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两会期间，人民网联合中国政协文史馆推出系列策划《政协•往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政协文史馆，感受人民政协的时代印记。

 一、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与组织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当局打压民主人士，有的民主人士被软禁，甚至有人遭到暗杀，许多人转移到了香港，继续从事民主活动。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五一口号”

    1948年4月，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史称“五一口号”。“五一口号”的初稿，毛泽东亲手多处修改。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将第5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经新华社、《晋察冀日报》和《人民日报》等媒体发布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运筹和部署下，由中共香港分局秘密安排和护送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陆续北上奔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创建新中国。

    为了确保安全，先期北上的民主人士在登船前都经乔装改扮并分头行动，事前各个环节也经过仔细斟酌。比如蔡廷锴，是军人出身，他扮成了运货员。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先后有20多批1000余人北上解放区，其中有多位民主人士直接参与筹备新政协。【点击观看视频】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如何确定的？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成立了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

    筹备会专门通过报纸发出征稿启事。最终，共收到国旗图案设计稿2992幅，其中有38幅脱颖而出。

    很多设计者把象征长江、黄河的横线画到了国旗上，但有人说，黄线分割红地，就像国家被分裂了。所以，带有横线的样式都没有被采纳。

    经过层层筛选、分组讨论，最终，来自上海的曾联松，设计的“红地五星旗”受到众人瞩目：

    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每个小星都有一角指向大星的中央，并且围绕在大星的周围，以示团结。

    最终，这幅设计稿经过稍加修改，于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何是电影主题曲？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后，由第六小组负责草拟国歌的方案。当时，收到的国歌征稿虽然很多，但一时却难以选定。

    1949年9月25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一次座谈会上，第六小组的组长马叙伦提议用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暂时替代国歌。

    有人认为，这首歌大多数人都会唱，但歌词中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应该修改。周恩来则表示，用旧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了。

    最后，与会者一致赞同用这首歌暂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就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了。

    9月27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点击观看视频】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何时确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则是谷穗和齿轮，庄严富丽。那么，它是由谁设计、又是在什么时候确定的呢？

    1949年9月，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作出了关于国都、国旗、国歌、纪年四个重要决议，但并不包括国徽。原来，当时与会代表对应征的国徽图案都不太满意，毛泽东建议：国徽可以慢一点决定。

    开国大典之后，全国政协决定，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分别成立设计组，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著名美术家张仃各带一队，设计国徽。

    梁思成这一组的设计以玉璧为主体；而张仃这一组的图案则以天安门为主体。经过讨论，全国政协常委会采取主体为天安门的方案，并决定由梁思成完善方案设计。

    1950年6月1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国徽图案及说明。

    经清华大学营建系高庄调整后，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把此国徽图案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点击观看视频】

五、十月一日是如何确定为国庆节的？

    如果有人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天成立的？你十有八九会回答：1949年的10月1日。但事实上，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那10月1日又是什么日子呢？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日。那这一天又是如何被确定为“国庆节”的呢？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这就不得不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了。这次会议是在1949年10月9日召开的，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委员因病不能出席，于是他写了个很简约的提案：建议将10月1日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他把这个提案委托给鲁迅夫人许广平委员，让她带到会上。这个提议经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通过，并送交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自1950年起，以每年的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国庆节”。【点击观看视频】

六、宋庆龄北上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

    宋庆龄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她的一生热心妇女解放事业、少年儿童的教育福利事业。

    1949年6月，新政协会议正在筹备中，但宋庆龄还在上海。如果她缺席，那就太遗憾了。所以，中共中央委托邓颖超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并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

▲毛泽东的亲笔信

    毛泽东的书法功底很深，气势峻拔、豪迈潇洒，也习惯在文件上进行勾画。但这封给宋庆龄的信，连一个错字或墨点都没有，工整清晰，显然是经过认真誊抄的，这足以说明毛泽东对宋庆龄格外尊重。

