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钢简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董事长；祖籍革命老区江西吉安，1958年8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法学硕士。“我在经历这些改革的同时，也清晰地看到，中国金融改革始终在朝着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前进，中间无论遇到怎样的坎坷，目标方向从未改变。”

1996年10月，上海外滩刚刚入秋，一手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组建完成并正常运行后，肖钢踏上归程，回到秋意渐浓的北京，回到阔别了三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担任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看上去这只是一次平调，但回京不久，肖钢的身份就变为行长助理。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他进入人民银行党委，任党委委员，这一年肖钢39岁，距离他大学毕业到人民银行总行做实习生，已经过去了16年。

作为“文革”后第一届财经院校毕业生，由于时代需要，肖钢“幸运”到几乎没走一步弯路———从陈旧的课本里学到了最原始的金融知识；从欣逢盛世而略显亢奋的大学老师那里，听到了改革开放的抽象轮廓；在一个又一个基础而重要的岗位上磨砺自己；肖钢的职业生涯常常面临挑战。

广东之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刚刚回到北京的肖钢，凳子还没坐热，就以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兼广东分行行长的身份，再度南下，被派往我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损失最大的广东省，配合省委、省政府，以打赢这场金融风险遭遇战为工作目标。

肖钢的祖父开过钱庄，父亲在银行工作，现在很多人爱说“家学”这个词，而说起自己的从业生涯，肖钢认为家学倒也未必，总之他对于银根紧、挤兑这些代表着风险的词汇，印象格外深刻。

从事金融工作的人，经营的是风险，最害怕的，也是风险。

“外向型的企业保持高杠杆运行，向银行借了很多钱，环境好的时候，资金流动性没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遇到很大困难，资金链断裂，几乎每周都有城市信用社或者农村信用社发生危机，我们每天处理的都是这样的工作。”当时广东省金融业的实际情况，远比肖钢预想的要糟糕，以至于他每次去省里汇报情况时，都会带上一张广东省地市级金融机构的分布图，并把刚刚爆发风险的“雷区”用红色记号笔标出来，风险大的地方，红圈画得粗大一点，这样的图被复印出相应份数，被肖钢带进会议室。

“这张图谁看了谁皱眉头。”肖钢说，20年过去了，但对于当年亲历过这场金融危机的广东各级领导而言，这依旧是难忘的一课。从那之后，这些人充分理解了金融“不能出事”的原因，因为出了事，就是大事。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金融从业者仍然要深刻领会其中深意。

当时主持化解广东省金融风险的，是在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任上“临危受命”的王岐山，1997年，王岐山赶赴广东省，任分管金融工作的常务副省长。

“在当时的局面下，广东省化解金融风险的一个创举是，以地方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做担保，省政府向人民银行借款380亿元，这笔钱用来支付因金融机构倒闭而受影响的百姓存款。当然，有些金融机构之前给存款者许诺的高息，只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支付。”

很多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380亿元的人民银行借款如同广东金融的“救命钱”，后来，人民银行又向广州分行增拨了70亿元再贷款额度，专项用于解决人民银行自办地方金融机构的遗留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用这450亿元，不到一年时间内，广东省政府对147家城信社1063个分支机构，16家国投及14家办事处，国投下属48家证券营业部，以及843家农金会实施停业整顿。这是危机时刻“没有选择的选择”，却也是当机立断、化解危机的最佳方案——大刀阔斧地快刀斩乱麻。

“这也是在实践中被逼出来的办法，因为当时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关闭金融机构的法律不完善，既要果断处置风险，又要维护社会稳定，还要进一步规范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这是实事求是的选择，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成功的。”每每回忆到此，肖钢都会因当年广东省处置金融危机得当感到“得意”。而在配合广东省委、省政府打赢了这场攻坚战之后第二年，肖钢再度面临新的挑战。

央行实习生

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肖钢说，就是在人民银行的二十几年。

在这之前，赶上特殊年代，肖钢高中毕业后直接去了农村插队。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这是一代人记忆里最光辉的时刻，但好的记忆往往会被大脑多重美化，肖钢说，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没书，没老师，没电灯。更糟糕的是，虽然是高中毕业，但肖钢严重偏科，文科捡起来不算难，数学成了短板。即便是在辛苦劳动一天后点着煤油灯奋力苦读，肖钢自认为他的高考依然没有考好，关键的衡量标准是，没能读上当时人人都羡慕的中文系、历史系。

