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在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常委陈锡文为2016年国家对东北四省区玉米实行的“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政策点赞：“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合理调减，农民获得了一定财政补贴，更重要的是取消玉米政府定价后，活跃了多元化的粮食收储主体，调动了加工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明显缩小了我国玉米与进口玉米的价格差距。”
在王国发等委员为东北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取得成绩而欣慰的同时，他们也为“小麦和稻谷的状况仍未改观”而担忧。他们认为，当前，作为口粮的麦稻改革是粮食定价机制改革的重点，那么又有哪些玉米定价改革的经验值得麦稻价改借鉴呢？
陈锡文呼吁“加快推进小麦和稻谷定价机制、补贴政策和收储体制改革”“激活多元化的市场购销主体”，对引导农民生产优质麦、稻的加工企业和市场化购销主体保障必要的信贷资金，搞活麦、稻市场，引导农民推进麦、稻生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提高我国粮食产业的整体效益和竞争力。
“实践证明，理顺农产品价格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只有引入市场机制，才能实现农业的降成本、去库存、调结构、上水平。”杜鹰委员建议按照“保留框架、增加弹性”的思路深化小麦、稻谷价改。为什么要保留最低收购价框架？他解释说：“小麦稻谷是口粮，重要性程度高，且可替代性差，生产又高度分散，把价格放开单靠补贴是难以稳定生产者预期的，有必要保留价格托底政策。”所谓增加弹性，则指的是定价水平应尽量贴近市场。
薛亮委员认为，当前对麦、稻等主食粮食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改革十分紧迫，条件也已成熟。他为此建议：对麦、稻等主食粮食，可以设计用2-3年时间，实现“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到位，消除对市场的扭曲。同时呼吁“改革实行市场定价的同时，同步配套出台对种粮农民相应的收益补贴，收益补贴应综合考虑种粮成本上升和市场价差等因素，政策上对农民的收益应当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