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都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如何真正将金融打造成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听听委员们怎么说。

去年全国两会，围绕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很多来自企业的委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今年全国两会，再谈起金融话题，大家更愿意从金融如何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去探讨。

核心竞争力从哪里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委员们认为，这就需要以需求为导向，带动供给思维和结构“突围”，或者说是重新来分配市场蛋糕。

▲▲▲蛋糕怎么切，很有讲究

“我们一定要抓住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牛鼻子。”金融的核心竞争力，直接影响到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而这种核心竞争力的动力来源，除了改善结构，还有很多细节要优化。为了抛出这个话题供大家思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殷兴山在3月5日下午经济界小组会上率先按开了麦克风。

“结构的问题不能不提。”殷兴山表示这必须是放在前面说的话。原因是你能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看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二八现象”，但要改善这种结构，就要从多个方面加以考虑，或者把蛋糕切得更好。

什么应该补充进来？殷兴山认为需要类似于科创板这种能同时满足投资者和融资者的股权融资创新。

要优化的不止是融资结构，还有组织结构。殷兴山是“老银行”，在他看来，组织结构优化要强调精准度。大型银行要进一步为民营和小微企业提供服务，需要在改进内部组织架构、调整资源分配和绩效考核等方面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样才能形成一种为民营和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体制机制。同时，更要设立与之在“一个频道”上的金融组织：“比如，浙江省台州市先后成立了三家专门服务于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法人银行，这三家银行也是民营金融企业，让民营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不仅服务效果好，而且还探索出一些值得复制和推广的服务经验，我觉得这些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银行服务半径短，对企业各类信息相对了解，对民营和小微企业服务的覆盖面也比其他相关机构广，运营成本和风险控制也做得比较好，做到了商业上的可持续。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年来新成立的民营银行，也有做得不错的，比如新网银行、网商银行，他们都是用大数据发现长尾客户。我认为类似这样的民营银行，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当然，对民营银行的发展，也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还有一块需要切好的蛋糕是信贷结构。“这些年，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领域使用信贷资金比较多，在某种程度上对民营和小微企业获得贷款带来一定挤出效应，下一步，随着这两个领域的稳妥安排，金融机构应该把更多资源配置到民营和小微企业当中去，特别是一些具有创新和活力的民营制造业企业。”

▲▲▲“三缺”问题要格外关注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弥合供给端与需求端之间的扭曲。对此，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我国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有“三缺”：一缺长期资金，银行存款大量集中在1年期以下，但企业融资需求又希望钱用的时间能多一点；二缺投资风险性资产的风险性资金，大量储蓄需要低风险运作；三缺股权投资资金。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杨成长表示，中国金融结构原来是橄榄形的，中间的“大肚子”区域是银行，占比非常大，两头尖尖的是保险和证券市场。而有些国家的金融结构是哑铃型，保险市场规模较大，他们通过基金为实体企业投资，证券市场提供了长期的投资产品，中间的银行起到稳定作用。

“我认为，要解决‘三缺’问题，仅仅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还不够，应当加上快速发展保险市场，这样才能让长期资金和长期产品匹配上，两边哑铃一样重，银行未来的角色就是这二者间的连接器和稳定器。”杨成长谈得很形象。

▲▲▲供给侧的成本与动力问题不容忽视

不只是结构优化，供给侧成本和需求侧期待之间的鸿沟也必须得填平。

“都是服务企业，贷款50亿元和贷款5万元，银行成本是一样的，在这个游戏规则里，市场一定会自动选择服务大客户、忽略小客户。要么改变规则，让大银行服务小客户，就增加大银行的收益；要么利用行政手段。现在的问题，希望政策细化，需要深入调研，处于探索之中，大家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行政手段只能是一时的。但还是要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比如农民互助信用建设，这种互助最好不要理解为互保，后者出了问题恐怕会火烧连营，要明白金融服务实体企业还需要一个纬度，就是信用信息对称，农民之间的互助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面对本报记者的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信息部主任张野这样说。

李山委员：金融强国“三步走”

全国政协委员、丝路金融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山参与并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后金融业从起步到成长，到成为金融大国的过程。“金融市场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要加速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李山说，第一步，金融业要继续扩大开放，并在竞争中学习强国经验。