因为分数原因，肖钢被最后赶来招人的湖南财经学院阴差阳错地录取了。虽然爷爷开过钱庄，爸爸是银行职员，但肖钢自己并不想学财经，因为根本就不了解什么叫金融，一点学的兴趣也没有。

事实上，这个当时最后出现的“救命稻草”——湖南财经学院（现为湖南大学财经学院），还有一个别称叫做“财经黄埔”，这所学院始建于1958年，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一批高等财经院校之一，也是“文革”后第一批恢复招生的财经院校，同时期恢复招生的还有西南财大、陕西、湖北、江西财经学院。为了在十年浩劫后快速恢复中国的商品经济，同时为了给人才极度匮乏的各级财政、金融、商贸领域输送新鲜血液，这些院校的教师不舍昼夜。

历史总有重合。新中国成立前，中央组织部也曾在短时间内培训出了5.3万名干部，这些人为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社会的有效运转做出了重大贡献。

数学不好、英文零基础的肖钢，在金融系的日子，起初是不好过的，每次考试成绩也不尽如人意。另一个比较苦恼的事，是他和同学们时常觉得学习的教材太过陈旧。

但很快，肖钢和他的同学们的学习热情被学校外每天都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点燃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一个时代的新标签，虽然手里的课本还是那样的陈旧，但教师结合实际的举例教学，讲新闻讲正在发生的事情，迅速翻新了学生们对财经的认知。

至今，肖钢仍然记得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马克思、恩格斯对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原因的两条分析，这对当年的他触动尤其之大：“一是军事上没有攻下凡尔赛宫；二是没有获得法兰西银行的控制权。从那时我才明白，军事和金融对一个国家的稳定是同等重要的。”

肖钢也很庆幸，因为这所高校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央部属高校，这样的渊源，让他一毕业就直接进入到了中国金融业的“最高单位”——中国人民银行。

1981年，肖钢被分配到人民银行当实习生。几乎从同一时期开始，人民银行在此后的改革历程中，在剥离商业属性、担当中央银行职责、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促进经济发展、保持通货稳定、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业改革开放等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当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钱管家”，从这个角度说，肖钢不仅是见证者，更是亲历者。

实习生能经常看到行长吗？时至今日，人民银行里的“小鲜肉”同样认为这要看机缘，看你分到哪个部门。

37年前，实习生肖钢经常能看到行长，原因是他当时被分到人民银行办公厅政策研究处工作，在这个离领导最近的部门里做简报。

虽然自诩文艺青年，但刚到人民银行时，因为没摸清公文的写作门路，肖钢写的简报老处长根本看不上。因为抓不住要点，往往是他写了几页纸，最终能被留下几个字就算不错了，全盘被否是大概率事件，这时要么他重新写，要么处长自己写。

“这位老处长原来的工作单位是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对我们这些新人的文字要求特别高，一篇简报最多也就是个千字文，要用比较短的篇幅把问题说清，一开始总觉得字数压不下来，但训练得多了，就觉得这件事并不难做了。在后来的工作中，这一点还成为了我的强项。”肖钢一下子把话题拉到了眼前。

通胀猛于虎

实习转正，肖钢的行政级别是23级。编简报的工作干了两年多，突如其来的机会，把肖钢的身份从政策研究处科员变为了行长秘书，那一年是1983年。

当时的行长吕培俭是位“大笔杆子”，原来在财政部系统工作，干到了财政部常务副部长，之后到人民银行任行长。

三十几年过去了，肖钢对吕培俭的印象依旧深刻。在肖钢看来，吕培俭的人品令人钦佩：对党忠诚，勇于担当，一身正气，廉洁奉公，不占公家便宜，严格要求自己，为人低调谨慎；没有一丝官架子，平易近人；是个经历过战争和“文革”浩劫的老干部，是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吕培俭当时有意识地培养身边的年轻人，很多文件都放手让肖钢来写，再由他自己来改。一直到了1985年，吕培俭到审计署当审计长，肖钢又到审计署过渡了9个月。

从审计署回到人民银行，肖钢任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那是1985年。综合处负责全行发文的工作，还是和文字打交道，这样又干了两年，他被调到了资金司（后来改称货币政策司）任处长，这个司的主要任务是调控货币信贷。

