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根脉与灵魂。李瑞环同志曾经指出：“中国是一个文化遗产很丰富的国家，这既使我们引为自豪，也使我们感到责任重大。对待这些文化遗产，处理得好，会成为培育民族精神的珍贵养料；处理得不好，也会成为阻碍前进的沉重包袱。”对此，我深有感触。近年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将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建言献策作为履行职能的重要课题。十届政协三次会议期间，我们58名委员联名提交了《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由此掀起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的热潮。
结缘运河
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持续利用时间最久的运河，北起首都北京，南至浙江杭州，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蜿蜒流淌1794公里，成为贯通神州大地南北的大动脉，“至今千里赖通波”，谱写了一部雄浑壮丽的民族史诗。
京杭大运河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随着运河沿岸商品经济的繁荣，兴起了一批工商兴旺、商客云集、交易繁盛的运河城市，成为经济重镇。京杭大运河不仅作为水上航运通道承担了繁忙的运输任务，而且还发挥着防洪、灌溉、供水、旅游等多种综合效益，给运河两岸人民带来福祉，同时还产生了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运河文化，汇集了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对于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物质和精神遗产，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保护好、利用好、发展好。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大运河的传统运输功能逐步衰弱，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日益遭到破坏。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加大保护力度，大运河的历史遗存、风光景物、自然生态就会破坏殆尽，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我生活和工作在杭州。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起点，运河是哺育杭州成长的“母亲河”、维系城市兴衰的“生命河”。杭州因河而生、由河而兴，大运河水系犹如丝丝血脉，滋润着杭州这座城市，成就了“钱塘自古繁华”的千古绝唱。当地人民群众对大运河怀有深厚的感情。早在2001年5月11日，我在杭州市调研时就提出：“杭州不仅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西湖文化，使这个亮点更亮，而且要拓宽思路，重视运河文化的建设，使其尽快成为杭州新的文化亮点，新的文化知名品牌。”2002年初，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就作出了实施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的决策和部署，专门成立了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进行小河直街等改造工程，同时兴建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杭州还是大运河文化节的发起城市，2002年举办了首届京杭大运河文化节。
酝酿选题
2005年是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周年。1985年，四位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联名提案，呼吁中国加入该《公约》。提案提交之后，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当年12月批准中国加入《公约》。2005年12月22日，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联合有关部委共同举办“中国保护世界遗产走过20年”纪念座谈会，邀请当年四位提案人（侯仁之先生由长子代表）、文博界著名专家学者和部分遗产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上，罗老提到，大运河与长城一样，是我国古代创造的伟大工程，历史文化价值相当高，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非常丰富。长城早在1987年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大运河因种种原因，一直与世界遗产无缘。为了促进大运河的“申遗”工作，一周前他和郑孝燮先生和来自杭州的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联名给运河沿线城市市长写了一封信，呼吁加快大运河在申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遗产领域的工作进程。罗老怀着深深的政协情结提出，全国政协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希望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在推动大运河“申遗”方面再做些工作。
在这之后，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会议把“运河沿岸的历史遗迹保护”等三个选题，作为2006年委员会的调研题目。1月初，在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委员们对大运河这一选题产生浓厚兴趣，许多委员当下就表示要参加考察。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大运河保护与“申遗”专题调研被列入本委员会2006年工作计划。
精心策划
回杭后，我将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调研计划向杭州市的有关同志作了介绍，引起市委、市政府、市政协的高度重视。
