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宋希濂、杜聿明、溥杰、溥仪（左起）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

  政治地位的提高，促使文史专员们在政治上、精神上进入新的境界。我略谈几个人的表现。

  杨伯涛，湘西芷江侗族人，是特赦的原国民党将领中出身最贫寒的一个。抗战时在昆仑关大战中立过功。解放战争中是国民党五大主力（美械）第十八军少将军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当了政协委员后，他每年暑期都要到北戴河去休假。晚餐后人们都习惯到林荫草坪去散步，我发现在散步的人群中，杨伯涛身上穿的印有“抗美援朝”字样的汗衫最为耀眼。他说这件汗衫是中央电视台某次抗美援朝纪念活动时送给他的纪念品。1952年，北京某解放军军官教导大队组织在押国民党战犯，成立一个美军战术研究班。由于杨伯涛曾在国民党第十八军任过美械装备干部训练班主任，谙熟美军装备武器的性能，故委他为研究班的班长。经过集体研究，最后由杨伯涛执笔，写成了一篇六万字的军事资料《关于美军战术的研究》，据说这篇资料受到毛主席的赞赏，教导大队的领导对研究班和杨伯涛给予了“你们对人民有功”的表扬。杨伯涛对此感到无比自豪。对那件有意义的汗衫藏之甚深，每年只穿几天就收藏起来，故虽然事隔三四十年了，汗衫仍然洁白如初，熠熠闪光。

  董益三，国民党保密局少将部员，在襄樊战役中被俘。到了文史专员室后，他一直怀着将功补过的思想待人处事。当了政协委员后，他严于自律，每日早来晚走，工作、学习孜孜不倦。每逢暑期，机关工作人员劝他去避暑，他回答总是这么一句话：“避暑休养，我不去了，在家休息就可以了，可给国家省点钱。”遇有委员视察参观的机会，他却从不放过。他说，视察参观可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同时可以了解基层情况，给国家提点有益的参考意见。他每天除了完成工作任务外，还注意读报，看参考消息和电讯稿。有一次他发现，我国军事上的情况被某国破译，甚为焦虑，特意写了一个有关改进这方面工作的建议。总参谋部首长看后，对他这种忧国精神深表感激。平日上下班，他和文强不顾耄耋之年，仍坚持乘坐公共汽车。董益三一次被人撞倒，擦破了前额，他休息几天就又上班来了。几经工作人员的动员，他俩才同意乘坐机关的小车上下班。

▲1975年，文强（右一）、黄维（右二）等在全国政协接待美籍人士、原国民党国防部故旧的来访

  文强，曾任军统北方区区长，淮海战役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到专员室后，他对前半生作了彻底的反思，痛定思痛，写了一本个人总结性的书——《新生之路》。1985年9月，经政协领导的批准，他赴美探亲，回国后写了一个赴美探亲见闻的报告，分送邓颖超主席、伍修权副总参谋长等领导人，给我也送了一份，还特意来办公室向我面陈。他讲到了美国后，阔别30多年的亲朋故旧纷纷前来看他，其中大多数人是来叙旧情和了解大陆现状的。他乘此机会向他们介绍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他们受台湾反动宣传而造成的误解。他宣称：自己是爱国主义者，“左肩促进祖国统一，右肩促进国共和谈”。像他这样的人能自由走动，这本身就说明大陆确是真心实意地走一条和平统一道路的。但也有个别人是来放出政治触角的。他告诉我，其中就有蒋经国派来的两个人。先一个是“国大代表”，唱“红脸”的，说自文强被俘后，“国府”对他的工资一直照发，至今累计已合八九十万美金，暗示他如若幡然回归，一定会受到优厚的待遇。对此，他以爱国爱乡，年老归根为由加以婉拒。后一个是他的堂弟，唱“白脸”的。当他了解到文强的态度后，便破口大骂和威胁。幸亏有众多的朋友庇护，他最终得以安全返回大陆。有意思的是，这位堂弟在他的劝导下，后来也回到了大陆，并受到有关部门的接见。1988年，他以80多岁高龄被邀请参与了凭吊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故道的活动。当到达终点广东揭阳时，使他感慨不已，60年前的揭阳是封闭、落后的揭阳，而今却是交通四通八达，高楼鳞次栉比，人民安居乐业，一派欣欣向荣。此情此景，使他不禁在电话上向我高呼起来：“共产党领导得好啊！”文强自幼喜读唐诗宋词，吟诗作赋是他的爱好，读书时写过上千首诗，抗战初期全部毁于长沙大火，抗战时期又写了千余首，其妻亡故时也损失殆尽。在战犯管理所中又作了上千首。特赦至今又添了多少新作？我没有问他，但见他给办公室送来了一部诗稿要求出版。我问他：“你的诗很多，以诗寄情，以诗言志，你认为最能表达你心声的是哪一首，可推荐给我一赏？”他当即回答：“是邓小平逝世时所作的一组挽诗。”第二天便寄来了组诗的最末一首：

