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教育、达标教育、永辉艺术、棒棒作文、博才英语……汽车在湖南省长沙市的街道穿梭，几乎不要几分钟，这样的辅导培训学校的五彩广告牌就会一个又一个映入眼帘。就算不是长沙，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机构或许不会减少，只会更多。

作为今年双周协商座谈会议题之一，23日，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专题调研组抵达湖南，开始就这个汇集了社会各界关注度的大问题、老问题进行调研。

众所周知，中小学生减负问题历经从几年前“课业负担过重”到如今“课外负担过重”的变化。一字之差，无论委员们还是教育工作者都有一个共识，今天的减负并不是要减去正常的课业负担，而是要减去大量高强度、超前的、重复机械的课外负担。

“我劝身边的朋友说，不要去课外培训，去培养孩子好的学习习惯就会受益终生。他们都说我说大话，家里就这一个孩子，不能冒任何风险。”面前摆着长沙市教育局的牌子，局长卢鸿鸣却强调是以一名37年教龄的老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发言。但就是这样一个老教育人的推心置腹的话，也不能改变自己朋友的观念，这让卢鸿鸣哭笑不得。

如果要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的问题，首先得治治家长的“焦虑症”。卢鸿鸣认为，“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有考试就会有焦虑，不考试又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适当焦虑是合理的，但过于焦虑必然会违背孩子的自然成长规律，这是要在孩子未来付出代价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恰好留意观察过这部分家长，他发现，现在拼命给孩子报辅导班的家长，基本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些家长本身就是通过艰苦奋斗走到今天，深知一路走来的不容易，也出于对自己中产阶级身份的不安全感，特别想要通过自己的孩子，继续维护甚至提升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

调研座谈中，几乎每一份职业的背后都有另外一个身份，家长。剖析家长的心理，似乎也是在剖析自己。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孩子的教育，大量时间金钱精力的投入是不是有效？能不能得到回报？是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似乎家长们并没有多想。

“其实不是不想，而是知道想也没有办法。”来自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王岱认为，现在的家长本身没有固定的教育理念，常常被一种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未知，以及来自各种不同教育理念的冲击，所挟裹和撕裂。从这个角度，似乎大量校外辅导机构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壮大，一定程度上是巧妙地“利用”了这种焦虑和需求。

卢鸿鸣则说的毫不客气，他认为，这些校外辅导培训机构为了盈利，不断给家长“洗脑”，引导家长对孩子的表现和成绩进行攀比和竞争，对增加孩子课外负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社会对课外辅导机构颇为诟病时，他们的心声又是什么？

“站在老百姓角度，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家长压力很大。我们提倡教育公平和均衡，但是老百姓需要优质教育，社会提倡普及大众教育，但家长们期望值都很高，需要精英教育。”24日调研组专门调研了长沙市民办培训机构，芙蓉区惟楚競才教育培训学校小学部校长龙星剑也是孩子的爸爸，他对一个家长曾经说过的话印象深刻，他说我的孩子可能是全社会千千万万个孩子中的普通一个，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孩子就是全部。“这些家长是真心希望能通过校外培训提升孩子的成绩和自信，不能通过一刀切的方式去忽视这个需求。”

在天心区棒棒作文培训学校校长徐蓓看来，规范的民办培训学校应该是对公办学校的有益补充，毕竟孩子素质各有不同，各自进步成长速度不同。培训学校的办学理念决定了这个学校是不是对孩子造成负担，有的培训学校是超前教育、超强度教育，当然会增加孩子的课外负担。“但如果是孩子真正感兴趣的事情，那绝对不会形成所谓的负担。”

调研还在继续，教育工作者、培训机构、家长和孩子，对“减负”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毋庸置疑，“减负”已经超出教育范畴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果仅从单一角度出发，或许各方初衷都有一定合理性。但用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的话说，这个社会现象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但中国有解决这些问题的优势，当下需要思考的是，哪些是现阶段必须解决的以及如何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