“对货币调控机制的改革，现在回头看，就是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而我在从事货币政策工作时，见证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推出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开始，也见证了行政指令性确定贷款规模这一方式的终结。我在经历这些改革的同时，也清晰地看到，中国金融改革始终在朝着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前进，中间无论遇到怎样的坎坷，目标方向从未改变。”肖钢这样说。

1988年，国务委员李贵鲜兼任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到人民银行以后不久，人民银行就召开了分行行长例行会议，各个省的分行行长都要参加。按照惯例，总行行长在会议开始时作报告，会议结束时要做总结讲话。

眼看会议明天就要闭幕了，这个总结讲话该怎么做？作为写作班子中的一员，肖钢全程记录了这次会议上大家讨论的要点，据他回忆，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给写作班子开会，研究明天行长的总结讲话如何写，散会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

根据领导的意见，就一个晚上，稿子成型。文字简练，主题突出，有的放矢，受到李贵鲜行长的好评。后来，李贵鲜问刘鸿儒：这么专业的稿子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来？都有谁参与了写作？就这样，肖钢和几个年轻干部出现在了新任行长面前。

此后，人民银行成立政策研究室，31岁的“小肖”成为这个局级研究室里的一位年轻副主任。回忆起这样的职责安排，肖钢认为，这是组织的信任和培养，也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如果当时不新设局级机构，恐怕也轮不上自己。当然，在进入人民银行之后的七八年时间里，对于中国金融发生的历史变化，他是亲历者、参与者，一些通过基层调研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对他这位31岁的研究室副主任来说弥足珍贵。

“比如我们经历了几场刻骨铭心的通货膨胀。”至今忆起当年的通胀，肖钢特意加上了刻骨铭心几个字。

第一场通胀发生在1984年，也是肖钢女儿出生的那一年。那一年，货币发行过多，主要有农业丰收，农产品收购增加，市场交易扩大等正常因素，也有扩大职工工资基数，滥发奖金补贴和银行突击放款等不正常因素，加上财政赤字扩大，向央行透支超过计划等，多重因素导致了通胀。因此，1985年加强了货币信贷的控制。

在搞活经济的大目标下，1988年，经济再度热起来，通胀随之而来。和上一次表现不同，这次通胀不仅造成了银行挤兑，还出现了百姓抢购商品的情况。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们看到商店里连不会摆头的电风扇‘次品’都被抢购一空。当年人们对钞票贬值深感恐惧，存钱不如存物，即便抢了个不会摆头的电风扇，回去修修总还可以用。”这七八年的经历，使得肖钢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那就是中国要严防通胀，因为这对经济、社会、民心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通胀比较严重的时候，肖钢到一些地方调研，随处可见人们排队抢购商品和排队在银行取钱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保障现金供应，满足提款需求，稳定市场情绪，增强群众信心。

1990年以后，我国经济再次进入紧缩期，经济增速下滑，物价涨幅很小，需求不旺，经济从波峰到波谷，党中央一系列治理整顿工作也随即展开。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国发展商品经济才有了新的动力；紧接着，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这期间，1992年底，肖钢成为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人民银行政研室主任。

织就改革四张“大网”

到了1993年，我国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金融领域也出现乱拆借、乱集资、乱提高利率等金融乱象……为此，中央提出，要整顿金融秩序，深化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

从这时起，肖钢的工作岗位开始远离研究室，走向改革前台。1993年，我国决定外汇体制改革，这项工作于1994年开始实行。

“外汇体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最为重要的一次改革。当时的背景是，外贸进出口出现较大逆差，人民币贬值压力很大，官方汇率5.80元，但外汇调剂市场汇率跌到8.00元，个别地方跌到11.00元以上，黑市外汇买卖猖獗。原先是双重汇率制，市场分割，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因此改革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取消了汇率双轨制，建立统一的外汇市场，运用计算机网络，集中报价，集中交易，集中清算。”肖钢这样说。

1993年下半年，肖钢被紧急派往上海，在外滩边筹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银行调集各路人马，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自主开发的外汇交易系统，紧锣密鼓地完成了筹备工作，该中心于1994年正式运行，肖钢被任命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首任总经理。这是肖钢走向改革前台后织就的第一张“大网”！

在外汇交易联网的基础上，很快，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应运而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就是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这是肖钢亲身经历、亲自推动的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第二张“大网”！

