国现有能源体系中各分支系统相对独立，且存在结构性矛盾，必须从能源革命和构建能源新体系的国家目标出发，通过优势互补来对冲抵消各自的缺陷，才有可能在能源供给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清洁低碳、安全高效，与生态文明同步协调发展。

2018年中科院系统论证启动了“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先导专项。同时，中科院整合了能源领域近20个研究所的优势力量，筹建了“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探索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为此，建议：

一、加快部署能源领域国家重大项目。紧密结合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系统梳理能源领域各板块互补融合的技术需求及融合方式，启动论证实施洁净能源相关重大项目。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打破能源领域板块壁垒，突破多能互补融合关键技术。同时结合地方资源特色，系统性集中示范，建立区域性洁净能源示范区，为构建我国洁净能源新体系提供技术支撑和经验。

二、加快推进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建设。国家实验室是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核心载体，是长期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力量。建议依托现有优势创新单元，整合国内能源领域创新资源，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为抓手，加快推进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建设，抢占能源技术战略制高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天来：加快设施园艺科技创新

设施园艺发展要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

作为乡村振兴重要产业的设施园艺产业，目前已成为农村的支柱产业。然而，设施园艺产业尚存在许多问题：产业效率不高；设施装备简陋，环控能力差，生产技术水平低；产业技术提升不足。为此，建议：

一、坚持自主创新，发展适应我国环境和资源的设施园艺类型。走“低能耗、低成本、生态安全、高产优质高效”的特色发展道路，要重点强化节能日光温室、保温大棚和遮阳防雨棚等设施的科技创新。

二、加快技术提档升级，组织实施设施园艺产业提质增效工程。全面规划设施园艺产业集群，集中财力打造设施园艺产业优势区；积极培育设施设计建造、生产资料供应、作物生产、产后处理和市场营销等完整产业链；建好金融、信息、技术、生产、安全等完整服务体系。

三、组织协同攻关，推进设施园艺产业现代化进程。我国特色设施园艺距离现代化还相差甚远，因此需要设立现代设施园艺生产技术创新专项，组织相关专家协同攻关；集成设施设备、环境调控、专用品种、种苗生产等技术，开展有效示范，为“十四五”后大规模发展现代设施园艺产业提供技术支撑。

四、组建设施园艺科技创新平台，确保设施园艺科技持续创新。要组建支撑设施园艺产业发展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一批设施园艺人才培养优势学科和培训基地，培养一批设施园艺科技创新人才，突破一批设施园艺关键技术，确保设施园艺可持续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 谭铁牛：发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科技创新力

进一步助力香港打造科技创新人才高地。

要发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作用，服务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大局。建议：一是进一步强化香港科技力量是我国科技力量有机组成部分的意识；二是进一步扩大国家科技资源对港开放力度；三是进一步简化赴港参观交流、开展科技合作的出入境手续；四是进一步助力香港打造科技创新人才高地，服务国家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向宇：重视无用之用的科学研究

做科学研究不仅要做有用之用的显功，也要做无用之用的潜功。

科学史表明，大量科学研究是为了构建科学知识体系，既无实用背景，也无实用目的，但许多年后发现了实用价值并造福人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讲道，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这话同样适用于科学研究。做科学研究不仅要做有用之用的显功，也要做无用之用的潜功。建议在国家层面重视无用之用的科学研究，倡导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这本身就是一项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将此列为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一项战略，有助于营造科学氛围，有助于人们普遍认识到从事科学知识体系构建的事业是光荣的。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新型飞行器推进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朴英：培育年轻人才提高国家原创能力

要创造一种对原创人才宽容的发展环境。

原创人才是世界级稀缺人才，他们具有跳跃性思维、强烈的探索倾向，其科学研究具有不确定性，要创造一种对原创人才的宽容环境。目前我国重大专项对科学问题的牵引作用明显，但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宜“大兵团”作战，希望建立培育前沿学科若干国家特有的年轻团队，提高国家原创能力。同时要建立健全技术转移方面的法律法规，鼓励企业提升二次开发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凌文：积极推进科技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要充分发挥民企在科研管理灵活高效的优势。

在创新实践中我们发现民企有很多优势，全面市场化机制决策效率高、激励强度足、容错能力强，但是在品牌信誉、产业能力、资金实力、融资能力方面都有欠缺。可降解塑料是一个世界难题，我们有一个科学家创办的民营企业，科研做得很好，十多年苦于没有办法转化。两家央企以49.95%的股份入股，民营企业占股50.05%，这是非常典型的混合所有制。既充分利用央企在平台建设、科技创新及技术推广等方面的资源，又充分发挥民企在科研管理灵活高效的优势。只用一年，已经把产业化的任务基本完成，有望一举解决白色污染的难题。随着将来量产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像快递行业更需要可降解塑料。

实践证明，积极推进科技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将对我国重大原创新技术研发和迅速的产业化推广产生深远影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丁奎岭：激发创新活力促进成果转化

补齐短板、完善环境，为保护科技成果和科学家提供有力保障，让创新发展行稳致远。

在科技政策放管服改革中，加强管理和服务，与简政放权同样重要。在聚焦如何有效激发创新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同时，更要不断补足短板，完善制度环境，为保护科技成果和科学家提供有力保障。为此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建议优化法律人才教育和培养体系，加快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

二、进一步保护好优秀科学家。最近出台的上海科改“25条”进一步加大了科技成果管理改革的力度。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放宽”，如何与干部提拔和任用政策的“严管”适应匹配起来，值得进一步思考。一方面，科技政策执行机构既要建立适当的公开和公示程序，将转化过程置于阳光之下；另一方面，组织部门也要敢于担当。以信任为前提，鼓励中青年科学家把科技成果转化运用于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也要审慎面对政策衔接可能出现的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 卢柯：搭建科技创新平台促东北振兴

东北振兴，需将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重要。但改革开放以来，受其经济结构、体制机制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制约，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乏力，急需提振。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关键是要依靠创新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

尽管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稳定科技人才队伍和优化发展环境，但东北人才外流仍“失血不止”。

科研平台是稳定和吸引科技人员的重要载体。为进一步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把鼓励支持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议：

一、在东北地区布局材料与制造领域的国家实验室，构建国家级综合研究平台。通过国家实验室建设，可以有效整合相关科研院所和骨干企业优质科技资源，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和产业技术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源头创新供给和技术支撑，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

二、在东北地区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产业和科技发展。希望国家结合东北优势产业发展需求和重点科技发展方向，加大力度在东北地区布局若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国家实验室建设一起承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三、在东北地区设立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点，探索新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议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契机，设立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点，探索新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最大限度促进科技进步和科技人才的事业发展，释放科技人才的智慧潜能，推动产业技术进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胡盛寿：推进医疗产业创新发展

出台有针对性产业扶持政策，促进我国医疗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基层医疗服务。

医疗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是破解我国供给侧结构调整的重要领域和方向，有助于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也是深化医疗行业改革发展，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时代要求。

导致我国医疗产业创新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医疗行业分散，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原始创新能力弱，低端仿制，同质竞争严重；2.国外通常利用资本推动企业并购来扩大企业规模，仅全球医疗器械企业的并购金额每年就达到1000亿美元，而我国只占到其中的1%；3.科研院所的研发与临床需求脱节，缺少专业的医工结合与成果转化平台和机制，导致很多创新技术难以转化；4.国外很多医生是医疗产品创新的主体，但我国医生在这方面是长期缺位的，既有体制的制约，同时自身创新意识薄弱，动力不足，知识面也局限；5.卫生技术评价机制不健全，导致低劣产品充斥市场，劣币驱良币，企业创新动力不足。

