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 驱动下载
搜 索
当前位置:首页 > 委员风采

吴先宁:中国式的“有事好商量”

中国政协网    www.cppcc.gov.cn    日期:2017-10-24    来源:人民政协报
字号:[][][]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吴先宁简介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原部长,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吴先宁后来接触到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由想起:“生产队里大一点的事,都是这么一百来号人一块商量着办,大家的事大家一起商量”。其实,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

 

在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宣传部原部长吴先宁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商量随时随地都可能上演,小到夫妻间的相处,大到一国政治,都离不开协商二字。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起源于协商,因此,协商民主有着极为深刻的文化基础和社会根源。

 

随即,他又掉头反问:“什么是政治?”

 

“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援引孙中山的这句名言进行自我解答,不由令人想到他25年民革中央机关工作的背景。

 

眼前的吴先宁个子瘦高,眼光犀利,一开口,浙江诸暨口音却将尾音音节拖长了一拍,如同在和你商量着说话。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0月18日上午,吴先宁在收看中共十九大开幕会的电视实况直播,听到这句话时,不由想起他熟读过的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语言和精神。

 

用罢“显微镜”,又使上“望远镜”

 

民革全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1日,由李济深、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等创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成员,通过参加人民政权和人民政协的工作,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不断实现。

 

吴先宁1992年来到民革中央机关。机关周围三公里内,就是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王府井商圈、景山公园、中国美术馆、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书店这些响当当的场所,但吴先宁却喜欢出门坐地铁,问他理由,他抛过来一句无可辩驳的解释:“我是农民嘛。”

 

他的青少年时代都在浙江诸暨一个村里度过。起初,吴先宁是被迫跟随父母下放,渐渐地,他开始从骨子里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即便后来考上大学,参加工作,继续读硕、读博,他还是骄傲地称自己为“农家读书人”。

 

“农村是回不去了。”描绘起耕读的理想生活,吴先宁不免有种怅然感,但因为承袭了劳动者勤劳自理的美德,他总能找到提升普通生活品质的“法门”:无论做饭还是泡茶,吴先宁都喜欢自己动手,研习其中的技艺。

 

对吴先宁来说,10年农村经历虽然饱蘸着劳作的苦累,但精神上却收获颇丰。务农的10年里,吴先宁当过生产队队长,掌管这么一个有着30多户人家、120多口人,且有田有山的生产单位,他觉得,没什么比这个工作更能从微观角度了解中国了。

 

吴先宁后来接触到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由想起:“生产队里大一点的事,都是这么一百来号人一块商量着办,大家的事大家一起商量”。其实,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

 

曾有人剖析过,人在基层时的视角是“显微镜”。那么,做过生产队队长的吴先宁,到了民革中央机关后,站在更高的视域看问题,好比使上了“望远镜”,他会用得惯吗?

 

不顺平流,偏爱陡峭处

 

“天还没亮就起来,我妈给做好了饭,我匆匆吃了以后再拿出一个铝饭盒装上剩下的饭和菜,作为午饭带到考场中午吃。一个人提着饭盒步行十六七公里,从晨光熹微走到朝阳满天,来到考场大概还不到八点钟。此时校门紧闭,考生还不能进去,于是就在学校围墙外面找个合适的地儿靠墙坐下,再看会儿带去的书。”吴先宁回忆起当年高考时的情景说。

 

“上午考完,把带去的午饭吃了,吃完饭觉得口渴,又没处喝水,就在学校的围墙外转啊转,忽见一处池塘,水也还干净,就用饭盒舀了水,咕咚咕咚喝足了,下午继续考。一共考了两天半,都是这样。”

 

慢悠悠、悠哉哉的吴先宁甚少慌张。即便年少时,也是如此。在忆述1978年参加改变人生际遇的高考情形时,仿佛一个悠游不羁的农村青年站立眼前。

 

而进了考场坐在桌前,吴先宁只剩下满满的兴奋好奇,“试卷里面究竟会是什么题目?”于他而言,考试带来的多是智力遇到挑战的兴奋之感。

 

于今观之,这与他个性有关,做事并不追求完完全全投身其中,时不时抽身事外冷眼观之,以求逐其本根,人过中年之后,越发显著。

 

因此,在吴先宁两届政协委员10年履职期间,他并不热衷于每年刷新履职的数量累积,而是“细水长流”地以参加两三次调研、提交两三件提案的年速度“克制”履职。尽管他的提案如关于尘肺病农民工救治的系列提案、关于纪念孙中山诞辰的提案等都有不错成效,但其更多的注意力,则放在政协协商平台本身。

 

“我研究这个平台本身,研究政协的制度,程序运作的状况,怎么样更好体现政协的协商精神。”这些年来,吴先宁不甘于平流前进,他为自己设置了新的障碍,不断重温少年时智力遇到挑战时的兴奋之感,为此,他做研究,写文章,希望提出问题,并回答这些问题。

 

全国政协提案委也很重视发挥委员的作用,“提案文件的起草、修订大都会让我们参与。”10年间,作为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的吴先宁参加过《提案工作条例》的修订,《优秀提案评选办法》、《提案审查工作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起草。

 

“语言必须精准。”吴先宁判断一篇文章的优劣,最看重语言。但语言推敲最为费神。为此,从写博士论文开始,他就养成了写作时必定抽烟的习惯,以换取头脑清醒。当然,他也知道抽烟有害健康。

 