2006年“两会”前夕的2月27日，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集小型座谈会，由我出面，邀请杭州市政协主席虞荣仁、副主席俞国庆，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总指挥陈述，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等商谈京杭大运河考察调研活动安排事项。大家谈到，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京杭运河沿线20个城市，以及文物、建设、水利、交通、环保等多个部门，需要各个城市、各个部门统一认识、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做好大运河的保护工作，才能取得“申遗”成功。人民政协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深入调研，大造声势，唤起全社会对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关注和支持。《人民日报》主任记者齐欣转达罗老的建议，请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提一个关于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提案，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关注。杭州的同志希望，考察调研活动结束后，在杭州举办高层论坛。最后商定，由我牵头起草提案，在“两会”期间提交；5月中旬组织考察活动，邀请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团长，本委员会委员和相关领域的专家、运河沿线省级政协文史委员会负责人参加；5月22日在杭州举行研讨会，邀请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并讲话，考察团成员和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运河沿线城市市长参加，由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杭州市承办。
提案先行
座谈会之后，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在紧张的大会会务工作当中起草了《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3月5日，提案初稿送给我，内容和文字都还不错，我作了一点文字修改就定稿了。3月6日，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带上提案兵分两路征求委员签名，一路到本委员会委员较多的社科界和文艺界驻地——华润饭店，一路到新闻出版界驻地——中协宾馆和省、市政协主席集中的中共和特邀界驻地——友谊宾馆。我所在的中共组，集中了京杭大运河沿线的省政协主席，有几位我们还很熟悉。当办公室同志请各位主席签名时，大家都深感政协搞这个题目，对推动运河的保护和沿线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当天恰逢小组讨论，当办公室的同志找到本委员会委员签名时，其他委员也对大运河“申遗”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要求签名。短短半天，签名的委员达58位，其中有大运河沿线省、直辖市政协的现任主席及原主席，有国家文物局前后两任局长，还有社科界、文艺界的名人。3月10日，新华社发出消息《京杭大运河堪比长城，委员呼吁“抢救性保护”》。
关于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提案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在社会上特别是运河城市引起强烈的反响。3月17日至22日，受我们委员会的委托，郑老、罗老和朱炳仁同志先期到杭州和扬州调研。两市市委书记王国平和季建业先后会见了他们，一起畅谈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大计。
“两会”之后，我回到杭州，王国平同志陪同我乘船考察了京杭运河杭州段，杭州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指挥部的负责同志又专题向我汇报了一期工程进展情况。
运河之旅
2006年5月12日，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筹划和准备，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启动仪式在首都博物馆中央大厅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北京市政协的负责同志，以及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全体成员出席。刘淇同志、陈奎元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为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纪念标揭幕。
冒着霏霏细雨，陈奎元副主席率领考察团一行68人踏上京杭大运河考察之旅。在这支队伍中，有历史、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水利、城建等领域的专家，还有热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政协委员。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文物专家谢辰生、罗哲文和水利史专家陈桥驿，已是80多岁高龄，不顾旅途劳顿，即使河堤坡陡、道路泥泞，仍然深入实地，寻根问底。
我还了解到，已届九十高龄的郑孝燮先生，本是考察团成员。活动启动前一天下午，郑老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由于兴奋和劳累，采访结束后不久即感到身体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一夜，耄耋之年的郑老醒过来的心愿竟是“希望能和大家在天津会合” ！
董必武同志的女儿董良翬委员，在通州考察时因雨天路滑不慎扭伤了脚腕，行至天津伤情十分厉害，但她坚持要走完全程，并几次谢绝当地陪同人员要她坐轮椅的好意。后半程，脚伤好转多了，董委员就借助一支“留作纪念”的拐杖，行走在考察队伍当中，被人称之为更像是“董老”。
一路走来，还有许多感人的事情。考察团成员看到济宁以北运河断流，北方群众企盼运河通航，十分想了解南水北调工程与运河的关系。行程后期赶到嘉兴，吃过晚饭已近晚9点，考察团请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原副总工程师韩亦方介绍东线工程规划情况。会议室内热气腾腾，讲解者一丝不苟，听讲者聚精会神，不时有人提出问题，韩总工一一耐心解答。
考察团历经10天，行程2500多公里，对6省（直辖市）18个城市、30余个县区的各个运河河段进行了考察，获取了丰富的感性认识，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考察团所到之处，得到了当地党政领导及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省长吕祖善，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省政协主席出面会见考察团全体同志。各个运河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也都陪同考察，介绍情况。扬州市委书记季建业对于考察团到扬州考察运河，心情很激动、很兴奋，以至把自己介绍成为副书记，使得会场气氛更加活跃、轻松。