建议国家出台有针对性产业扶持政策：1.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对医疗产业进行投资，加速相关企业间的并购重组，使产业规模快速做大；2.搭建专业的医工结合与医学转化平台，建立对医生创新的考核与奖励机制，加强医、企、研之间的融合交流；3.健全卫生技术评价体制，加强创新产品的市场监督和反馈，最终实现国家医疗产业的创新发展，实现进口替代，有效降低整体医疗支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姚檀栋：创新驱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

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模式、新平台、新技术、新机制、新理念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青藏高原的生态文明建设高度依赖于科技创新驱动。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以创新驱动发展的科学新模式强化生态文明建设。通过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国家专项，掌握青藏高原环境变化机理；加强青藏高原冰川融化对水资源与生态的影响及南亚污染等影响的研究；加强生物入侵研究与评估。

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平台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构建青藏高原地球系统观测平台；加速推进青藏高原卫星遥感与地面跨部门综合监测系统及数据共享工程建设；建设“青藏高原地球系统变化”国家实验室，提升我国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综合能力。

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技术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开展青藏高原环境与气候变化预测预警和适应技术研究；推动建设青藏高原国家重大工程的风险评估、应对预案、综合决策的工程系统和技术系统；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价值科学评估和对策研究，建立青藏高原应对气候变化综合决策支持体系。

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机制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加大国家对青藏高原地区生态补偿和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环境保护制度，加强西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污水处理新技术及其规模化运用；建立以羌塘国家公园为核心的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加大对西藏和青海科技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支持力度。

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理念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公众科学基础上的志愿研究者项目，提高公众科学素质；扩大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内涵，推动地方科技工作者和科考与观测站所在地居民结合的“众考”模式；树立积极的舆论导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锋：以科技创新带动长三角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制造业优先发展，既要注重科技创新，又要强化大气水污染防治专项平台建设。

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以高质量的科技创新供给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为此，建议：政府组织技术需求侧和供给侧领域专家，以需求为导向，制定长三角制造业优先发展领域，对标“卡脖子”技术关键领域组建协同创新中心，合力攻坚关键技术。

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要科研机构和重大创新平台在长三角布局建设，以重大项目为纽带，建立联合攻关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探索流动岗位工作机制，促进区域人才流动，积极用好上交所、科创板等机制，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长三角要强化大气水污染防治专项协作平台与区域一体化平台的联动，加强地区生态环境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协同创新，深化区域环境信息共享，研究制定长三角区域水环境治理一体化标准，积极推动环保协作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深度融合。

建设长三角石油及清洁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华勇：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化进程

根据技术、人才、资金三大类创新要素集聚和流动的特点，做好相关环境建设。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科技成果产业化是关键的一环。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远未达到让人满意的程度。一方面，目前高校、科研院所从事的许多研发活动，其动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撰写论文，以晋升职称；另一方面，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不高以及能够将科技成果推向市场的复合型人才不足。

由于科研院校与企业是两种性质的机构，两种不同的文化与评价标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一直未有效解决，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是世界难题。创新者要能经得起失败、成功的起伏，耐得住清贫、孤单的考验，甘于坐冷板凳。

创新出了成果，要迅速进入市场，接受市场检验；应加速在成果转化方面建立配套政策，促进从技术成果到商品的无缝转化连接。未来几年，围绕打造创新软环境目标，应根据技术、人才、资金三大类创新要素集聚和流动的特点和规律，做好相关环境建设。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杰：注重科技领域改革的连续性和实效性

新政策的实施应保障长期运行管理和长期规划的重大专项可持续发展。

过去一段时间，出台了不少针对体制政策问题的改革措施，其中有些改革和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应该继续推进并对进一步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起到更大的作用。下面我以2013年教育部、财政部等国家有关部门启动实施的“协同创新中心”的“启动”和“无原因冻结”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2013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经过全国有关领域学术与管理专家的多次论证与充分竞争，在涉及我国核心技术领域的科学前沿领域分两年遴选认证了8个科学前沿协同创新中心。作为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区和先锋队，6年来各协同创新中心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实践，在破解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出问题方面，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与科学发展规律的成功经验。

变过度竞争为开放合作，形成多方优势力量协同创新机制。推进多学科联合攻关，在解决前沿科学复杂问题上实现重大突破。融通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赋予领军人才自主权，管理创新激发活力。构建科教协同育人体系，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成为国家层面的一流学科建设的核心。

但是，在2018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开始启动新的教育改革后，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经费就没有能再作为专项得到支持，给自2013年已经存在的协同创新中心的运行管理和长期规划等都带来巨大冲击，影响了可持续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晓红：深化科研体制改革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制定科学的科研经费使用政策，认可智力成本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贡献。

建议改进科研经费预算，充分尊重智力成本贡献。充分认可智力成本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贡献，在项目经费设置中考虑科研人员的劳务性收入，允许在编在职的正式科研人员从项目经费中直接提取智力成本补偿，同时规定智力成本补偿提取须与研究进度一致。

精简经费使用流程，赋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建议在各类国家重大和重点研发计划中整合精简各类报表、减少重复信息填报与材料报送、精简项目过程检查、赋予科研领军人才更大的经费决策空间。建议以重大项目为单位制定个性化和综合化的项目经费管理与使用方式，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同时，构建多部门联动的大科研经费管理格局，开展项目经费使用“绿色通道”试点。

完善项目管理机制，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一方面对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的基础或共性技术研究采用委派制；另一方面对针对性强、成效显著的应用型和工程技术型研究采用市场化运作机制，优化科研经费投入布局与科研效果评价，将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纳入创新效率的核算，健全绿色创新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曹晓风：完善人才体系建设 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建立长远分配机制和奖励政策，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

近两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政策，强调以人为本，强化激励机制，加大激励力度，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分配激励及奖励设置缺乏长远导向。由于国家财政的人员经费保障力度偏低，导致各类人才工资收入水平过高地依赖承担的科研任务和经费。受年度科研经费变化的影响，很多科研人员为了确保和稳定团队的工资水平，不得不到处争取科研任务，短期内、表面上，人才工作呈现出一种活跃状态，但长期看并不利于高层次人才安心工作和研究，也分散了对所从事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精力投入。

大多数奖励及项目较偏重短期成效和贡献，在评价和激励内涵中缺乏对长远创新和工作过程的评价。缺乏以人才为先导和核心的资源配置机制。现行的人才计划、人事制度都是适用于大多数人的，对优秀人才的发现、使用和培养不突出。应研究建立以人才为先导和核心的资源配置机制。

《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落实科研机构绩效工资分配自主权，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中明确加大对承担国家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任务科研人员的薪酬激励。目前，有关部门却难以确定关键领域的范围。很多“计划”在具体操作中和现有制度体系存在冲突和矛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田刚：人才是创新之本

加大对青年优秀人才的培养力度，建设风清气正的人才文化氛围。

创新最根本的驱动力来自于人才，人才是创新的主体。就高校人才工作而言，在体制机制、环境文化等仍存在一些不利因素，离“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还有距离。

首先是体制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比如新老体制如何顺利融合，如何更好激发青年学者的潜力，如何使科研和教学相互促进等。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需要深入调研和思考，并进行前瞻性顶层设计。

目前，一些具体人才政策还可以不断完善和推进。国内培养的优秀青年人才，在学术生涯起步阶段获得支持的机会相对欠缺。无论是政府、学校、院系都应尽量创造宽松的环境让年轻人更安心地做学问，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已经成名的资深学者应以身作则，以学问为重，以学术标准作为判断一个年轻人学术的唯一标准，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观念，放手使用青年优秀人才，让他们更多参与管理决策、牵头承担重大课题，获得专项经费支持。富有声望的资深学者要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要有无私精神和成人之美的雅量；鼓励年轻人独立做研究，建设更加风清气正、欣欣向荣的人才文化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建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吸引和汇聚国内外优秀青年人才，解决青年人才创新发展的环境制约。

全面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除需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和加大科技投入，鼓励和促进企业重视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等先进国家通常采取的措施之外，还需要瞄准国际科技发展趋势和前沿，加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既要鼓励科技人员基于兴趣与好奇的自由探索，更应加强有组织的重大基础研究。

