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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客观公正的科技评价体系
——全国政协“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科技评价体系”双周协商座谈会综述

中国政协网    www.cppcc.gov.cn    日期:2017-09-08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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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多年间,科技评价工作对于我国科技工作努力追赶世界水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科技评价标准应随之变化。面对全面提高科研工作质量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要求,如何建立客观公正的科技评价体系以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效益,显得至关重要。

 

9月7日下午,由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的全国政协第73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如期举行。20位来自全国各地相关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与中组部、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等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一起,就“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科技评价体系”主题,坦诚交流,直抒胸臆。

 

与会代表认为,当前,科技评价工作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一些单位科技评价标准单一、简单量化,对不同科研活动、不同类型科技人员尚未做到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论文、专利、人才称号等数量指标的权重过大;尚未建立有效的评价信息和结果共享机制,在部分地方和单位一定程度上存在评价过多、过频,造成科研人员“疲于应付”的现象;评价与岗位、薪酬、评奖、申请项目、落户等物质化待遇直接挂钩过多,评价结果的福利化、终身化现象尚未完全去除;高校和科研机构等用人单位反映评价自主权不足,高级职称评价权由主管部门、人事部门审批甚至直接组织评审,评价与使用脱节,评价主体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等,这些问题亟待通过深化改革予以破解。

 

追寻科学的评价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刘永是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拥有30多年前沿科学研究经历的他既是科研人员,又是管理者。6月5日,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走访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期间,刘永结合我国参与国际热核实验堆计划实践,谈到了他对原始创新研究需要长期稳定支持的体会与建议。

 

“我国科技要实现领跑,就需要在很多关键领域通过原始创新取得突破。我们要遵循科学规律,立足‘三个面向’,充分发挥体制优势,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刘永说。

 

这只是专题调研组走访期间的一个片段。事实上,针对优化创新环境和改革科技评价体系,许多政协委员都曾以提案或发言等形式提出过意见建议。尤其在全国两会上,关于科技评价体系、科技界诚信制度的建言献策更不在少数。今年年初,全国政协制定本年度协商工作计划时,“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科技评价体系”便被列为重点协商议题之一。

 

“我们希望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召开座谈会,进行充分研讨,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形成调研成果。”参与组织和承办此次座谈会的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丛兵坦言,为了座谈会的客观、务实和全面,为了让不同的声音在政协的平台上“协商”,调研组在“了解真实情况”上下足了功夫。

 

此前,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还联合中科院相关院士咨询课题组,走访教育部、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先后组织了6次专题调研座谈。

 

5月末的上海,已是烈日炎炎,热浪滚滚。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里,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晓光率领调研组成员,仔细询问创新研发药物的占比和进度。

 

四川是调研组在国内调研的第二站。率队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说,四川拥有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在科技评价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很好的探索和实践,为进一步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科技评价体系积累了经验。

 

其实,更重要的是,上海、四川两地高校、科研机构在优化创新环境的探索中,形成了一些关于改革现行科技评价体系的经验和思考,为调研组提供了内容丰富的“样本”。

 

对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的调研情况以及当前全国科技评价体系现状进行梳理整合分析后,调研组见缝插针,连续召开多场座谈会,让委员们与高校学生、科研人员进行了多次“非正式会晤”,就创新环境和评价机制进行再探讨、再推敲。

 

“一个科学、有效的科技评价体系应当有利于营造充满活力、不断创新的学术氛围,引领科技工作者潜心科研。”全国政协委员陈小娅如是说。

 

科技评价体系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或多或少的普遍性问题,但每个国家的制度和处理方式各有不同。在与美国科研机构同行们进行的座谈讨论中,全国政协常委程津培抓住每一个机会,就自己关心的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我国现有的人才计划之多和同类人员待遇差异之大全球独一无二。虽能见短期功效,但违背人才成长和使用规律,现已朝弊大于利的方向异化,这是调研中反映最突出的问题。”程津培说,他希望有关部门认真研判问题的利弊,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应调整。

 

“唯论文”倾向愈演愈烈

 

原本作为科学文献及引文的检索系统,现如今却成为我国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指挥棒。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出现令科技工作者爱恨交加,欲罢不能。

 

究其原因,SCI论文及其影响指数不仅已经成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评价指标,评估机构在评价单位、个人的研究水平时,往往重点关注发表论文的SCI影响指数及其数量,甚至“许多单位对发表SCI论文仍然有相应的奖励政策”。

 

“论文和产品是工程学科同等重要的两类产出。论文是对知识创新的表达,产品是技术应用的结果。”全国政协常委王光谦表示,但现在出现了两张皮的分割现象,特别是在人才的评价中采用最简单的“数论文,比影响因子”的倾向愈演愈烈。

 