考察团有14位随团记者，分别来自中央和杭州的新闻单位。他们白天参加考察、采访，晚上还要忙着发稿。行程安排很紧，记者的工作更显得紧张。第一站在北京朝阳门的南新仓，这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还在采访市文物局局长；那边，考察团的车队已经出发直奔通州了。时值初夏，南方气温闷热，晚上吃过晚饭，记者们回到房间，男记者便赤膊上阵，敲电脑，发稿。在10多天的时间里，人民网、人民政协报、杭州电视台、钱江晚报等媒体天天有来自考察团的消息。
聚首杭州
5月22日，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在杭州隆重召开。考察团成员、有关部委负责同志、6个省（直辖市）的政协分管副主席、18个城市的市长或分管副市长和政协主席等近200人出席。陈奎元副主席在致辞时指出，运河沿岸城市为大运河遗产保护做了大量工作，在发掘运河文化遗产内涵方面创造了新鲜经验。大运河“申遗”工作任重道远，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切实把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变成加强大运河保护与管理的过程，推动大运河遗产的整体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杭州市市委书记王国平、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王家瑜、扬州市市长王燕文、淮安市市长樊金龙等18个城市的领导同志介绍了各自城市运河段的现状及保护工作的情况。苏州市没有提交发言稿，会议也就没有安排发言。但前来参会的苏州市政协主席冯瑞渡，被会场气氛感染，找到会务组，要求安排苏州发言。镇江市副市长王萍在发言中讲到，“申遗”的目的是更好地保护大运河这一文化遗产，只有我们扎扎实实把大运河保护好了，“申遗”的道路自然也平坦了。她的观点成为与会者的共识。
专家们从各自研究领域的角度，结合考察中的感受，阐述了如何做好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既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同志，予以这次活动全力的支持。在5月11日组团会上，他亲自作了情况介绍。杭州三天研讨会，他带病参加了全部活动，并在闭幕会上代表国家文物局作了重要发言。两院院士吴良镛、周干峙因另有安排，没有参加运河全程考察，专门来杭参加研讨会。他们的发言言简意赅，充分肯定了大运河的历史作用，结合我国经济建设面临的新形势，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大运河“申遗”提出具体建议。
会议期间，大家考察了杭州段运河，对大运河保护和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识，感受，思考，汇集起来，达成共识，就有了会议的重要成果和收获——《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
再掀热潮
2007年3月的政协大会，是十届全国政协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关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议题成为委员和媒体关注的热点。
会议期间，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和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局向全体政协委员赠阅了《京杭大运河2006》一书，，该书全景式记录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在2006年所走过的道路。在全国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下，3月11日上午我代表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作了《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的大会发言，指出：“长城是凝固的历史，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在长城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并得到初步有效保护的今天，我们要加倍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工作。京杭大运河不仅是一条积淀丰厚的文化遗产长廊，更是一条活着的、流动的、发展的文化经济黄金通道。切实保护好京杭大运河，不仅具有丰硕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当场作出批示：关于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建议值得高度重视。请作分析，将现在就能做的工作先做起来，对长远的、涉及面广的问题可在深入研究论证后逐项解决。3月11日下午，“两会”新闻组专门安排了一场“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会场作了精心布置，介绍考察团活动的展板并排摆放在进门处，《古运回望图》百米长卷展开平放在长条桌上，京杭大运河地图矗立在大红会标旁边，电视屏幕播放着全国政协考察大运河的纪录片。大会新闻组组长、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李仁臣宣布采访开始后，单霁翔委员首先介绍了大运河“申遗”的背景，接着由我介绍了全国政协参与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的情况。随后，记者踊跃提问，我、单霁翔、舒乙、刘庆柱轮番答问，现场气氛活跃、热烈。我还清楚地记得，集体采访是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的，很巧的是，悬挂“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集体采访会标的背后，是一幅描绘“金山岭长城”的巨幅油画。我当时就在想，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两项伟大工程，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和缩影，要像保护长城那样保护好大运河，这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天晚上，陈奎元副主席还会见了运河沿线八省（直辖市）政协主席，商谈进一步推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工作。
今天，在社会各方面的努力下，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我作为一名老政协委员感到十分欣慰。
注：本文将收录于由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编，新世界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情系国计民生——政协提案的故事（丛书）》第4辑或第5辑中。
（刘枫系第十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