▲周恩来的亲笔信

    周恩来给宋庆龄的这一封信也很有特点。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做事一向很谨慎，考虑得也很周全。他的手书大都整齐干净。而在给宋庆龄的这封信里，却改了一个字。信中“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的“略”字被改成了“谨”字，体现出更为郑重、恭谨的意思。一字之差，意味深长。

    这个修改是毛泽东亲手作出的。为了尊重毛泽东的修改，同时为了表达邀请宋庆龄北上的真挚之情，周恩来就这样将信原样送出了。另外，这两封信都用了“庆龄先生”这样的称呼，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的真诚和重视。

    1949年9月，宋庆龄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点击观看视频】

七、“五老火锅宴”的故事

    在中国政协文史馆里有⼀处还原场景：“五老火锅宴”。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79年1月17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他邀请五位原工商业知名人士：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座谈，中午还邀请他们⼀起吃火锅、涮羊肉。

    饭桌上，邓小平提出要吸引外资，希望原工商业者利用落实政策后的资金办私人企业。他说，“过去耽误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邓小平一席话，如同火锅宴上的炉火，点燃了五老的报国雄心。此后不久，荣毅仁就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就是今天的中信集团的前身。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发展个体工商业、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方针，我国民营经济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八、从“社会贤达”到“无党派人士”

    “五四”运动之后，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无党无派的知名人士就被称作“社会贤达”。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召开，郭沫若、莫德惠、王云五等九人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出席会议。

    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后，“社会贤达”出现分化。郭沫若等人反对内战，而莫德惠等人则依附于国民党，参加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和“国民政府”，败坏了社会贤达的声誉。

▲郭沫若等人响应“五一口号”

    1948年5月，郭沫若等人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通电时，使用了“无党无派”的称谓，以区别于旧政协的“社会贤达”。中共中央在随后复电时，正式使用“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

    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专门设立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位，郭沫若、李达等12人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出席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新一代无党派人士的出现，形成了多种称谓并存的情况。

    2005年，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对“无党派人士”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界定：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点击观看视频】

九、双周协商座谈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双周协商座谈会”作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重大制度创新，引起越来越大的社会关注。若追溯它的起源，可能要从新政协筹备时说起。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中共香港分局多次采取“双周座谈会”的形式，就新政协的性质、内容、参加人选与民主人士交换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政协发扬“双周座谈会”这一好的传统，在1950年9月21日，出台了《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使“双周座谈会”成为制度。人民政协各参加单位，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通过这个平台讨论时事、协商国是。从1950年到1966年，共召开了114次“双周座谈会”。文革开始后，双周座谈会随着人民政协工作的停止而中止。

    ▲1961年5月29日，全国政协召开第26次双周座谈会，座谈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2013年，全国政协恢复了这项制度。为了突出“协商”的特点，定名为“双周协商座谈会”。会议每次邀请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行业代表20多人进行协商，截至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召开，一共举办了95次。会议主题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

    比如，在2016年的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多位政协委员以“快递条例的制定”为题进行协商，顺丰总裁王卫作为企业家代表，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2016年1月21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第4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快递条例的制定”建言献策

    这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形成的信息专报，送到国务院相关部门。之后，国务院出台了《快递暂行条例》，规定快递员拒绝送货上门、泄露用户信息等行为将受到处罚。【点击观看视频】

十、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

    “末代皇帝”溥仪曾是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说到文史专员，就不能不提到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

    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当选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下午，全国政协举行茶话会，招待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

    周恩来在茶话会上表示，大家都经历过四个时期：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希望经历过四个时期的老人，能把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书写下来，将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人。周恩来还说，要用历史知识启发后代。为做好这项工作，全国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宋希濂、杜聿明、溥杰、溥仪(左起）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

    1961年，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成立。从这一年到2003年，全国政协陆续聘用了38名文史专员，其中20多人是经过特赦的战犯。“末代皇帝”溥仪，便是其中一位，根据他的自传编辑出版的《我的前半生》，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此外，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杜聿明，他曾是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在担任文史专员期间，写了《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等文史资料。

    60年来，文史资料工作硕果累累，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近现代史料库，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