同时，加强资源整合，发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确保在国家重大工程、战略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使我国自主创新始终服务于国家发展重大需求。

营造有利于青年人才成长的环境，创造有利条件，吸引和汇聚国内外优秀青年人才，切实解决青年人才创新发展的环境制约瓶颈，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水平创新人才。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通过统筹和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等创新平台建设，实施人才———基地——项目统筹，显著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进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研究建立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激发广大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推进自主创新。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旭：为创新创业人才营造良好环境

让能干事、干成事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灵魂。

建立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的人才信息系统，打通不同部门、省区和科研机构人才信息壁垒，建立高效公平的人才流动监控体系。

营造人才干事创业的环境。倡导科学道德和创新精神，让能干事、干成事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灵魂。加快项目、经费、成果处置等创新管理制度的落地配套。要探索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管理制度，理顺创新政策与审计监察制度的关系，建立容错机制，让科技人员有尊严、心无旁骛地创新创业创造。

完善人才科学评价机制。加快推进人才分类评价机制创新，建立以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促进构建人才梯次结构，激励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创业。科学设定人才和团队评价周期，以科研计划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项目完成的预期成果作为评价标准。建立个人评价和团队评价相结合的评价制度，尊重和认可团队所有参与者的实际贡献。要加强评价结果应用，让不同岗位、不同创新链条的人才都能得到科学评价、获得合理回报。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兰荪：以院士工作站促进“产学研结合”

建立健全退出机制，确保院士工作站切实为企业创新发展发挥作用。

在企业建设院士工作站是各省“产学研结合”的重要抓手，院士及其研究团队的研究水平并不等于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企业只有在充分信任相应研究团队的努力和能力，才可能为合作项目付出实质性的研发投入。

合作研究应先从满足企业的技术需求入手。实际上，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与企业的产品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大多数企业往往没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等待转化的过程。“产学研合作”要较快产生成效，研究团队需要先从了解和解决企业的技术需求入手，再逐步从“被动”至“主动”，转化适合企业需求的研究成果。

加强院士工作站的规范管理。一些企业申请建设院士工作站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影响力，对研发合作及其相应的投入并不感兴趣或者没有准备，使得一些院士工作站在挂牌之后即不了了之。建议各省主管部门注重建站后的运行与成效，出台和完善对院士工作站的管理规定，建立退出机制，保证已经设立的院士工作站切实为企业的创新发展发挥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曹雪涛：加快布局全球创新体系 推动引智工作“走出去”

增加与国外高科技研发体系互动，将国际最新研发成果和技术融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

在建立实体化海外研发中心方面，我国起步较晚，但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国内一些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采取“走出去”战略，建设并依托海外联合研发机构，在不改变海外人才既有科研条件、生活环境的前提下，“不求所在、但求所用”，深入开展研发合作，取得关键技术，整体提升研发竞争力。

目前，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然而，我国具有引领性和前沿性的世界级研究与产业平台依旧缺乏，“高精尖缺”人才总量不足，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原创性理论突破和先进性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能力不够。

建议采取国家主导、社会参与的建设模式，在科技部等主管部门统筹下，梳理关键技术和瓶颈问题，鼓励支持一批优秀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等创新实体与世界顶级的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围绕高新技术领域有选择性地设立区域性实体化“中外联合研究中心”，保障研发经费持续支持，面向引领性核心关键技术和前沿性原创性理论体系，通过与国外高科技研发体系互动，将国际最新研发成果和技术融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助力我国全球竞争力的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孟安明：重视自由探索 孵育重大科学突破

营造良好的鼓励自由探索的科研氛围；多渠道增加自由探索研究的经费；改进项目资助体系和评审评价机制。

我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必须重视自由探索性的基础研究。目前多种因素制约了科学家的自由探索。

一、目前我国科技界普遍追求大计划、大平台、大工程，相当部分科学家申请项目向钱看、追热点、短平快，社会上对科技成果现实价值的期望值高、对失败的包容性低等。

二、自由探索研究经费不足。

三、项目评审和验收标准不合适。目前一些基础研究的立项指南提出工程化、指标化要求，苛求详细的技术路线；评审中比“帽子”、比论文、简单化；验收中对指标、数论文、数专利；成果只看第一完成单位和第一完成人，不利于合作。

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营造良好的、鼓励自由探索的科研氛围。加大对国内外重大自由探索科研成果的宣传，在中小学《科学》课本中加大相关内容，增大在科普宣讲中的比重。

二、多渠道增加自由探索研究的经费。建议将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例提高到10%-15%，增量向小众科学、自由探索性研究倾斜；高校的自主科研经费重点支持自由探索研究；各省市增加对地方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加大自由探索研究的资助比例。

三、改进项目资助体系和评审评价机制。自由探索项目的评审应主要评价其科学思想的新颖性、研究内容的创新性，对技术路线不做过多要求，取消对申请人年龄的限制；增加资助期限；对好项目滚动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副主任 王震中：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时代的长期国策

对创新对立面，如造假、抄袭、以次充好等予以坚决惩处，营造整洁的社会环境。

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时代的长期国策，为落实好这一国策，建议：一、要明确“创新驱动发展”涵盖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可以在资金、人力、物力投入上，以科学技术为主轴；而在政策理念高度上，要同样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人文社会科学将理论创新作为重要抓手，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来推动创新，不要简单贴标签。二、着力培育国人崇尚创新的价值观，特别是在大学教育领域，要教育大学生树立崇尚创新的观念。三、既要在突破关键瓶颈技术方面设立长远目标，又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做好规划。四、对创新对立面，如造假、抄袭、以次充好等予以坚决惩处，营造整洁的社会环境。五、在评价体系上，以创新为标尺，实事求是地评价它的创新点是什么，其创新在国内处于什么地步，在国际处于什么样地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改平：点亮创新的思想

在挽回人才流失的损失、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的同时，抓准创新目标，认识创新的本质。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不利于科技创新的问题仍然存在。一、应挽回人才流失的损失。二、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比如河南农业大学之前没有农场，在争取农场的过程中，不被理解。对这些勇于担当的人，应予以支持。三、把创新的思想点亮。大多数科学家还在学习创新，要抓准创新目标，认识创新的本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 张德兴：要宽容创新中的失败

大部分创新是继承和试错，要让孩子有自由的思想，自由地发明创造。

创新驱动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基石，实际上生命进化的历史也是创新的历史。启示：一开始创新的作用可能体现不出来，大部分创新是继承和试错，要宽容创新中的失败，要让孩子有自由的思想，自由地去发明创造，不要受到局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麦康森 ：大力营造创新的社会文化

让老师和孩子们放开思维，这对于创新非常重要。

要大力营造创新的社会文化，我国“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在传统文化对年轻人的培养过程中，服从文化、求同文化、“枪打出头鸟”文化、“一言堂”文化等，容易把孩子培养成听话却没有创造性思维的孩子。能否把人的信仰与科学创新的追求区分，把集体主义精神与独立思考空间相区别，给老师宽松教学环境，让老师和孩子们放开思维。这对于创新非常重要。做好创新，要大胆实践，在实干中不断完善，勇于担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进东：对人才问题的两点建议

“双一流”大学建设不只事关民生，更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

关于创新驱动，提两点建议：一、关于青年人才培养。现在入校的大学生是将来创新的主体，“双一流”大学建设不只事关民生，更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评选杰出青年基金要回归初衷，将杰出青年基金评选作为项目来做，淡化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对单位评估的重要性，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吸引海外人才回归。二、院士评选制度的改进。目前院士遴选制度是“三分之一”的人说了算，可能不利于年轻人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回到“二分之一”比较合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蒋兴伟：纠正人才培养使用中的无序现象