“中国人学习能力很强，但你没见过的东西怎么学呢？”李山用自己的切身亲历说明开放的重要性。上世纪90年代末，他从美国高盛投资银行辞职，回国追寻建立中国国际化投行的梦想。回国后，他发现内地的金融市场相对封闭，不允许外资进入证券业，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是唯一的中外合资投行。当时，A股市场是完全封闭的，内地券商没有与外资直接竞争的压力，处于比较舒适的状况，但从规模到专业水平都与国际投行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需要开放，要用压力来倒逼改革。”2001年，李山出任总部在香港的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后，迅速在上海建立中银国际证券公司，成为第一家在内地资本市场提供全面服务的境外投行，打破内地券商垄断，以具有国际特色的专业竞争促进了内地证券业的发展进步。

李山认为，我国金融业现在有了更强大的基础，具备进一步开放的条件，更应该坚持以开放促发展。“金融业是服务业，离不开本土化。我们有本土化服务的绝对优势，一定要有竞争的自信。”

“当竞争激发活力后，第二步，金融监管就要及时跟上。”李山说，金融是经营管理风险的行业，有风险才有回报，但要努力在风险中寻求和创造价值，而非创造危机，因此良好的市场和行业监管对于发展金融尤为重要。

此外，积极推动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也是金融强国的重要一步。李山举例说，货币是金融的核心，数字货币值得关注和研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币的国家，领先欧洲数百年。现在又出现了数字货币，全世界都刚起步，我们不能不研究，不参与，坐失先机。”李山表示，无论是发展本国经济还是参与世界经济竞争，金融与货币都是关键，因此我们要奋发努力，积极推动我国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王冬胜委员：“三道防线”要筑牢

全国政协委员、汇丰集团常务总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总裁王冬胜委员建议，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从基础做起，要从提升各种能力开始，并形成持续有效的机制。进一步完善企业公司治理制度、提高财务管理能力和债务管理水平，严守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王冬胜委员说，如果企业公司治理不规范、财务风险控制不严格、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就很容易进一步造成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也可能在资本市场形成违约，成为金融风险的源头。还要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管控风险和风险定价能力，强化其承担风险防范“第二道防线”的主体责任。

而金融监管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在宏观审慎监管和风险处置层面发挥关键性作用。

“过去一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在市场整顿、强化监管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王冬胜委员建议，今后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协调机制，重点关注跨行业、跨市场的风险点，严防局部风险传染、蔓延，发展成为系统性风险。同时，应避免“运动式”监管，确保监管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科学性。

骆沙鸣委员：“供应链金融”是个好办法

“泉州经济总量连续20年位居福建省首位，在民营企业占比高达95%~98%的情况下，2018年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仅为1.99%，这一成绩的取得与近年来泉州市出台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有直接关系。”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骆沙鸣说，尤其是泉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推广创新型金融产品，提高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和可得性，极大缓解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骆沙鸣解释说，供应链金融是指政府、银行、企业供应链环节的信息实现共享，将单个企业不可控风险转为供应链企业整体可控的风险，如采购原材料、消耗中间物品、企业用工、订单合同等信息，都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中，成为企业信用及银行发放贷款的依据。有了这些信息，当部分运转良好、征信良好的企业出现暂时性资金紧张时，政府就可为银行给企业发放贷款作担保。

民营企业除有形资产外，还会拥有商标、专利、知识产权、农产品地理标识等无形资产，银行会将企业这些无形资产进行质押来盘活资金。

再比如，当企业订单减少时，政府会支持企业签订能源合同以降低企业成本，即由第三方对企业进行技改，一是减少能耗，二是提高产品的优秀率。什么是能源合同？骆沙鸣以制鞋厂为例，制鞋厂的胶需要烤电，烤电技术的升级改造可在鞋厂免费情况下，交由第三方企业来做。升级改造后，如果原来电费为100万元，技改后电费降为60万元，那么节省下来40万元就可由第三方企业和制鞋厂分成，这样一来，制鞋厂既免费技改，又降低了能耗，还能有收益，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可谓是一举多得。

骆沙鸣说，在优化民企营商环境、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方面，他希望各地也能提供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让金融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好务。