代代英贤不绝传，五千年史总绵延。

邓公伟大谁能匹，继代元勋更向前。

滚滚长江归大海，泱泱大国总同船。

兴悲荣奠齐挥泪，饮泣春风壮舜天。

  他天天练气功，身体朗实，讲话声如洪钟，能到处走动，是专员中最长寿的一位。

  沈醉，18岁就参加了国民党军统，官至少将衔。1949年12月任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时，被迫起义。解放后曾误作战犯处理。1980年，根据党的政策，其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并提升了行政级别。他当了文史专员后，写了大量揭露军统黑幕的回忆录，无情鞭挞自己。他说他最佩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叶挺将军，一个是《红岩》的江姐。前者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反动派俘虏囚禁了四年，释放时沈醉问他将何往？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去找党！”显示出共产党员的赤胆忠心。后者则在魔窟中傲视群妖，蒙受非人凌辱而不变节。这种动天地、泣鬼神的精神不仅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来人，连他的敌人也会感到胆战心惊。基于这种心理，沈醉念念不忘这样一桩他亲身经历的历史悬案。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地下党员张蔚林、张露萍、冯传庆等七人打入军统，做了不少工作，后来被发现遭枪决。解放后西南地区在调查被害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时竟错误地把遇害的七烈士列为国民党特务，在埋葬他们的坟堆上竖起一块“军统特务，不列名”的牌子。沈醉在其所著《我所知道的戴笠》及其他著述中，都提出了这是一桩错案，但由于没有人证，也没有任何档案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因此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正视，有关部门还告诫沈醉“不要乱说”。

▲1984年10月19日，沈醉（左）热情迎接韩子栋（中）

  解放后，在贵阳任市委书记的韩子栋（《红岩》小说中华子良的原型）曾要求为七烈士平反，却被指为“敌我不分”，受到撤职关押的处分。沈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后，在一次会议上又提出此事。后来传到当年经手此事的叶剑英耳中，才最后得以证实平反，对韩子栋的不公正处理也得到了纠正。

  特赦人员安排到文史专员室工作时，周恩来总理曾鼓励他们把自己在旧中国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事情写出来，作为自己对新社会的贡献。在此之前，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时年61岁）在政协召开的60岁以上政协委员茶话会上说：“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这个号召得到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大家都争先恐后把自己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历史巨变写出来，送交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不久，文史专员们陆续参与这一工作，大大加强了这一工作的实力。

  专员室共有20多名专员，他们根据各自的经历，先后分别参加北洋组、军事组、政治组和社会组，以军事组人数为最多。其任务，一是撰写“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历史资料；二是向各界人士征集历史资料；三是审阅来稿；四是参与编辑出版文史读物。