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构建更好的体系吸引人才。

我来自海洋系统，我们系统存在杰出青年培养出来、被高校迅速挖走的现象。“杰青”是促进青年人才快速成长和上岗的平台，但是各个行业系统待遇不同，因没有合理政策措施而出现了无序竞争。国家要重视人才使用，充分挖掘人才潜力，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落实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构建更好的体系吸引人才，纠正人才培养使用中的无序现象。目前国家出台的相关措施有待真正落地发挥作用。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 席南华：呼吁建立国家数学研究中心

要把数学的发展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予以重视。

数学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要把数学的发展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予以重视。应建立国家数学研究中心，开展基础研究、加强人才培养，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学科教育上，重视思维能力培养，特别是鼓励培养批判性思维。强化教材编写工作，主动与世界一流教材对接，为学科发展奠定基础。在评价机制上，尊重学科自身特点和专家意见，科技部、教育部应出台文件，明确规定数学学科以字母顺序排序的署名论文，作者不分排名、贡献一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龚新高：留住优秀本科生 奠定人才基础

希望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让优秀本科毕业生安心留在国内，为基础研究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基础研究最关键的是3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这些人处于创新创造的第一方阵，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由于历史原因，一部分优秀的本科生毕业即出国，造成人才流失。究其原因，以往国家创新能力不强、吸纳能力有限，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发展条件是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氛围越加凸显，希望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让我国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安心留在国内就业、读书、深造，为我国基础研究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全国政协常委，火箭军原副司令员 陆福恩：对创新的四点认识

要在完善政策体系，鼓励服务科技创新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科技素养，解决好动力问题，注重预见性。

谈几点认识：一是创新必须有一流的人才、顶尖的人才，要完善政策体系，鼓励科技创新；二是创新必须把底盘做大，提高全民族科技素养；三是创新要解决好动力问题，鼓励发明和创新的成果以个人名义命名，体现科技创新人才的价值；四是创新要注重预见性，同时关于创新的宣传要保持理性，实事求是，防止盲目乐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复明：重视工程实践型和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

建议改善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实践育人平台建设，提升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能力。

建议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视工程实践型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目前，高校普遍定位于建设研究型大学，一些著名的理工科大学不再提自己是培养工程师的摇篮。高校教师引进、考核、晋升对论文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实践创新能力的提升重视不够。目前，工程科学研究缺乏大胆创新、容许失败的试验条件，很难把论文写在工程上。我们急需改善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实践育人平台建设，提升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能力。要从娃娃抓起，倡导“人人可成才、行行出状元”的多元人才培养理念。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 赖明：加大科技投入 夯实创新发展基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给我国带来利用新技术“变轨”实现跨越和利用全球价值链“重构”实现跃迁的重大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给我国带来利用新技术“变轨”实现跨越和利用全球价值链“重构”实现跃迁的重大机遇。抓住新技术革命机遇，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近年来，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快速增长，但研发投入规模、强度和结构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总体投入规模和研发强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二是基础研究投入明显不足。三是大多数企业研发投入不足以支撑高质量发展，不足以支持发展企业核心技术。尤其是大型国企、央企的科技创新动力和能力，任重道远。

针对我国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技术不足、创新基础不牢等问题，建议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持续不断地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提高GDP中用于研发活动的经费比例。应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力争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的比重尽快提高到10%以上，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引导大型国企、央企发挥行业科技引领示范作用，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及民营企业的合作。完善人事、财税、金融等激励政策，着力夯实基础研究，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核心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王先进：尽快修订财政性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建议大幅度提高基础性研究项目间接经费的占比。

建议：一、国家重点科研专项应发挥部委主导作用，由行业主管部门立项，更了解行业需求、轻重缓急、质量要求、成果水平。二、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尽快修订财政性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大幅度提高基础性研究项目间接经费的占比，开展包干制的试点，不限于科目比例由科研人员自主决定使用。三、建议取消有政府支持背景的科技成果评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 吴季：加大重大基础前沿研究投入

地面大科学装置要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空间科学领域设立重大科技专项。

创新驱动发展应该在重大基础前沿研究上有所突破。要加强地面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天上卫星科学研究，建议：地面大科学装置要加强从论证、立项、建设、运行和评估的管理，并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在空间科学领域加强经费保障，设立重大科技专项来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 邓纯东：缺少市场效应的项目国家要投入

缺少市场效应的项目要在国家层面研究确认后，由国家投入并由国家统一组织实施。

为做好创新驱动发展工作，建议：

一、对关系国家安全、国家地位，对国家具有长远战略意义、关系社会长治久安，却很少有市场效应的项目，应该在国家层面研究确认后，由国家投入并由国家统一组织实施。单纯依靠市场投入，会在发展战略上吃亏。国家有关部门每年都应专门研究确认相关的这类项目。

二、落实科研单位和基层一线领军人才在组织科研项目、使用经费、使用人才等方面自主权，激发科研人员主动创造精神，不要让科研人员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经费报销等事务上。建议在这方面出台文件。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辰：增大对医学健康科技的投入

建议国家设立专项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保证基金使用科学、公正、高效。

到2030年后，医学生命科技会成为最主流的科技领域，也是拉动内需最具前景的产业发展动力。当前，美国、欧盟、日本各自以3亿人口，每年对医学生命领域投入分别占该领域全球科技总投入的44%、33%、14%，我国仅为1.2%，且对临床医学缺乏常态性投入。建议：一、做增量改革，在不影响其他科技资金投入的前提下，显著增大对医学健康科技的投入比例。二、国家设立专项医学健康科学基金，参考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由不参与该资金竞争的独立国家级医学科研机构代表国家进行管理，以避免利益冲突和战略贻误，保证基金使用科学、公正、高效。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锐：建议在政策上改变评价体系

以解决某个关键技术问题为目标，通过创新驱动发展。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对创新驱动发展十分渴求，但相较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建议在政策上改变评价体系，使高校和科研院所愿意与企业合作研究。科技部、教育部、基金委等，设立有别于以兴趣为导向的基金申报条件，明确要与企业合作，以解决某个关键技术问题为目标，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同时，建议：加大对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投入和系列倾斜政策；设立专项医学健康基金，加大对医学健康科技的投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段树民：对于基础研究应提供稳定支持

对于基础研究应提供稳定支持，鼓励优秀科学家安心做基础研究。

国家的重大研究计划凝聚了科学家的共识，十分重要，但是像慢性病研究等若干项目在启动后，由于研究经费不到位、配套措施衔接不顺畅，导致运行困难，无法实现设立初衷；脑计划项目虽然提出早，但中间反复多次，目前尚未启动；超过60岁的人就不能参加创新团队的规定不合理。建议：对于基础研究应提供稳定支持，鼓励优秀科学家安心做基础研究；对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流动机制，有一定的淘汰比例；相关规定尊重科学研究规律，不搞“一刀切”。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 欧阳明高：坚持以价值观为驱动力

在继续更好发挥政府科技创新驱动力作用的同时，要激发民间创新动力。要为技术创新创造规范、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要坚持以价值观驱动为最高层次的驱动力。

目前，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B2C领域已经具备较好的系统集成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但是，在为B2C提供基础技术、基础材料、基础器件的B2B领域，技术创新面临较大挑战，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短板。

为了强化创新的驱动力，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继续更好发挥政府科技创新驱动力作用的同时，要激发民间创新动力。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和舆论导向对民间研发与市场化成果的强调和激励不够，要落实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市场竞争力为技术创新目标，更加重视市场竞争这一技术创新的主驱动力作用。

二、要为技术创新创造规范、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要特别重视B2B领域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B2B业务如芯片、软件、关键材料与器件等所涉及的往往是可以卡脖子的技术。而中国的B2B公司往往受到产业链下游整机厂（OEM）的盘剥，利润低、回款慢，失败概率大，很难出现大企业。

