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科学的成才观没有树立，比如受升学考试指挥棒的引导，还包括教师素质的提升问题、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问题以及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问题等。”22日上午，在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专题调研组召开的座谈会上，安徽省政府副省长王翠凤如是说。

合肥市，已经是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调研组进行专题调研的第三站。从北京到湖南再到安徽，“减负”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必须内外结合、综合治理、各方合作、共同努力才能推动解决，这已成为调研组的共识。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对此表示：“解决‘减负’问题确实复杂，教育观念转变、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升学考试制度改革等深层次问题的改善和解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对孩子们的‘减负’慢不得也等不得，能不能把现在该做的、能做的先做了，先治‘标’兼治‘本’？”

这一提议立即引起了委员们的热议。

“我认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和监管是现在必须马上着手的，大量没有资质的培训机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大量刷题，严重影响了学生们的身心成长，也给中小学的正常教学产生了负面影响。”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直言。

事实确实如此。以安徽省为例，全省各类校外培训机构5728家，80%以上校外培训机构未在教育行政部门办理许可证。校外培训机构审批门槛低，有的甚至没有经过审批，标准不统一，行为不规范，监管跟不上，在安全、授课教师资质、教学质量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很多培训机构的老师甚至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却拿着10倍于公立学校老师的薪水。钱从哪里来？都是通过高收费实现的。这一方面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影响到学校里任课的教师们的教学积极性，因此，对培训机构的管理一定要包括对收费的管控。”唐江澎说。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监管、评价都需要有相应的标准。没有标准就没有办法说哪个机构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哪个机构是应该取缔的对象，需要实施整改的也依据不足，因此，在国家层面或者地方层面出台相应的规范办法和机构设置标准十分必要。”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表示。

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看来，在相应的规范办法和机构设置标准出台之前，至少要有一个负面清单，即列出哪些事情是不允许培训机构做的。“只有这样才能对照整改，同时，明确平时的监管应由哪个部门负责，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等部门应该如何联合管控、执法也是当务之急。”

“在给校外培训机构做减法的同时，要给政府和学校做一些加法，让学校和政府在解决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上多参与，多出力。”袁贵仁认为，小学生在下午3点半放学以后无人看管是很多家长给孩子报课外辅导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学校可以依靠在校教师的力量，或者用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校外老师在3点半放学之后在校内开设免费的兴趣班或者举办社团活动等，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家长对课外培训机构的需求，也能大大缓解家长的焦虑。当然，这件事需要政府牵头，需要政府加大对学校的投入，也需要政府给公立学校更宽松的操作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开放教育学院院长戴立益也持相同观点。“与其让家长到校外找培训，还不如让孩子在校内进行培训，这样也能做到课内课外结合，疏堵结合。”

“无论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我们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立德树人都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千万不能忘了这一初心。明确了工作目标和工作方向之后，一件事一件事地去逐步推动、解决，一定会收到成效，要有耐心，也要有信心。”袁贵仁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