阎峰委员：打造航母级头部券商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多年占据金融市场主导地位，间接融资比重大而直接融资比重小。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登上2003年汇金注资、不良资产剥离、股份制改造、上市、增发五大台阶后，资本实力不断增强，资产质量显著改善。但相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资本实力差距巨大、对比悬殊、发展滞后，这也给我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带来了困扰。”全国政协委员、国泰君安国际主席兼行政总裁阎峰表示，要让多层次资本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立新功，就要引导券商体系夯实自身发展基础。

阎峰提出，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券商在业务范围、资本规模、杠杆水平、融资成本、资产规模、客户基础与商业银行相比处于明显弱势，不仅严重制约证券公司服务大中型企业机构和高净值个人客户的能力，影响行业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较小的资本规模、过于严苛监管要求造成的过低杠杆水平、严苛的自营投资和做市交易限制已成券商发展短板，使其难以成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战略和价值投资者，难以成为资本市场稳定基石，在市场大幅动荡中难以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

“与境外欧美大型投行对比，我国头部券商资本同样实力悬殊。中信、国泰君安、海通、中金等公司资产规模仅为高盛、摩根斯坦利十分之一左右，资本规模仅为其四分之一左右，杠杆率仅为其三分之一左右。”阎峰说。

打铁还需自身硬。阎峰建议，相关部门可以考虑以社保基金、汇金、中投相结合方式，加大对国有大型头部券商资本投入，并高效组织落实，勇于大幅增资头部证券公司，夯实资本市场稳定基础。

“证券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金融稳定的微观基础。大幅增资头部券商决策，能够以资本市场的力量加大直接融资比重、有效扩大总体投资规模，实现脱虚向实、稳增长、稳就业、稳消费目标；从长远看，更为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和发展注入活力，为广大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和境外投资者吃下定心丸，真正把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防控金融风险的工作做到实处，打造系统重要性券商、构建资本市场稳定的四梁八柱，确保资本市场长治久安。”阎峰称。

吕红兵委员：以法治手段提升金融的核心竞争力

“金融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体现在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服务上，要有力量，这是金融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体现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要有力度，这是金融安全运行的关键。”如果说“不忘初心”，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国浩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吕红兵表示，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就是提升金融核心竞争力的“初心”。

去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时宣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3月1日，证监会发布并实施《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经证监会批准，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随之发布施行。

吕红兵表示，上述规范性规定分别以公司净利润、营业收入、现金流、投入研发占比等多项指标组合，设计了5套上市审核标准，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体现了以法治手段支持和保障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

同时，这些规则又明确了发行人作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应当依法披露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用法治手段对资本市场及上市企业进行规范，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可见，法治手段的作用既体现出证券市场对科创企业的包容性，又表明政府监管对科创企业的规范性，彰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化解风险的双重功能与双向目标。

宋鑫委员：调整黄金饰品税率实现“藏金于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鑫提出，从国内看，5%的黄金饰品消费税仅能征收到大型企业，而中小企业根本征收不到，造成了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不公平竞争；从国外看，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免征黄金饰品消费税。因此，建议调整黄金饰品消费税率，按照足金分类征收。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黄金加工国和黄金消费国，已基本形成了以黄金饰品、黄金投资品、黄金文化艺术品等多品类、集投资与消费于一体的大众黄金消费市场。

宋鑫介绍，征收消费税的初衷是适当限制贵重奢侈品类的消费需求，征税对象是高档消费品。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黄金及黄金饰品已成为大众消费品，当初确立黄金饰品消费税政策的基础已发生变化。

据了解，当今全球发达国家都从战略高度重视黄金储备和增强黄金控制力。发达的国家黄金储备约占其外汇储备的40%~70%，而我国仅为2%左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民间黄金储备是国家黄金储备的重要补充和基础，关键时刻能够帮助国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1997年，韩国国民自发捐献黄金，帮助国家度过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调整黄金饰品消费税，有利于推动民间黄金投资和消费，实现“藏金于民”。

为此，他建议：一是将黄金饰品中（足金类）产品的消费税税率由5%降为0；二是K金、镶嵌类（黄金部分）等黄金产品的消费税税率由目前的5%下调至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