三、要坚持以价值观驱动为最高层次的驱动力。仅仅为了利益，没有价值观驱动，科技创新是难以持久的。要从人才培养的源头，加强科技创新的价值观塑造与评价标准改革。破除科技创新的“论文驱动”“职称驱动”“帽子驱动”等过于功利化的倾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义汉：明确基础研究的概念

用“针对重大瓶颈问题的科学技术研究”替代“基础研究”。

重视创新文化和创新制度的建设；重新定义基础研究。

当前，基础研究的概念不清楚，基础研究的目标不明确，建议提倡开展针对重大瓶颈问题的科学技术研究。医学领域需重点攻关和着力超越的五个重大瓶颈问题：疾病的一级预防、原创药物包括生物药物的研发、疾病干预的关键靶点的发掘、医疗新技术、新方法的探寻和医疗器械的国产化。本人认为用“针对重大瓶颈问题的科学技术研究”替代“基础研究”更具备引领和导向性。

此外，建议：一、重视创新文化和创新制度的建设。二、重新定义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源头性的、根本性的、普遍意义的、颠覆性的或者革命性的科学技术研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严纯华：增强东北西北对人才的吸引力

要加强教育工作，研究教育规律，增强东北、西北地区对于人才的吸引力。

人才培养是创新的基石和目标。我们要加强教育工作，研究教育规律。要考虑整个教育体系理念、内容、形式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在强化基础知识的同时，逐步实现知识体系的发展与交叉融合，以免与创新需求和社会发展脱节。教育是人才流动的正向动力，东北、西北人才外流但两地的优秀大学还能吸引优质后备人才，要增强这些区域对人才的吸引力。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鸿钧：突出区域资源优势 加强基础平台建设

东北地区拥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但创新成果多数在发达地区进行转化。这就导致未来科技发展上极大的不平衡，缺少了反哺和造血能力。其主要问题可能是东北在科技创新的理念和产业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目前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两个问题。

地区的发展核心还在于平台和人才，人才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平台，因为有了平台“筑巢引凤”，就能汇聚队伍。因此，平台建设方面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

东北地区拥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但创新成果多数在发达地区进行转化。这就导致未来科技发展上极大的不平衡，缺少了反哺和造血能力。其主要问题可能是东北在科技创新的理念和产业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三点建议：

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师范大学是培养教师的主体。建议国家除了继续加大对六所部属师范大学的支持外，也支持更多其他各类师范大学建设。

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非常重要。提到东北地区的生态，就包括了长白山、黑土地和三江平原湿地等的保护问题。多年来，有关单位在生态和湿地研究方面，积累了很多成果。目前他们在向科技部申报国家湿地重点实验室。建议国家在这方面研究的总体布局上给予倾斜。

三、围绕国家面临的光电工程中的“卡脖子”科技问题，进一步加强对长春光机所“大口径先进光学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持，列入科技部新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指南。同时长春光机所在CMOS传感器的设计和加工制造，长春应化所在航空轮胎等方面也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基础和能力，建议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关注，促使相关技术尽快走向实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冯守华：推进东北科技基础研究

建议在吉林省建立一个大型的科技基础研究平台，组织推动科研基础性工作，推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科学数据、生物资源等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我国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增强发展的长期动力具有战略意义。

一、吉林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实施情况。国家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中国老工业基地吉林省的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项目化”推动人才工作模式，确定省内与省外人才同等享受人才激励扶持政策。

二、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为进一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建议在吉林省建立一个大型的科技基础研究平台，指导全省基础研究工作。

平台建立旨在组织推动科研基础性工作，推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科学数据、生物资源等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整合省内科技基础资源信息，建成从标准规范制定、数据整合加工、数据挖掘到开放服务的一套完整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体系：一是提供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二是建立配套实验室体系。三是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四是承接产学研成果转化专项项目过程管理服务，提供产学研成果转化专项咨询服务等多项专业服务。

长春作为吉林省省会，又是东北亚经济圈中心城市，完全适合建立科技基础研究平台。在长春建立大型基础研究平台，可以更好为企业、科研院所、科技中介服务中心等搭建信息的桥梁和纽带。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忠和：持之以恒推动科技评价制度改革落地

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才能进一步激活科技创新的巨大潜能。

过去一年，国家有关部委高度重视科技评价制度改革，出台了许多重要文件。然而，不少改革举措还停留在文件或者口头表态上。原因有以下几种：学术生态环境的破坏、涉及部门“利益”的硬骨头还未被触及、不同政府部门各扫门前雪或互相推诿。对于学术不端等行为，“家丑不外扬”的传统做法也依然十分普遍。

鉴于目前存在的问题，建议：

一、大幅度减少政府直接操作的与财政资源配置相挂钩的各种评价活动。

二、弱化以至逐步取消政府机构设立的人才头衔及相关计划。

三、大幅减少政府设立的科技奖项等。属于学术共同体的回归学术共同体，属于市场的交给市场。

四、逐步建立高校与科研机构合理、稳定的收入和增长机制。减少绩效在科研人员收入中的比例，让研究人员潜心做好科研与教学。

五、针对学术不端与伦理违规问题，隐瞒包庇者承担相应责任，并纳入干部考核与巡视范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顾瑛：加强科研创新管理的顶层设计

科研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对创新发展非常重要，是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

科研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对创新发展非常重要，影响着创新的效率，是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建议：一、加强对科研创新管理的顶层设计。二、加强对科普教育、公民素质教育等方面政策规定的落实。比如，全民的饮食教育问题，要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细化餐饮业相关政策。特别是影视作品要加大对节约的宣传，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从源头上建设节约型社会。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饶克勤：过度依赖论文的学术评价体系亟待改变

应改革过度依赖论文的学术评价体系，同时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我国科技期刊布局。

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过度依赖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由此导致科技期刊的地位和作用被严重弱化，大量科研成果分散外流；科技期刊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科技期刊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不再受到重视，科研人员更热衷于单打独斗等；同时由于缺乏优质稿源，学术水平持续下降，已经无法集中反映我国科研的成果和水平。

建议：一、改革过度依赖论文的学术评价体系。制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转化研究分类评价体系，对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采用代表作同行评议，对技术人员的操作能力进行培训和评价，鼓励技术人员加强学习，全面提升创新、应用和转化能力。

二、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我国科技期刊布局。

三、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对优秀期刊给予充分肯定，开展国内外期刊等效评价。

四、适当放开英文科技期刊的审批，使重要学科都能够同时具备中文和英文期刊。

五、大力扶植具备实力的科技期刊出版机构走集群化出版道路。

全国政协委员，三六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周鸿祎：激发初创高科技企业创新动力

初创高科技企业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但是多数初创企业存在早期融资难、员工股权激励税负重等问题，亟须优化科技金融机制，激发初创企业创新动力。

许多初创高科技企业在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新能源等战略新兴领域，掌握了一定核心技术和数据资源，在国家创新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初创高科技企业创新动力，建议：

一、促进投资者向初创高科技企业早期投资进行倾斜。鼓励更多机构投资者向早期投资、天使投资倾斜，引导保险资金、社保基金、国有资本、上市公司、社会资本加大对初创高科技企业投资的规模。

二、降低初创高科技企业员工的股权激励税负。建议2016年前成立的初创公司也可享受2016年出台的《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的优惠政策，同时取消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员工比例限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院研究员 曲伟：从“0到1”的颠覆性技术仍有待突破

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从“0到1”的颠覆性技术还有不足。

创新发展居于五大发展理念的首要位置，是发展第一动力。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还有短板，比如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从“0到1”的颠覆性技术还有不足。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重视管理创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二、创新发展的指标体系，将其融入国企改革，明确技术贡献率、管理创新指标的统计监测，考核单位一把手。三、营造良好环境，防止各高校拔尖毕业生不断流失到国外。四、健全推进科技成果的产权机制、转化机制，在企业界股权激励的市场化科技创新机制上发力。