随着我国科学研究的评价过度依赖“唯论文论”的评价体系,其负面效果已经凸显:它导致研究人员普遍将发表论文作为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导致片面追求在高SCI影响指数刊物上发表论文并重视数量的浮躁心态,无法潜心从事原创性强、周期长的研究方向。

 

在该评价体系下,应用研究得不到评价和重视,大部分高校教师即使从事低水平重复性的基础研究,也不愿意从事应用研究,工科院校和学科也出现“理科化”的倾向。

 

此外,发表论文与项目申请、个人收入紧密挂钩,极易诱发急功近利甚至学术不端。

 

“SCI评价体系的推广还严重影响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发展,导致我国的研究力量向一些‘时尚’的热门学科聚集,不利于我国科学研究的长期发展。”全国政协常委郑兰荪介绍,尽管它的存在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相对公平、公正的评价和选拔方式,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影响。

 

十几年来,“数字专政”、“唯论文是瞻”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学术生态。

 

“在数数为主的论文指挥棒下,难以真实反映不同评价对象和创新链中不同层面的实际情况,不利于重大原创,难以形成有利于成果转化的人才结构。”调研期间,程津培常委对此忧心忡忡。

 

事实上,科技部曾在2003年出台过《科学技术评价办法》等指导性文件,但因缺乏配套措施,未达预期效果。

 

座谈会上,程津培开门见山指出,应根据不同学科、研究领域以及岗位特点,分别设置合理的评价指标,形成正确导向。“鼓励各单位在分类评价基础上大胆实践,自行确定评价标准和方式,积极探索制定有利于甘于寂寞潜心研究、成果转化和支撑平台等工作的评价办法。”

 

陈群等多位常委、委员也认为,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科技工作的特点,围绕不同的研究目标,比如科学前沿、国家需求、社会服务等,建立差异化的分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同时,根据不同类型科技工作的特点,评价的频率和节奏也要有所不同。

 

“在发达国家,科研人员获得奖项并不会与待遇直接挂钩。评价结果是一种荣誉,而不是待遇,这也是国际历来的通行做法。”对于如何改革科技评估制度,全国政协常委田刚在座谈会上给出了建议:我们可以规定奖项获得者享受附带待遇的年限,比如3年,或者是采取一次性奖励、不增加附加待遇的办法,改变困局,促进科研人员继续努力,不断追求卓越。

 

“帽子工程”并非越多越好

 

近几年,为了推动国家的科技发展,多个部委和各省市纷纷推出各种人才计划,为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政出多门,定位重叠,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客观上形成了很多“帽子工程”。这些“帽子”与科研资源、职称晋升、评奖待遇紧密挂钩,事关青年学者的“功名利禄”,从而引发抢“帽子”。

 

全国政协委员朱星坦言,现在“帽子”是各个学校参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时最核心的指标之一。“帽子工程”的导向使得人心越来越浮躁,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研制仪器设备的、潜心研究十年磨一剑的人戴不上“帽子”。

 

如何调动没有“帽子”的90%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这不仅仅是一流大学建设面对的问题,更是整个科学界乃至全社会需要审视、思考的问题。

 

“为了单纯追求‘帽子’,人们仅关注热点领域和高影响因子。”座谈会上,朱星对五花八门的“帽子工程”的现状表达了担忧:为了在高影响因子期刊发表论文,人们放弃原有的优势学科,都去追赶短平快的研究热点,放弃了坚韧不拔精神,造成原有的优势学科平衡被破坏,最终受损的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根基。

 

按照国际学界惯例,评估专家都是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同行顶尖专家,评估时尤其重视同行顶尖专家的评议意见。科研人才和科研成果在同行中获得什么样的评价,对本专业领域发展起到什么作用,是否做出开创性或奠基性的成果等都只能由同行专家才能做出相对准确的评价。

 

“如果培养工程师的大学却没有人愿意做工程师,那么将来如何建设自己的国家?”朱星的反问,也道出了部分与会者的心声。

 

委员们认为,科技人才计划涉及我国科技发展的百年大计,要尊重规律,优化青年科学家的成长环境,让科学研究回归到探求真理的初心。

 

“在迈向强国的时代进程中,整个社会环境、舆论思潮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科技评价中一定要能够继续容忍失败,各类科技计划的实施不以论文专利数量为项目目标,注重原创成果的取得,允许一定的失败比例,科学看待失败。”全国政协委员沈保根针对优化创新环境发言时呼吁,尽快建立宽容失败的评价机制。

 

他建议,全社会应探索鼓励团队合作的评价模式,让科技评价回归学术判断和学术评价本身,公平对待每一位科研合作者,创造协同创新、专心宽松、有利于重大原创成果产出的合作氛围。

 

“经过挫折和失败,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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