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发展阶段有每个发展阶段的任务和目标。

如果用历史眼光看，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人口政策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从鼓励育龄妇女多生孩子争当“英雄母亲”，到长达40年确立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再到最近几年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的陆续出台，每个发展时期人口政策的制定，都有一个共同原则：立足于战略高点，为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与以往议题的“小”不同，10月26日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的议题——“中长期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大。选择“大题”协商议政，体现了人口政策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影响。

我国是有着13.9亿人的人口大国，“人口红利”是个并不陌生的词汇。在研究人口发展的全国政协委员贺丹口中，我国人口红利更是有着分类清晰的时间历程———

“从上世纪70年代至2010年，属于人口红利的前半期。这时期，计划生育和改革开放政策使我们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机遇，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利用，从而摆脱大面积贫困，实现了经济腾飞。”

“从2010年至2035年左右，属于人口红利后半期。这个阶段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劳动力成本升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恰如贺丹叙述那样，我国人口红利当前正处于“后半场”。

当前这一阶段的目标，无疑是实现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国家为此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完善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多样化手段指向的是一个共同的目的：劳动力人口提质增效。

经过前期多次调研和协商讨论，很多政协委员跳过了“该不该尽快提升人口数量”的争论，进入“如何以劳动力素质提升”替代“未来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务实探讨中。

会场内的各种声音，也渐渐聚拢到侧重于数量之外的人口素质上来。

尤其在王培安委员看来，提升劳动力素质更是“一本万利”之策：能够“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本强国……”其他委员也纷纷从改进职业教育、鼓励促进超龄劳动者就业等不同角度，提出对提升劳动力素质的建议和设想。

值得思考的是，在当前这个重要历史发展时期，在政协平台探讨“中长期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议题，有着“既能站得高，高处着眼；又不会站得远，人人都是亲历者，可以近处观察”的视角优势，同时，不以可行性作为衡量意见建议可否的唯一标准，政协讨论的过程，更多时候是对问题的研究过程，也是议政思路发散、开拓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