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张连珍：创新应鼓励成功宽容失误

创新应该鼓励成功、宽容失误、保护人才。

自主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灵魂，是支撑我们民族振兴的筋骨。创新是人的一种实践行为，是人类对客观规律的再发现，是对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再创造，形成新的物质形态和价值理念。创新的过程是求新求奇求异的过程，需要用发散性思维，富有想象力。当然，创新要有用有效，为国富民强带来好处，创新应该鼓励成功、也应宽容失误、保护人才。宽容也是激励，有信任就有信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兆申：创新是根本 政策要助力

创新是根本，政策要助力，科学求严谨，科普应当先。

2018年4月，我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由我参与研发的创新医疗器械———磁控胶囊胃镜系统，病人只需吞服一颗胶囊大小的药丸，医生通过体外遥控，就可以系统全面地对人体胃部进行检查。

基于这一技术创新，结合互联网医院，我们已经在长三角地区、山东、山西、陕西、福建、广东等多个省市建立了由“三甲医院+基层体检机构”共同参与的消化道肿瘤筛查医联体，为广大老百姓提供方便的胃癌筛查服务。

但是光有技术创新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好的项目也很难落地应用。希望国家能把国民消化道健康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工程去推进，医院拿出人力，把这些消化道癌症高危人群管理起来；国家拿出政策，解决这群人在体检中消化道癌症筛查的医保问题，提高早期发现率，降低晚期发现率。

对创新技术，一定要做完善的临床循证研究，做好医疗质量控制，让新技术可以放心地应用于临床，用于百姓。百姓不懂医学知识，我们医务工作者应加入科普的队伍，国家应建立专门的科普平台，做好“正科普”，解决百姓“为什么要查、何时查、怎么查”的问题，提升百姓健康素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夏照帆：5G将推动“互联网+医疗”深入对接

2019年是5G的试商用之年，5G将使得“互联网+”真正与医疗行业进行对接。

5G技术将带来网络层的全面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医疗实时性、高效性以及稳定性的网络传输需求。基于实时图像、语音、视频等技术，5G能够更高效地实现医生对病人的远程诊断、远程监护、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病例讨论、远程手术等。

5G时代物联网迅速崛起，医疗物联网生态系统致医疗相关数据规模呈爆炸式增长，医疗健康监测设备、临床可穿戴设备和远程传感器将应用于健康管理、疾病监测、疫情监测等方面。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与医疗数据结合，可指导健康管理、临床决策、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疫情预警等，实现信息在医护、患者以及管理部门之间的灵活交互。

未来5G的应用将促进通信领域的进步，这势必推动医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迭代。除了急救、远程诊疗护理和健康管理外，与此息息相关的医疗器械与药品监控管理、数字化医院、国产医疗通信设备、可穿戴传感器等领域，也都将随着5G的到来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化兰：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我国动物传染病和人兽共患传染病防控形势仍然复杂严峻，这需要国家高度重视，从制度层面去解决。

我国动物传染病和人兽共患传染病防控形势仍然复杂严峻，这需要国家高度重视，从制度层面去解决。

一是国家防疫政策在基层落实难。建议加快完善基层兽医防疫体系和制度建设，确保国家制定的动物防疫政策能落到实处。

二是不能及时发现新发疫病和新传入疫病，延误疫病防控最佳时机。建议对兽医体系实行垂直管理，使新发、输入性重大烈性传染病在“源头”被快速监测、及时预警和有效防控。

三是动物重大传染病和人兽共患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控投入不足。建议政府加快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与推广应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郭华东：科技创新驱动“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

科技创新是“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科技创新的程度决定着“一带一路”成功的高度。

创新驱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石，科技创新是“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科技创新的程度决定着“一带一路”成功的高度。建议：

一、树立科技创新驱动“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重视对当代高科技手段包括空间科技、纳米科技、量子科技、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作用和能力的宣传，让决策者、企业界、科技界等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和创新对“一带一路”的促进作用。

二、发起“创新驱动‘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国际计划”。我国的创新驱动战略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机制高度吻合。把“一带一路”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利用高科技手段，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沿线有关国家合作，侧重研究“一带一路”区域的环境可持续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金智新：推动煤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大力发展清洁煤技术，并建立现代煤炭经济体系，推动煤炭高质量发展。

到2030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50%左右，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主要能源。建议：一、大力发展清洁煤技术，提高煤炭化工能效水平，生产石油替代品，降低对石油进口依赖。二、建立现代煤炭经济体系，推动煤炭高质量发展，构建清洁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三、推动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向创新服务转变，更好体现创新品牌价值，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促进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融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新滋：提高我国药物源头创新水平

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建设手性药物研发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撑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驱动发展。

源头创新能力薄弱是我国自主创新药物发展的要害。我国创新药物的研发成效始终不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临床、基础医学，分子生物学、化学生物学及生命科学等关键领域缺少突破性研究成果，导致新药源头创新研究缺乏“活水源泉”。

手性药物研发成为创新药物研发突破的关键支撑。手性药物创新不仅关系创新药物研发突破的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而且事关创新药物研制的现代工程技术，乃至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实际成效。

提高手性药物源头创新能力成为新时代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驱动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手性药物研发国家重点实验室，将有利于迅速汇聚国内外手性药物创新创造优质资源，加快完善手性药物创新体系，提高我国创新药物源头创新水平，增强我国创新药物和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国民的健康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韩雅玲：创新引领中国心血管病防治研究

近年来，北部战区总医院心血管内科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医学科研创新工作。

近年来，北部战区总医院心血管内科团队以心脑血管疾病中对人民群众危害最大的血栓性疾病防治为抓手，开展了一系列医学科研创新工作。

冠心病血栓防治优化策略研究：建立了遍及全国的科研网络，在此基础上先后开展30余项重要的血栓防治优化策略研究，使临床血栓性不良事件发生风险降低49%，挽救了大量生命。

微型综合手术救治车载系统的研发：针对当前社会心脏和血管急重症伤病高发的情况，自主研发了微型综合手术救治方舱系统。

心肌梗死早期诊断标志物研究：首次从机制和临床两方面提出S100A12作为急性心肌梗死超早期诊断标志物的新观点，使急性心肌梗死的早期精准诊断再上一个台阶。

心肌保护生物药研制：近年来致力于心肌梗死后心肌保护生物药的研发，大量基础研究证实了CREG蛋白可以减少心肌纤维化，保护急性心肌梗死后的心肌功能，并正在进行成药性的探索新研究。

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科技部原副部长 曹健林：耐得住寂寞的不应只是科学家

打通科研链、产业链、创新链、区域链“梗阻”，推动深度融合。

当前基础研究仍是最大短板，创新能力不足是问题关键，创新政策不配套是现实困境。创新驱动发展，十年磨一剑，耐得住寂寞的不只是科学家，更要有各级政府和科技、产业部门。建议：

一在科研链上，将基础理论研究和基础技术研究并重，基础研究要细化科研链分工，用强制力约束和有效激励共同推进产学研结合与科技成果转化。

二在产业链上，探索企业自行组织科研活动和捐赠给高校院所进行科研活动的资金进行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完善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探索国企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考核激励机制。

三在创新链上，要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加强重要技术领域专利布局，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定，提升技术产品市场的战略预判和风险评估能力；完善现有专利审查制度。保障人才合理流动，促进资源的对接、共赢。

四在区域链上，要找准地区定位，摸清家底，保障区域政策特别是相关创新政策的前瞻性和延续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姜杰：重视集成创新带来的新机遇

进行顶层谋划，超脱于现有职能部门，营造以沟通为核心、以企业和市场为主体定位的创新环境。

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集成创新需要引起重视。目前跨系统的集成创新还缺乏政策环境的支持，使我们丧失了一些发展机遇。