  我刚调到文史办公室工作时，正是文史出版社蓬勃发展的阶段。作为“拳头”产品的《文史资料选辑》，已出版到80辑。此外，还有《革命史资料》《文化史料》《工商经济史料》（丛刊）《文史集粹》和青年文史读物《纵横》杂志等。正在或陆续编辑出版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国民党将领亲历记（3大册）、抗日战争国民党将领亲历记（丛书12册）等，每年大体上以1000万字的速度出版。这些资料的征集出版，注入了文史专员们的大量心血。所有的人都写了资料，有的数万字，数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不等。

  专员当中有一些人专做征集工作。如在政治组搞征集工作的杜建时，表现很积极，他是国民党军队中有名的儒将，曾在美国获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为蒋介石所器重，被委为军事委员会属下的国防研究会的实际负责人（院长由蒋介石兼），中将衔，解放战争期间任天津市长兼北宁路护路司令，平津战役中被俘。在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追求先进理论，因而比其他人更快地树立了新的价值观。当了文史专员后，他除撰写了20多万字文史资料之外，又和文强一起开列了他们所知道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名单，向全国各地发征稿函。为了实现征集计划，他以抱病之躯，马不停蹄地逐一登门拜访征集对象。有一次他到孙越崎老先生家征稿，适逢孙老外出，本来可以改日再来，而他却坐下来同孙夫人细谈，直到孙夫人答应向孙老转告，保证三天内回话，他才满意地离开。他幽默地说：“征稿如到庙里烧香，凡能征到稿的人都要烧上一炷香。”1983年他担任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后，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时说，征集工作不简单，不是你一开口人家就能写出稿子来。你首先要对征集对象的生平有个轮廓了解，根据你所需的史料，在重要关节上点一点，启发征集对象感到确实有事可写，值得一写，这样他才愿意给你写出来。

▲文史专员填写的稿件处理单

  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员们的任务逐渐转移到审稿方面。他们大都在原国民党营垒工作了几十年，比较了解其中的人、事内幕，因此，审阅相关稿件，具有局外人无法比的优势。按照财务规定，支付较大数额的稿酬要由社长签字。当我签字时，我发现有些稿子的扉页上写有密密麻麻的批注，如“这一部分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有史料价值”；“作者并无此经历，属于编写”；“这一段有出入，使用时应进一步核实”；“这是一份重稿”等。更令人惊奇的是，稿酬是分段按质计酬，然后全稿各部分相加而得出总金额。这生动地反映出专员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最使我钦佩的是董益三。他除了坚持这种评酬方法外，还坚持做审稿笔记，把他所审阅的稿件的要点摘记下来，他说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可以发现同类史料矛盾之处；第二，可以判断是否重稿；第三，可以为编目录索引写内容提要提供方便。文史办公室现存的1983年以前的目录索引，基本上是经董益三之手编成的。文史专员们在参与写稿、征稿、审稿、编稿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对历史的重温，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通过这些工作，结合学习、参政议政，进一步分清历史的大是大非，更具体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个时代真理。他们在新生之后，能够用笔杆为社会做出贡献，感到欣慰和光荣。许多人把文史工作看成是自己终生的事业，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做出了优异的成绩。1995年召开的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的盛会。在这次会议上，举办了政协文史资料图书回顾展，展出文史资料1000多辑，专题资料4000多种，共约16亿字。堪称文史资料精华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首发式也同时举行。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一些政协委员参观后留言：“资料珍贵，功德无量。”这是各级领导重视，社会各界热情支持，以及历届文史委员会和全体文史工作者，其中也包括了文史专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聚光灯下，在乐曲声中，同42位从事文史工作30年以上老同志领取荣誉证书的文史专员有李以劻、杨伯涛、沈醉、郑庭笈；同96位优秀文史工作者接受奖状、奖金的文史专员有文强、杨伯涛、沈醉。他们是20多位文史专员的代表，他们接受的荣誉，是社会对他们所作贡献的肯定。

  （本文编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34辑，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黄森，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