时至今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运转顺畅，反响良好。但在当时，围绕我国是否要建立外汇交易的有形市场，业界其实有很大的争议。“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就没有外汇交易中心这样一个组织，而是由银行自主去询价来做。而从国情出发，我们没有分散来搞的条件，不能走欧美银行业那条路，而是采用集中有形市场模式，大大降低了交易的信用风险和清算风险，交易中心既服务于金融机构，又服务于央行调控和监管，央行每天都可以知道境内外汇交易情况，大大领先其他国家央行和国际监管组织。”回忆往事，肖钢历历在目。

在广东之役获胜之后，1998年，肖钢回到北京，出任人民银行副行长，此后五年，他干了两件事。

一件是推动中国银联成立。

上世纪90年代末的大商场，收银窗口一溜POS机是条奇异的风景线，其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银行卡不能用同一个POS机来刷单。面对这种情况，肖钢主抓实现银行卡联网，这也是他要织就的第三张“大网”，组织各家银行一起研究，最终成立银联公司。“我当时觉得，中国是个大国，人口多，刷卡支付潜力大，卡片不能小看，这是个产业，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银行卡品牌。”肖钢在当时的想法，现在看来依旧不落后。时至今日，在100多个国家消费支付，国人都可以刷银联卡。

回忆当初，肖钢还说起了一个不为圈外人所知的情况：“‘银联’这个品牌一开始被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使用过，后来我召集各商业银行开会，大家觉得这个品牌很不错，一致通过用银联这个品牌作为全国的品牌。”

第二件得意之事，是建设全国支付系统，这是肖钢推动织就的中国金融改革第四张“大网”。

为什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支付系统？“要解决企业和个人资金汇划效率的问题。比如，以前企业或个人汇款需要7天甚至半个月才能到账，现在，依托现代化支付系统可以做到1秒钟实时到账，这极大提高了全社会的资金使用效率，但前提是需要央行有一个支付系统与各商业银行连接，确保资金快速、高效、安全到账。央行一直在努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支付体系，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搞成。”肖钢解释说。

通过调查了解，肖钢发现，没搞成的主要症结不是工作不努力，也不是中国技术能力和财务能力存在问题。

“建设全国支付系统当时是世界银行给中国金融的援助项目之一，世界银行对此高度重视，当年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招标的，最终选中一家外国公司承包，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沟通不畅，项目就这样一直拖着。”这样的调研结论，令肖钢十分恼火。

“中国人自己做这件事不行吗？”带着这个疑问，肖钢又开始调研，他得到结论是完全没问题。

终于有一天，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肖钢，拿着自主推进项目的方案，上了人民银行的党委会议。

“我印象里，党委会是在一天晚上开的，这次会议专门听我汇报这个事。方案最终得到了当时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戴相龙和其他同志的大力支持，人民银行果断地中止了合作项目，改由国内团队接盘，利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开发，目的就是把进度、人才、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2003年，肖钢由人民银行副行长调任中国银行一把手时，这套系统尚未建成。几年后系统建成，人民银行专门为此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仪式，已经换了身份的肖钢，收到了一张特别的邀请函，虽然当时由于新任务在身，没能到现场，但肖钢说他依旧为收到这张邀请函而感动。

政声人去后。时至今日，谈及中国自主研发的支付系统，业界人士依旧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不仅助力了经济发展，为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捍卫了金融安全。

探索依旧在路上

2003年到2013年，肖钢说这十年他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在他看来，股份制改革是涉及产权制度的一次全新探索，说到底是现代化银行体制改革。时至今日，他仍然建言，中国银行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2013年，肖钢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直至2016年离开这一岗位。

对于中国股市的发展，他的思考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我在写一本书，书名还在想，有可能叫《化危为机》，主要是总结汲取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经验教训，探索深化中国股市的改革开放，这本书是我作为一个金融探索者，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献上的礼物。”你的改革建议是什么？面对记者的提问，肖钢说，答案要等到这本书出版时才能揭晓。

热爱文字，惜言如金的肖钢，没有给这场历时近两个小时的采访画上所谓“圆满”的句号。

而就在本次采访前，本报记者曾跟随政协调研组下基层，看到调研路上的肖钢认真、投入，便问起他对政协工作的感受。自称是政协一名新兵的肖钢思索了一下，给出这样的回答：“我国已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时代对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使命和要求，为适应新形势，要以‘高质量协商’为主题，研究探索实现的路径，方法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