建议：一、进行顶层谋划。以跨界融合思维，加强通信、导航、遥感等诸领域集成创新。

二、营造有利环境。沟通———信息传播的难易程度是影响变革速度的关键因素。建议在更高层次上，超脱于现有职能部门去营造以沟通为核心、以企业和市场为主体定位的创新环境。

三、探索重大科技领域的集成创新。注重发挥比较优势作用，走军民融合发展之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在重大科技领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以集成创新方式开辟的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培育新兴产业乃至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邓中翰：创新驱动发展不仅仅是“技术的事”

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将科技创新与制度、管理、商业模式、业态和文化的创新相结合。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对“加大集成电路”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星光中国芯工程积极探索技术与标准创新、合作模式创新，同时注重推动自主核心技术的产业化发展。随着自主标准的制定实施，标志着我国在公共安全视频信息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实践让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将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要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换，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福：创新驱动还应解决“卡脑子”问题

创新驱动发展，需要思考打通创新创业创造三者之间关节。

建议：一、完善创新创业创造的体制机制。二、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在公共卫生方面做好国内、国际两个布局，把疾控系统的人才队伍建设好。三、加大对卫生健康基础研究的投资。四、不仅要解决“卡脖子”问题，还要解决“卡脑子”问题，找准问题，研究解决。五、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把科学普及和健康促进工作做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赛娟：打破转化瓶颈依旧要回归基础研究

拿出“坐得板凳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决心，针对基础研究建立长效稳定的投入机制。

我国的科研成果转化已经全面进入瓶颈期。主要矛盾并不是量性的科研成果转化不够，而是我们缺乏从零到一的基础和原创性的前沿技术和科学发现的创新。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不足并且缺乏长效稳定的投入和评价机制，相关规划缺乏顶层设计，普遍追求政绩工程，搞短平快。

所有科技体系的源头，是基础研究。我们应在国家层面给基础研究下定义并加以引导。对于企业中的前沿技术、通用技术和重点大设施的研究，都应纳入基础研究范畴。

我们要想摆脱被“卡脖子”的困境，就必须在顶层设计上有明确的长远规划，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建立长效稳定的投入机制，打造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忠钦：以“用”促“研”突破应用短板

将技术突破、产品研发和产业升级紧密结合，扶持国产数控机床推广。

高端数控机床产业是关系国家战略地位和体现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性产业。建议：

一、拿出有效对策扶持国产机床在航空航天、汽车等重点领域的应用和推广。

二、针对目前我国机床企业大多数缺乏主动掌握相关企业要求的能力，许多企业也没有承担机床开发风险的意愿，可大力扶持相关掌握核心技术的民营企业加强探索。例如，上海交通大学组织产学研用资源创建了交大智邦公司，把汽车和机床企业的工程师们组织在一起，建立了由国产机床组成的发动机生产示范线。模式虽然得到肯定，但是运行只能靠不断申请国家项目资金来维持。

三、总结数控机床专项实施经验，明确责任主体，建立高效决策机制，将技术突破、产品研发和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在一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葛均波：让医疗器械转化获得“加速度”

从源头上提升政府监管理念，顺应“放管服”趋势，更早介入创新产品研发和生产流程。

目前在医疗器械转化方面存在着监管理念较滞后、评审队伍建设相对薄弱、评审标准不明晰、审批前置环节和审批监管之间不协调等问题。

建议从源头上提升政府监管理念，顺应“放管服”趋势，处理好审评监管和服务创新之间的关系，更早介入创新产品研发和生产流程；另一方面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尤其加强技术、法律、创新复合人才培养。

进一步明确各类器械的审评标准、指导原则和分类目录，根据国际通行的分类方式调整；加强最新标准和标准变化的宣传。

加强审批涉及的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尽量形成对创新主体“一个出口、一个口径、一个标准”。充分发挥各类国内外智库、学术团体和第三方机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卫：提早布局支持“从0到1”突破

研判可能形成的新一批“卡脖子”技术，提早进行布局。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到内生动力发展，科技发展到了冲破原有架构的时候。

建议：一、鼓励原始创新，切实研究可筛选“从0到1”这类非共识项目的遴选思路，形成以战略研判为主、动态加强支持的资助机制。

二、要厘清“卡脖子”技术上面的溯源性基础研究，研判可能形成的新一批“卡脖子”技术，提早进行布局。

三、给予我国科技领军人员以更大的自主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祥宝：强化航空动力“中国心”

以源头创新为驱动，基础技术为支撑，实现航空发动机“从有到强”的跨越。

航空发动机技术一直是国内航空装备发展的“瓶颈”。建议：一、尽快安排航空发动机材料和制造等基础技术应用考核研究专项，完善基础研究、应用考核研究和型号应用完整的技术链。通过应用研究和考核验证，提升基础技术的成熟度、稳定性和可靠性，建立完整的航空发动机基础技术体系。

二、尽快安排“新一代航空发动机前沿技术重大基础研究”专项。形成覆盖航空发动机新原理、新结构、新材料等创新技术体系，以源头创新为驱动，基础技术为支撑，实现航空发动机“从有到强”的跨越。

三、加快航空发动机试验设施的建立。进一步梳理航空发动机试验关键重大设备需求，对于一些影响研制的大型关键试验设备，一定要早落实、早安排，避免试验不足影响型号研制进度以及发动机应用可靠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建平：迈向航天强国仍需再出发

航天发展到现阶段，既需要新的工程技术目标牵引，也需要新的科学目标、科学探测方法和空间应用需求的牵引。

我国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道路面临巨大挑战。建议：一要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制定国家航天中长期发展规划，对标航天强国建设目标，将基础研究作为先行项目予以重点支持，加快推动建立空天技术国家实验室，全面实现设计、制造和试验技术现代化。

二要创新发展理念。避免过于信奉已经形成的设计试验方法、经验、标准和规范，在发展理念上秉持全面创新发展原则，在新技术和传统技术领域同步开展技术创新工作。

三要高度重视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领域的创新。加大支持空间科学和应用的研究，统筹国内科研力量，为科学家致力于前沿科学研究创造条件，加强国际合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郝跃：培育耐心和信心打造“中国芯”

营造环境、鼓励创新，引导集成电路企业建立创新的耐心和信心。

目前我国集成电路企业的基础能力尚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急功近利的考核机制致使企业创新投入和积极性不足；人才缺口严重；近年来各地“上马”的集成电路项目，多数属于低水平重复建设，分散了人才、资金和创新动能。

建议：一、营造环境、鼓励创新。引导集成电路企业建立创新的耐心和信心，谴责和打击各类抄袭的行为，大幅提升对违反知识产权的惩戒力度。平衡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企事业单位研发创新投入和有效人才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

二、专才专用、示范引领。提高专才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三、龙头举旗，突破重点。完善国家层面的集成电路产业中长期规划，引导地方理性投资，科学布局。

四、多元投资，营造氛围。进一步发挥政府投资的杠杆作用，鼓励多元投资进入集成电路产业，建立良性高效的资本市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惠彬：激活高校创新力量

鼓励国企、央企购买高校的科研成果。

高校的科研力量非常强大，每年申请非常多的发明专利。建议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创新力量，财政部等部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国企、央企购买高校的科研成果，促进成果转化，避免大量使用国家财政经费研究出来的科技成果锁在实验室里，或只体现在专利和论文数量上。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忠范：“研发代工”突破科技经济两张皮

推进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是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发展质量、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当务之急。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之路，推进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是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发展质量、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当务之急。“研发代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之路，有助于双方共同打造品牌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可有效解决企业研发能力和人才吸引力不足的现实问题。为此，建议：

一、成立若干新型研发机构，开展“研发代工”试点工作。由政府主导和充当“红娘”，选择若干典型的高新技术领域，成立由高校或科研院所与企业或行业组织共同组成的新型研发机构，开展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探索，完善“研发代工”模式。