在文字的比对和分寸的把握间,吴先宁回顾政协提案工作60多年的历史,发现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机制创新设计,都以增强实效性为目的,力求把增强实效性体现在每一项制度程序设计中。

 

游走于实践操作和理论研究,吴先宁意识到,协商民主的协商是一个连续的、广泛的、多层面的过程,无论是在提案办理、还是小组讨论等协商形式中,单单以“得到落实”衡量实效性,实在是远远不够。

 

于山重水复间觅新路

 

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明观点,是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

 

2013年3月8日下午,在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此举行第三场记者会,吴先宁作为受邀委员之一,就“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等问题接受中外记者采访。台上一水儿西装笔挺,台下闪光灯闪烁。

 

当中国统一战线杂志社记者提问后,吴先宁讲出:“……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效果来看,协商实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得到落实,二是受到重视,三是引起关注……”这个观点,对不了解政协参政议政的人来说可能并无深意,但对政协人来说,这相当于开启了一个看待协商民主实效性的新视域。

 

在吴先宁的最新一篇文章里,“达致共识”“引起关注”“形成议题”是他观照和判断协商实效性的三个维度。把一件提案“是否得到采纳”,扩展为“是否引起关注”、“是否形成议题”等,当作提案工作创新的主导理念,具体研究提案工作机制程序在增强协商实效性方面的切入点。

 

基于这一认知,他今年的一件提案,就是建议人大常委会尽快把《协商程序法》的立法,列入人大的立法规划,以期为七大协商渠道提供一套基本的、普遍使用的协商程序。

 

“越是充分协商,越能充分实效。”吴先宁觉得,充分协商就是协商各方反复对话,反复讨论,讨论得越深入越细越好,对话越充分彼此越理解,越是能尽可能达成共识。

 

吴先宁举了一个“引起关注”的例子:曾经全国政协提过一批同类主题的提案,虽然意见并未被决策部门采纳,但委员提案中提到的生态问题、资金问题等引起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广泛热议,得到决策部门的重视,对原来方案做了重新研究和论证,使方案的作用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

 

现在,“申遗”是一个“热”话题。但是在1985年时,没有多少中国人关注它。

 

当时,全国政协委员、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等专家提出提案,“我国应尽早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并准备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以利于我国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和保护,加强我国在国际文化合作事业中的地位”。那时,多数人还认识不到“申遗”的价值;甚至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联合国专家来与国内几个文化遗产项目所在地的市长见面时,一度遭到“婉谢”。

 

“由于这件提案的提出和报道,逐渐形成一个在相当广泛范围内谈论的议题。”吴先宁说,“申遗”的一“冷”一“热”间,恰好是提案“形成议题”发挥了升温作用。

 

毓灵秀热忱于一体的历史根基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吴先宁出其不意地背诵出毛泽东的这篇《纪念白求恩》的开头,竟一字不差!

 

“这是七八岁背诵过的文章,就像刻在脑子里了。”人的成长就像一棵树,早年汲取的风光雨露,会注入其中形成养分,不断地提供给以后的生长。

 

“人性是从动物性到神性两者的不断提升。”曾到过白求恩的加拿大故居参观过的吴先宁觉得,如果从这个说法去认识白求恩,“他身上更多的是神性。”而这样的神性集合体,在中国人身上体现得更多,其中,作为浙江人,他更认同自己家乡的地域风格和人文精神。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的浙江同乡秋瑾身为一介女流,以铮铮铁骨令人生敬。在写作《秋瑾传》时,吴先宁发现,秋瑾赴日留学的学校恰好与孙中山的同盟会举行筹备会议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遥想一百多年前两人的相识过程,想到秋瑾慨然赴死的从容,吴先宁感慨:“在当时痛感民族沉沦、期望革新的爱国者眼里,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感召不啻暗夜里的火炬。”

 

“1905年冬天,从上海驶往法国巴黎的一艘轮船上,湖州丝绸巨贾之子张静江结识了孙先生,心生仰慕,当即留下地址并相约通电暗号。两年后,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枯竭,孙中山无奈之际试着给张静江发去只写了一个C字的电文。”

 

“A为1万元,B为2万元,C为3万元,D为4万元。E为5万元。数日后果真有3万法郎从巴黎汇到,顿解燃眉之急。后来孙中山为筹集广东及云南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又先后以A字和E字致电张静江,都如数得到资助。”这是吴先宁所讲述的一位浙籍名士张静江追随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近乎传奇的故事。

 

浙江在很多人眼中是缠绵悱恻的温柔乡,通过孙中山研究发见中国近代历史的吴先宁,更愿意视自己的家乡为一块沉勇坚毅、志士辈出的不凡之地。

 

受地缘特点影响,一百年后,浙籍人吴先宁投身到民革中央的孙中山研究中。1984年成立的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专注于组织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学术研究,广泛联系港澳台及海外孙中山研究机构,并且注重孙中山的著作、图片、文献及有关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我们今天研究孙中山,可以清晰见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脉络。”在吴先宁看来,认识百多年来从“振兴中华”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有助于激发我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目标作出每个人自己的贡献。基于这一认知,2016年政协会议他的一件提案,就是建议以此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主题。

 

在今天,孙中山“振兴中华”的号吁正渐渐实现,一个新时代来临了!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十九大报告中,把协商民主作为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略提出着实令吴先宁振奋不已。他透露,现在正在写一本有关协商民主基础理论的书,希望能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起一点作用,也作为自己甲子之年的纪念之作。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