二、制定配套政策，对研发代工机构给予倾斜支持。针对性地制定配套政策，最大限度地释放政策红利，按“特区”模式先行先试。政府可以按PPP模式，参与建设研发代工机构，并在土地使用、人才引进、税收等诸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三、在一线城市建设“研发代工”示范区，打造“研发总部经济”。通过规划建设“研发代工”示范区，引导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资源与企业整合，打造若干大型研发代工平台，带动区域乃至全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这种集群效应将催生新的“研发总部经济”，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武向平：深化科技评价体制改革助力创新发展

如今，我国科技体量的发展已经完成了最初唯数量的原始积累过程，曾经发挥了历史性推动作用的科技评价体系亟待向质的转变过渡，当初评价体系基于的单一奖惩措施已经成为继续发展的病垢。

我们认可的是发表在国外的论文和国外人的引用，别人说好我们才敢真的相信。我们骨子里缺少的就是那份文化的自信。

我们科技管理体系造就的短周期、重数量、逼成果式的项目考核机制，表面上看，是违背了自然科学探索的基本规律，而实质上却是缺乏文化自信的典型表现。我们给基础科学研究瞄准科学前沿的发现规定了时间、任务、模式、还规定了标准，我们已经缺失对科技工作者的最基本信任和对科学探索的应有尊重。只有当我们树立了文化的自信，我们才能理性地对待科技项目自立项、实施到考评的全过程，让每一位科技工作者都敢于在基础科学前沿的阵地上冒风险、求真谛。

科技实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格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量子计算为技术引领的产业革命已经呼唤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停顿近乎百年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由于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两朵乌云的疑难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前夜，如果我们不能突破现行科技评价体系的束缚，我们将错失引领世界科技革命的最佳机遇，丢失为世界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窗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唐长红：依托重大科技工程实现追赶超越

在科学技术的道路上，没有多少捷径可走，只有发挥自身优势，坚定不移，乘风破浪。

构建并实施重大科技工程，汇聚能力、凝聚智慧，在国家战略优先领域率先实现追赶、超越，对创新驱动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影响和积极拉动作用。为此建议：

一、坚持实施重大科技工程，着力打造高新科技产业。重大科技工程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需求。新时代，在信息、海洋、航空、航天、能源等领域持续实施重大科技工程，打造高新科技产业应是夺取制高点、增强竞争实力的长久着力点。

二、发挥重大科技工程的引领作用，围绕“大工程”，配套“子专项”。重大科技工程的实施，往往涉及成百上千企业和科研院所。在重大科技工程实践中，系统地梳理“短板”和“卡脖子”难题，提炼“子专项”，更有针对性地部署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更有层次地开展攻关、联合和合作。

三、围绕重大科技工程，调配资源。将优势资源聚集到战略目标上，力求在重点领域、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解决自主配套率低、核心配套缺乏问题。

四、在重大科技工程的实施过程中，重视体系保障建设。特别是“软”体系建设，如安全管控体系、质量保障体系、标准规范体系、运营环境建设等。在成就项目的同时，营造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五、发展新型科技中介及服务机构。发挥社会作用，减少“行政科技中介”和科研主体的“技术商务活动”。在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之间构建相互促进的“双车道”，在需求牵引与技术推动之间寻求良性互动。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分析中心主任 李景虹：以科技成果转化构建高精尖经济新动能

尽管部分高校院所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已经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转化率不高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问题有以下六个方面：专利质量普遍不高；成果熟化存在“断档”；内设部门能力、动力不足；考核制度亟待调整；社会资源对接不畅；政策规定存在掣肘。为此，建议：

一、支持和鼓励高校院所开展科技成果评估、筛选和专利布局工作。选择部分高校院所开展试点，设立专项资金，同时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支持试点单位搭建科技成果评估、筛选平台，引入社会服务资源，共同开展评估、筛选工作，并加强专利布局。搭建统一的成果发布平台，促进成果对接。

二、加强科技成果熟化工作。在高校院所周边建设科技成果中试熟化和承接基地，以高校院所为主体，采取市场化方式，引入企业和社会投资，共同开展科技成果中试熟化工作。对基地建设运营、专业条件配备等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吸引社会投资共同设立科技成果中试熟化基金，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投入中试熟化环节。

三、支持高校院所内部技术转移部门建设。建议有关部门设立专项资金用于高校院所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的引进、培训、激励以及搭建业务平台等工作，以保障高校院所和企业之间及时高效的信息互通。

四、完善科技成果转化配套条件。由政府牵头制定导向明确的鼓励政策，建立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考核机制。不断提高产业承接配套功能，做大做深承接创新外溢效应的“池子”。采取“人才成果+空间土地+资金+政策”的合作模式，加强政府与高校院所的联系与合作。

五、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环境。有针对性地出台财政、金融、人才、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创造政策红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包为民：市场经济环境下继续推进学科交叉研究

要研究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继续推进学科交叉研究。以中国航天为例，是依靠“全国大协作”发展起来的，现在依然靠多学科交叉才能建成航天强国。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科研资源高效利用，避免同一领域中不同企业大量开展低水平重复研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副所长 周玉梅：从义务教育阶段激发孩子的创造性

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入创新阶段，需要顶层设计调整。到我们建成创新型国家时，当前正在念小学的孩子是那时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主体。

建议：一、从义务教育阶段激发孩子的创造性；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畅通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渠道；三、对新政策加强宣传，尽快释放政策红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樊邦奎：创新需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我国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还存在着“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从国家层面到各级地方总体呈现“上热、中温、下凉”的状态。

长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但我国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还存在着“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

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一是管理层级和地区重视程度与工作力度不平衡，从国家层面到各级地方总体呈现“上热、中温、下凉”的状态。二是“两翼”不平衡，目前各部门和地区及科技工作自身普遍存在重科技创新、轻普及科技的现象。三是国民重视程度不平衡，公民对身体素质、文艺素质重视程度高于科学素质。不充分主要表现在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还不够高。

几点建议

一、工作筹划方面

相关责任部门和单位，根据任务分工，分解细化《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形成可考核、可评估的量化指标体系，使得抓“软实力”工作，有着评价的“硬指标”。将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纳入部门和各单位主要领导业绩考核之中。

二、教育方面

将学生的科学素质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从师资培训、教材编写、平台搭建等方面入手，并增设中学的数理化生等学科教学的横向综合。

三、新媒体方面

加强科普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创新公众参与科普工作激励机制，形成众筹共享平台，丰富网络新媒体科学信息资源，建立网络学堂。在科技类产品广告中加入有科学内容的公益广告。建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安排科普内容和经费。

四、科研教学单位和科技人员尽责方面

高校科研院所要与中小城市精准对接，实行“一对一”帮建的责任，像抓精准扶贫工作的形式抓科学素质建设。

五、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和利用方面

重视数字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少年宫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校、科研机构向公众开放实验室，鼓励社会力量建设科普基础设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崔向群：建立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建设长效支持机制

我们国家提出科技创新战略，今后要靠内生动力驱动发展，而不是靠借力，必须走创新这条路。我国建设的一些自主创新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占领了相关科学高地，但是难以得到对其创新的关键技术的支持，难以不断完善和提升，很有可能被国际同行超越。建议对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持续的经费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裕国：地方高校亟盼畅通“成长通道”

地方高校对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贡献，建议对地方大学予以关注：

一、加强对地方大学重大平台布局和科技创新平台的重视。二、支持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关注科研成果转化，推动产业链转化的融合。三、加强长效机制建立，提高产学研融合，在法律中明确企业在工程教育中的责任，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工程人才培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日祥：攻克石油工业“卡脖子”技术

“看得清、打得准、采得净”是油气勘探开发国际竞争力之关键所在，而“智能导钻/地下导弹”是我国石油企业走向海外最大的技术瓶颈。另一方面，信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油气勘探开发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将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发展人工智能油田技术迫在眉睫。建议成立“智能导钻与智慧油田研发中心”，攻克石油工业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卡脖子”技术，为我国能源战略提供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